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與傳說，是祖先生活片斷的口耳相傳，或是誇大祖先的英勇行為。因此，在那些神話與傳說中，殘存著一部份的事實。相傳，日本的祖先是一對男女神，男神為兄─「伊奘諾尊」，女神為妹─「伊奘冉尊」。祂們站在天地之間的浮橋上，將矛丟入海中，再將之拾起，水由矛尖滴下，形成島嶼，這就是日本群島形成的傳說。祂們還創生海、水、山、木、草、土等神，更由諾尊的左眼創生「天照大神」，並由天照大神治國。其後天照大神生「天忍穗耳命」，天忍穗耳命生天孫「瓊瓊杵尊」，天照大神特命瓊瓊杵尊下降地面，臨行前贈與三種神器─「八尺瓊勾玉(曲玉)」、「天叢雲劍」及「八咫鏡」，等到天孫下降後，天的浮橋收起，天與地便分開了。瓊瓊杵尊後來生了「彥火火出見尊」，彥火火出見尊生「彥波瀲武鸕鶿草葺不合尊」，彥波瀲武鸕鶿草葺不合尊被認為是神代的最後統治者，而祂所生的「神武天皇」，就是人代的第一個君主。現在日本的國旗，就是我們俗稱的「太陽旗」(見圖)，即與天照大神的傳說有關。左圖為日本四大島嶼，由南到北分別是九州、四國、本州、北海道。其中紅點為京都所在。左圖為日本國旗，因為其中繪製有象徵太陽的圖案，又稱為太陽旗。在日本，法律上並沒有確立正式的國徽。因此習慣上，日本王室天皇的家徽「十六花瓣八重表菊紋」，即菊花紋章被接受作為國家的徽章而使用。「天照大神出洞」屏風。天照大神或稱天照大御神（《古事記》稱法），是日本神話中高天原的統治者與太陽女神。她被奉為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最高神祇。據說其原型是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而古代日本人每次飯前都要說：「要感謝天照大神。」

遣唐使是指七至九世紀時，日本派遣往中國唐朝的使節團。當時造船技術還不成熟，加上不知利用季風，所以是有危險的，常常會發生海難。首任遣唐使於630年的犬上御田鍬所率領，此後日本陸續派遣使節前往唐朝，直到894年菅原道真因為唐朝內亂而建議中止後，才停止派遣。依照遣唐使的航行路線，大致可分為前後兩期，七世紀時多利用北路（參考圖示）；到了八、九世紀時，由於新羅已經統一朝鮮半島，所以多改為利用南路或南島路，後期大致上每次四艘，人員五百多人。其中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幹部組成的使節團，幹部之下則有知乘船事、造船都匠、譯語、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史生、射手、船師、卜部、雜使、音聲長、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柂生、挾杪、水手長、水手等，隨行的還有留學生與學問僧。遣唐使的目的主要是吸收中國的文明，其次是與唐朝友好，以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

