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外貿易方面，德川幕府一開始是延續豐臣秀吉的措施。秀吉時為了取締倭寇及鼓勵對外貿易，曾經發給朱印狀，用以證明它是正式的貿易船，但是由於秀吉的對外侵略政策，使得這個措施並未形成一種有效的制度。等到德川家康時，乃積極與安南與呂宋等地的政權進行交涉，方才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准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日本西南大名與有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鎖國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來東南亞之間。中國、外國商人在琉球、臺灣、呂宋、安南與暹羅等地進行國際貿易。此時針對外國人對日本的貿易，則由於天主教傳教士與外國商人長期介入戰國大名間的爭戰，加上大阪之役時他們與豐臣家有所接觸，所以1616年德川秀忠掌握大權之後，便發佈繼承其父的「禁教令」，下令除中國船隻之外，其他國家的船隻只能停靠平戶、長崎兩港。禁教令會波及到貿易，是因為部份傳教士冒充商人。在此一禁教政策執行中，荷蘭人（以荷屬東印度公司為主）利用此一情勢，乃揭發葡萄牙人傳教，促使幕府限制葡萄牙人的貿易範圍，以便取代他們在日本的地位。到了三代將軍家光時，對於國內各勢力嚴格的統御政策，也及於對外貿易。在1633到1639年之間，先後發佈四次禁令，被稱為「鎖國令」。其要點與措施包括：1、禁止日本人與海外往來；2、取締天主教，尤其是傳教士；3、取締外國貿易船（1633、1635年）；4、禁止朱印船以外的船隻航行海外，兩年後禁止航行海外的所有日本人回國，中國船只能停靠長崎港（1636年）；5、將葡萄牙人移至出島，以禁止與日本人往來（1637）；6、1638年島原之亂（天主教的農民暴動）以後，翌年禁止葡萄牙人東航；7、1639年，將荷蘭商館移至出島，使得能到日本貿易者僅有中國人和新教徒之荷蘭人，且限於長崎一港。幕府的鎖國政策除禁教之外，還有限制貿易以防日本銀大量流出，及預防西南大名因此貿易而富強的意圖。德川家康時，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准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發給船主朱印狀，用以證明它是正式的貿易船，方才准予對外貿易。朱印船圖。

江戶幕府為維持其政權之安定，除了上述的「幕藩體制」之外，針對朝廷、寺院、浪人（無主武士）、農民等階層，也有積極的管理措施。由於這些措施是通過各種法令的宣佈，及實施嚴厲的法治政治而遂行，所以又稱為「法度主義政治」，如上述的《武家諸法度》。為了防止地方大名利用天皇的權威與幕府對抗，德川氏對皇室採取了兩手對策，一方面提高天皇的聲望，對皇室極為尊敬，幫助皇室重修宮殿，增加皇室的供養土地；另一方面，又使天皇和朝廷的活動處於嚴密的管制之下，使大名無法與皇室直接接觸。幕府在皇宮附近設立京都所司代，由軍事長官統領警衛隊。表面上擔當皇室的保衛任務，實際上是負責皇室與幕府之間的傳遞工作：把幕府的指令傳遞給朝廷，又將各地大名送呈天皇的檔案首先送交幕府審查，然後再交與天皇。天皇召見官員及各地大名，以及頒發各類榮譽頭銜，都必須先得到幕府的同意。1615年，德川家康對京都貴族頒佈了名為《禁中並公家眾法度》十七條法令，硬性規定天皇「以才藝和學問為第一」；天皇任命武家官位必須由幕府推薦；天皇只有「按本朝先規：『決定年號的權力』」。在十七條法令中，還限制皇族與大寺廟關係的規定，以及強令一些皇家王子出家修道的制度。《禁中並公家眾法度》的頒佈，可以說是完全剝奪了天皇的統治權力。針對寺院的管理，則是在慶長（1596-1615）至元和（1615-1624）年間公佈的《諸宗諸本山法度》，剝奪教權的自立性，以加強對宗教的控制，規定寺院須以學問為主，要嚴守「本山」、「本寺」之規定，嚴禁各寺院妄立異說，聚集黨徒，圖謀爭鬥。