歷史學家把德川時代的政治制度稱為「幕藩體制」，即是由中央的「幕府」與地方的「藩」構成的兩級統治結構。幕府既是高度集權的政治統治機構，又是掌握全國軍事力量的軍事指揮機關。在三代將軍家光時，確立了「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的制度，並將幕府的現職將軍定為最高權力者。將軍之下設置大老、老中、若年寄三個執政要職。大老為必要時臨時任命的幕府最高官職，可代行將軍職權；老中為負責處理日常政務的常設職務；若年寄協助老中處理政務。老中和若年寄分別設有大目付、目付等職，負責監視大名、旗本和御家人(直轄武士)的行動。老中之下還設立三奉行，即「勘定奉行」－管理幕府直轄領地內的財政、掌管貨幣鑄造和發行、處理民事訴訟；「江戶町奉行」－負責江戶的市政、員警和司法；「寺社奉行」－掌管寺社、神社僧侶，兼管關東八國以外的幕府直轄地民事訴訟。三奉行各自管轄的訴訟審判事件，如有涉及他人所管轄或難以獨自決定的情況，由老中召集三奉行及有關高級官員進行協商。協商組織稱為評定所，是幕府最高司法機關。針對地方的「藩」，德川幕府還頒佈了另外幾個重要法令。1615年６月，豐臣氏消滅以後，德川家康頒佈《一國一城令》，規定各國大名只准留下一個城堡，其餘均須拆毀。7月，頒佈《武家諸法度》，此法令到1635年三代將軍家光修改後才算完備，共21條款，主要內容為：告誡大名厲行文官武將職務，禁止連絡黨徒，不准新建城堡，對幕府應承擔參覲義務等。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統一控制，德川家族盡可能地將權力上集到幕府手中。三代將軍家光時還規定幕府以血緣關係、親疏關係和功勞大小把大名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個等級。親藩大名是德川家族的直系親屬，大約有23個。譜代大名是關原之戰以前一直追隨德川家康的大名，也稱世襲大名。外樣大名是關原之戰以後臣服德川家康的大名。在領地的配置上，凡軍事要地、政治重心地區和經濟富饒地區，則安置親藩大名或譜代大名；外樣大名則安置在邊緣地區，並由隔在外樣大名中間的親藩和譜代大名進行監視。在對地方大名的控制中，有兩項措施影響深遠。一、是取消武士的在鄉權，並集中移民到大名附近的城關區，以此加強地方大名的權力和統一戰鬥力；二、是通過參勤交代（參覲交替）制度，將地方大名集中到幕府的所在地—江戶，以補充完善幕府將軍的權力。這兩項措施是與經濟上的土地分配制度相一致的。「參勤交代」對於控制各地大名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幕府規定，各地方大名要輪流到江戶居住一段時間，參謁幕府將軍。原則上關東地區的大名每６個月一往返；離江戶較遠的大名隔年一往返，即在領國居住一年，在江戶居住一年；每年的四月為交替期。為了使大名不背叛幕府，所有大名都必須在江戶建造住宅，將妻子兒女作為人質，長期留住。在權力的控制之外，幕府還對各地大名施以情感控制。每位大名必須對將軍以個人身份發誓，聽從將軍的命令，不與人勾結反對將軍，向將軍效忠。幕府將軍則根據各地大名的忠誠程度，決定其領地佔有時間的長短。一般來說，大名的封地應該是世襲的，然而實際上佔有期並不穩固。在德川統治的初期，充公或移交別人的情況屢見不鮮。只有幾個最強大的親藩和外樣大名，在整個德川幕府時期保持了世襲的土地。大名的職責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一般情況下必須做到：一、為將軍提供軍事服務（譜代則需要為行政服務）；二、有責任應召提供特殊服務；三、必須有效地、和平地管理好領地。通過一系列的統治措施，德川幕府最終建立起一整套幕府高於一切的制度，也可以說是「高度集權的封建權力形態」。但是，實際而言，德川幕府並不能直接統治全日本的土地和百姓，幕府必須通過地方大名來間接地實現自己的統治。也就是說，地方大名直接統治管理所屬領土與人民，並以俸祿的形式支付下屬武士，而將軍統治大名，統治的權力只達到地方大名一級。「東海道舊草津宿本陣」的大門口。「本陣」(高級旅館)是高級官吏或是諸侯們在「參勤交代」時，夜晚住宿的地點。各家「本陣」不但有大門，進門後也有玄關，更有可以置放轎子的「式台」，官吏或諸侯們可以直接從轎子進入旅館內。諸侯住宿時，「本陣」四周會圍上印有各大名「家徽」的帳幕，並點上同樣印有家徽的燈籠。「本陣」主人穿著外掛與褲裙的盛裝，與旅館內的服務員，全體在入口處列隊相迎。「本陣」主人通常是當地的權威人士，可以佩刀。位在北九州市的常盤橋，是昔日「參勤交代」隊伍來往使用的古橋。