於戰爭、大名國替、減封等原因產生的浪人，是既沒有主人、也沒有知行地與俸祿的武士。對於江戶幕府的社會管控來說，是一大問題。1623年，幕府先在浪人最多的京都實行強制驅逐。1632-1635年頒佈的《武家諸法度》中，進一步的禁止浪人入仕。並公佈全國性的浪人登記制，以加強取締。但在1651-1652接連發生的浪人騷動之後，改以教化主義緩和武力統制浪人的政策，放寬浪人寄宿的限制與無子大名認領養子的禁令，解決了江戶初期的浪人問題。對於農民的統制，則是透過《檢地帳》（地籍簿，記載每一筆水田或旱田之位置、產量，及耕作者的姓名）、《名寄帳》（稅籍簿，課徵「年貢」之依據）、《宗門帳》（瞭解所皈依的佛教宗派，以禁絕基督教）來作為統御的資料。1642年發佈《田園永世買賣禁止令》，禁止土地之分割買賣，為了防止農村受到商品經濟的衝擊，家光時還下令禁止在稻田種植木棉、?草等商品作物。1649年，針對諸國鄉村公佈《慶安御觸書》（觸書即告示之意），對農民要遵守法令，服從地頭、代官，甚至對日常消費生活均作詳細規定。

大化革新，又稱「大化改新」，指645年日本發生政變之後，孝德天皇為了鞏固天皇的權力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廢除大豪族壟斷政權的體制，向中國皇帝體制學習，以成立古代中央集權國家，為日本歷史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在此之前，聖德太子致力提升天皇的地位。他與當時重要的氏族蘇我氏合作，在593年立推古天皇(女皇)，以聖德太子為攝政。聖德太子在此期間，為創造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體制，一方面擴充朝廷的屯田，將之納入朝廷的直接統治，以增強天皇的實力；另一方面，根據當時傳入中國的諸子經典，進行政治改革(見下文)；又編纂《天皇記》、《國記》（今已佚失）等書，試圖透過神話、傳說、歷史與宗教的觀點，將天皇神聖化，以樹立天皇的權威。621年聖德太子去世後，蘇我氏等大豪族控制了政權，天皇家族沒有什麼實權。直到645年，皇室中大兄皇子（之後的天智天皇）聯合貴族中臣鐮足發動政變，刺殺當時掌握朝政的權臣蘇我入鹿，其父蘇我蝦夷自殺，皇室才又奪取了政權。中大兄皇子等擁立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後，在留學生的建議下，以「法式備定的大唐國」為新體制的典範，以法律與官僚制度來取代以往的氏族制度。於是仿中國的皇帝制度，定年號為大化，是日本有年號的開始，遷都難波京（今大阪市）。646年，頒佈《革新詔書》，實行政治改革。此後日本才逐漸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國家。

幕府的前身原本是賴朝統御源氏族人的家政機構，所以一開始的組織是模仿權門勢家的制度而設「政所」（1180年）。所謂「政所」，原先是指設於親王及官品達二位以上官員家中的正式機構。具有中央機關性質的機構，則是「侍所」，負責統御源氏的御家人（有主從關係之武士）及處理軍事、警察事務，其首長稱為「別當」。1184年，設「公文所」，後來改稱「政所」，處理財政（領地、年貢等）與一般行政事務，其首長亦稱為「別當」，也稱「執權」。另外還設立「問注所」，處理司法事務，首長稱為「執事」。後來由於事務增多，無法只在鐮倉處理，故在重要地方增設六波羅探題、鎮西探題、長門探題、奧州總奉行等機構以分擔其工作。1185年後，針對地方上的管理，則為「守護－地頭」制度。在各國設置「守護」，職掌軍事與警察之權，一旦有事，即由其督促轄內地頭、御家人，征民為夫役；或指揮御家人擔任守護京都與鐮倉的任務。同時於各國設置「地頭」，負責管理屬於源氏的莊園土地，戰時負責徵集兵糧，平時則有警察權、徵稅權及土地管理權。源氏雖然在鐮倉樹立武士政權，但並未能完全控制全國。由於當時在京都尚有以朝廷為中心的公卿政權存在，這一集團在地方上也仍有土地兵馬基礎，所以鐮倉時代的政治，是屬於「公、武二元政治」。就鐮倉幕府的經濟基礎而言，與貴族時代並無不同，都是以所控制的莊園所上繳的「年貢」為主，幕府透過「地頭」的派任，間接管理轄下的土地與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鐮倉時代，由於京都、奈良及其他國衙、莊園地主的消費，使得商品得以流通，貨幣經濟也發達起來，甚至產生一些因商業而繁榮的都市。