在有關人代的傳說中，最重要的是「神武東征」。相傳，神武天皇（神日本盤余彥神）在四十五歲那年與諸兄、諸皇子商議東征，率兵從日向的高千穗出發，他們先到北九州的東端，經過現在的門司一地，沿著瀨戶內海航行到安藝（今廣島），再由安藝移師吉備。在這裡建行宮，備舟楫，蓄兵食，三年後，又率師航行到難波（今大阪附近），再溯流而上，到河內地區。隨後開始與土著展開爭戰，其間遭遇戰敗、航行時遇暴風，使得神武天皇的兄長先後隕命，但是他仍然持續東進，終於擊敗並收服了土著，將整個大和與河內區域佔領下來，這就是所謂「大倭肇國」的經過。神武天皇滿足於大和的地理條件，就在畝傍山東南的橿原建立宮室─叫做「橿原宮」，改元稱神武天皇元年，他在位七十六年，享壽一百二十一歲。由於時間久遠，加上大量神話的色彩，我們無法斷定世上是否真存在過神武天皇這號人物。因此如何解讀《古事紀》、《日本書紀》兩書關於這位開國天皇的描述便成為解答這號人物的關鍵。神武即位的「辛酉年」，在中國史書上即有「辛酉革命」的讖緯之說，因此即位時間很可能是後人編出來的。至於「神武」本身即是種漢式的諡號，而「神日本盤余彥神」卻是和式的諡號，很顯然兩者應來自於不同之處。此外，「若御毛沼命」這名字又帶有五榖神的意義，而橿原乃至大和一帶自古便是重要的穀倉，且此處關於盤余彥的傳說也十分之多。很有可能這些故事和在一起，便構成神武這位傳奇性的開國天皇。另外，有種說法指出神武天皇就是秦朝時被秦始皇派遣尋找長生不老藥的方士徐福，他和數千個童男女隨從在到達日本之後一去不返，徐福更成為後來的神武天皇（日本現有的徐福墓是即附會此一說法而立），而現時的日本人（大和民族）亦被指是徐福和這群童男女的後裔。但很顯然，這說法缺乏證據支持，而且在時間和空間上與神武的故事差異頗大（徐福登陸的地點眾說紛紜，自稱為登陸點的地方遍及全國）。因此，並無多少說服性。針對《古事紀》與《日本書紀》的記載，有學者根據考古研究的成果，結合出土文物與「欠史八代」，提出神武天皇即是崇神天皇的訛傳，其與後來的八代天皇不過是皇室為拉長日本歷史而創造出來的產物之說。當然，如果不考究故事有多少可信度，我們可以將東征的故事看成大和政權由九州向東推至大和的過程縮影。明治之後，由於皇權大興，對神武事跡的時間考證也逐漸熱絡：那柯通世提出，將西元前660年視為開國之年的說法，之後衍伸出紀元節這種假想的開國之日。此外，1889年日本政府在據說他建國地的奈良縣橿原市重建橿原神宮，以紀念這位傳說中的第一位天皇。為了紀念第一代天皇，1889年日本政府在據說他建國地的奈良縣橿原市重建橿原神宮，日本皇族每年都會來此參拜。

在對外貿易方面，德川幕府一開始是延續豐臣秀吉的措施。秀吉時為了取締倭寇及鼓勵對外貿易，曾經發給朱印狀，用以證明它是正式的貿易船，但是由於秀吉的對外侵略政策，使得這個措施並未形成一種有效的制度。等到德川家康時，乃積極與安南與呂宋等地的政權進行交涉，方才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准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日本西南大名與有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鎖國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來東南亞之間。中國、外國商人在琉球、臺灣、呂宋、安南與暹羅等地進行國際貿易。此時針對外國人對日本的貿易，則由於天主教傳教士與外國商人長期介入戰國大名間的爭戰，加上大阪之役時他們與豐臣家有所接觸，所以1616年德川秀忠掌握大權之後，便發佈繼承其父的「禁教令」，下令除中國船隻之外，其他國家的船隻只能停靠平戶、長崎兩港。禁教令會波及到貿易，是因為部份傳教士冒充商人。在此一禁教政策執行中，荷蘭人（以荷屬東印度公司為主）利用此一情勢，乃揭發葡萄牙人傳教，促使幕府限制葡萄牙人的貿易範圍，以便取代他們在日本的地位。到了三代將軍家光時，對於國內各勢力嚴格的統御政策，也及於對外貿易。在1633到1639年之間，先後發佈四次禁令，被稱為「鎖國令」。其要點與措施包括：1、禁止日本人與海外往來；2、取締天主教，尤其是傳教士；3、取締外國貿易船（1633、1635年）；4、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隻航行海外，兩年後禁止航行海外的所有日本人回國，中國船只能停靠長崎港（1636年）；5、將葡萄牙人移至出島，以禁止與日本人往來（1637）；6、1638年島原之亂（天主教的農民暴動）以後，翌年禁止葡萄牙人東航；7、1639年，將荷蘭商館移至出島，使得能到日本貿易者僅有中國人和新教徒之荷蘭人，且限於長崎一港。幕府的鎖國政策除禁教之外，還有限制貿易以防日本銀大量流出，及預防西南大名因此貿易而富強的意圖。德川家康時，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准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發給船主朱印狀，用以證明它是正式的貿易船，方才准予對外貿易。朱印船圖。

在經濟統御上，德川幕府廢除了莊園等級制，通過丈量土地，登記農田面積和勞動力，首先將國土全部歸幕府，然後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給各大名，再由大名以俸祿的方式分配給各級武士。幕府將軍統一掌握著對大名的領土分配權，而大名又掌握著對下屬武士的支配權。這不僅是集權化的必然趨勢，也意味著領土私有權的喪失。經濟上的分配是依據幕府與大名所結成的主從等級關係來進行的。在貨幣政策方面，自信長鑄造「大判」（重十兩的金幣）開始，經秀吉而至家康，都知道統一貨幣的重要。隨著德川幕府政權的鞏固，逐漸頒行五種貨幣政策：一、將「大判」十分取其一，作一兩重的「金小判」，充當訂定價格的標準。二、規定銀貨幣的品質，便於買賣交易時使用。三、統一錢幣，且多鑄造。四、頒金銀座制度，禁止私鑄。五、設法集中金銀幣。上述政策在金幣方面是成功的，在銀幣方面則是失敗的。這與日本國內金銀礦產分佈有關（東部產金較多，西部產銀較多），加上德川幕府以前政權的措施，如秀吉時大量開採銀礦，使得京都與西國習慣於使用銀幣。為了因應「江戶用金，大阪用銀」的情況，造成日本國內「兩替業」（換錢業）的發達。根據日本以往的文獻記載，並對照昔時的社會背景得知，在鐮倉末期，已有換錢時取工資的情形，即「替賃」。室町時代即有換錢時抽取一定的成數，並放貸收取利息的情形，即「和利」；此時京都就有了「兩替業」，並有「兩替町」。室町末期，兩替店經營換錢外，又鑑定金銀成色，收取的工資稱為「切賃」，他們日後變為「金座」。江戶開府後，兩替商設在金座附近，當時有「本兩替町」、「新兩替町」（今之銀座街），他們的業務是原先是兌換金、銀和錢，後來則逐漸擴充到「存放款、買賣金銀、融通票據、匯兌、頒佈金銀行情」等業務。兩替商與幕府、大名關係密切，成為幕府與大名重要的融資來源。為了得到開設兩替店的許可，兩替商必須向幕府繳納稅金，但是幕府終究無法取得操控這些兩替業的權力。

幕府的前身原本是賴朝統御源氏族人的家政機構，所以一開始的組織是模仿權門勢家的制度而設「政所」（1180年）。所謂「政所」，原先是指設於親王及官品達二位以上官員家中的正式機構。具有中央機關性質的機構，則是「侍所」，負責統御源氏的御家人（有主從關係之武士）及處理軍事、警察事務，其首長稱為「別當」。1184年，設「公文所」，後來改稱「政所」，處理財政（領地、年貢等）與一般行政事務，其首長亦稱為「別當」，也稱「執權」。另外還設立「問注所」，處理司法事務，首長稱為「執事」。後來由於事務增多，無法只在鐮倉處理，故在重要地方增設六波羅探題、鎮西探題、長門探題、奧州總奉行等機構以分擔其工作。1185年後，針對地方上的管理，則為「守護－地頭」制度。在各國設置「守護」，職掌軍事與警察之權，一旦有事，即由其督促轄內地頭、御家人，征民為夫役；或指揮御家人擔任守護京都與鐮倉的任務。同時於各國設置「地頭」，負責管理屬於源氏的莊園土地，戰時負責徵集兵糧，平時則有警察權、徵稅權及土地管理權。源氏雖然在鐮倉樹立武士政權，但並未能完全控制全國。由於當時在京都尚有以朝廷為中心的公卿政權存在，這一集團在地方上也仍有土地兵馬基礎，所以鐮倉時代的政治，是屬於「公、武二元政治」。就鐮倉幕府的經濟基礎而言，與貴族時代並無不同，都是以所控制的莊園所上繳的「年貢」為主，幕府透過「地頭」的派任，間接管理轄下的土地與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鐮倉時代，由於京都、奈良及其他國衙、莊園地主的消費，使得商品得以流通，貨幣經濟也發達起來，甚至產生一些因商業而繁榮的都市。

在眾多從事醫療傳教的西醫中，要以英國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 M.B，M.R.C.S，1816－1873）的影響最大。他所著的醫書在中國發揮傳播西醫知識的功用，並在中國醫界興起一陣風潮，最為論者所重。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清江蘇吳縣人。道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809-1874）在《校邠廬抗議》中曾說道：「西人之擅長者，曆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書。經譯者十之一二耳。必能盡見其未譯之書，方能探跡索隱。」合信醫師的譯書工作，正是希望中國盡見「西人之擅長者」。第一本合信醫書—《全體新論》在1851年出版時，就馬上再版了數次，並曾在日本出版；廣州更出現盜印版，可見其風行的程度；這幾本醫書的影響力連合信自己都曾說：「中土士大夫皆知為有用之書。」而《格致彙編》中也載到：「合信氏所譯醫書，印行約二十年，中國醫士幾將家置一編，奉為圭臬。」足見其影響之廣大。

黃河下游的堤防工程，在春秋時應已著手興建，到了戰國以後，黃河下游兩岸，漸漸有了區域性的系統堤防，堤防成為防洪的主要方式。但當時仍以限制洪水氾濫為主，所以黃河兩岸的堤防距離，達五十里之寬。日後人們為了開墾肥沃的河灘地，於堤防臨水ㄧ面增築雙重或多重堤防，使得堤防距離日漸縮小，堤防性質轉變，成為控制洪水與開墾河灘地之主要手段。到了兩漢時期，黃河下游已出現石堤，並同時存在堤防寬狹、堤內有堤等現象。漢代有幾次重要的治河工程，如瓠子堵口、東郡金堤堵口與王景治河等等。其中以王景治河為影響後世最大的防洪工程。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 A.D.），王景主持治河工程。王景與王吳率領軍士數十萬人，修築黃河千里長堤，上起滎陽（今河南鄭州西北）下至千乘海口（今山東利津縣）。另外，又挖除河道中的石灘，截彎取直，疏浚淤積。此次治河成效卓越，嗣後黃河改行新道，歷經九百多年沒有重大改道，決溢明顯減少。隋唐期間的黃河河道，大致上無重大的改變，即走王景治河之故道，但河床的淤高卻日益嚴重。此時期的治河重心，在於重建黃河下游的堤防系統。唐代前期大修堤防、渠道，初步重建黃河之系統堤防，但後期河患則明顯增多，除自然的環境因素外，更有人為決堤的紀錄，如《太平寰宇記》記載：乾元二年（759 A.D.），為防止史思明的叛軍南侵，唐守將李銑曾決黃河於長清(今山東長清縣)。此外《新唐書?五行志》也有：乾寧三年（896 A.D.）四月，朱全忠決河堤於滑州（今河南滑縣）的事蹟。這些人為的決口，不僅破壞了後期的河防系統，更加重洪水的災情。五代以後，黃河決溢頻繁，亦有多次的人為決口。嚴重的河患，迫使政府重視堤防的興築，甚至委派宰相來監修，如後周顯德元年（954 A.D.）十一月，即遣宰相李穀率丁夫六萬，執行黃河的修防工程，這是唐代所沒有見過的情況。而此時期，堤防也出現新的形式，如黃河下游出現遙堤、縷堤，有了系統化的雙重堤防；遙堤（遠堤）可以阻擋洪水的侵襲，近水的縷堤（近堤）可以保護灘地的居民。

觀看是瞭解事物的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醫學上亦是如此。關於醫療文化史上的圖像問題，在近代以前，圖像是中醫說理時的輔助工具，是將上古中醫經典之言具體化的視覺證據，主述以文字、輔助以圖像，使經典所言歷歷在目。然而，自西醫傳入以後，圖像用以展現真實形質，抽象或不具形質可見的身體與臟腑，像是「氣」，就絕對無法藉由圖像表現，圖像開始與形質劃上等號。譚嗣同(1865-1898)曾為西醫院中繪製精細的「全體圖」所震撼。他說：「然全體學又極難講。何則？無圖以供指點也，無蠟人以為模樣也。」又言：「是僅即臟腑言之，亦只能言其部位功用，不能將其形狀，曲曲傳出。」由此可知，對長久而來以人體「氣」的醫學知識為主的思考方式而言，西醫解剖學之奇特，就在於它能將藏於人體內的身體實情挖掘出來，再透過圖像（或模型）留下視覺證據，此轉變對中醫的衝擊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