歷史學家把德川時代的政治制度稱為「幕藩體制」，即是由中央的「幕府」與地方的「藩」構成的兩級統治結構。幕府既是高度集權的政治統治機構，又是掌握全國軍事力量的軍事指揮機關。在三代將軍家光時，確立了「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的制度，並將幕府的現職將軍定為最高權力者。將軍之下設置大老、老中、若年寄三個執政要職。大老為必要時臨時任命的幕府最高官職，可代行將軍職權；老中為負責處理日常政務的常設職務；若年寄協助老中處理政務。老中和若年寄分別設有大目付、目付等職，負責監視大名、旗本和御家人(直轄武士)的行動。老中之下還設立三奉行，即「勘定奉行」－管理幕府直轄領地內的財政、掌管貨幣鑄造和發行、處理民事訴訟；「江戶町奉行」－負責江戶的市政、員警和司法；「寺社奉行」－掌管寺社、神社僧侶，兼管關東八國以外的幕府直轄地民事訴訟。三奉行各自管轄的訴訟審判事件，如有涉及他人所管轄或難以獨自決定的情況，由老中召集三奉行及有關高級官員進行協商。協商組織稱為評定所，是幕府最高司法機關。針對地方的「藩」，德川幕府還頒佈了另外幾個重要法令。1615年６月，豐臣氏消滅以後，德川家康頒佈《一國一城令》，規定各國大名只准留下一個城堡，其餘均須拆毀。7月，頒佈《武家諸法度》，此法令到1635年三代將軍家光修改後才算完備，共21條款，主要內容為：告誡大名厲行文官武將職務，禁止連絡黨徒，不准新建城堡，對幕府應承擔參覲義務等。為了加強對全國的統一控制，德川家族盡可能地將權力上集到幕府手中。三代將軍家光時還規定幕府以血緣關係、親疏關係和功勞大小把大名分為「親藩」、「譜代」、「外樣」三個等級。親藩大名是德川家族的直系親屬，大約有23個。譜代大名是關原之戰以前一直追隨德川家康的大名，也稱世襲大名。外樣大名是關原之戰以後臣服德川家康的大名。在領地的配置上，凡軍事要地、政治重心地區和經濟富饒地區，則安置親藩大名或譜代大名；外樣大名則安置在邊緣地區，並由隔在外樣大名中間的親藩和譜代大名進行監視。在對地方大名的控制中，有兩項措施影響深遠。一、是取消武士的在鄉權，並集中移民到大名附近的城關區，以此加強地方大名的權力和統一戰鬥力；二、是通過參勤交代（參覲交替）制度，將地方大名集中到幕府的所在地—江戶，以補充完善幕府將軍的權力。這兩項措施是與經濟上的土地分配制度相一致的。「參勤交代」對於控制各地大名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幕府規定，各地方大名要輪流到江戶居住一段時間，參謁幕府將軍。原則上關東地區的大名每６個月一往返；離江戶較遠的大名隔年一往返，即在領國居住一年，在江戶居住一年；每年的四月為交替期。為了使大名不背叛幕府，所有大名都必須在江戶建造住宅，將妻子兒女作為人質，長期留住。在權力的控制之外，幕府還對各地大名施以情感控制。每位大名必須對將軍以個人身份發誓，聽從將軍的命令，不與人勾結反對將軍，向將軍效忠。幕府將軍則根據各地大名的忠誠程度，決定其領地佔有時間的長短。一般來說，大名的封地應該是世襲的，然而實際上佔有期並不穩固。在德川統治的初期，充公或移交別人的情況屢見不鮮。只有幾個最強大的親藩和外樣大名，在整個德川幕府時期保持了世襲的土地。大名的職責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一般情況下必須做到：一、為將軍提供軍事服務（譜代則需要為行政服務）；二、有責任應召提供特殊服務；三、必須有效地、和平地管理好領地。通過一系列的統治措施，德川幕府最終建立起一整套幕府高於一切的制度，也可以說是「高度集權的封建權力形態」。但是，實際而言，德川幕府並不能直接統治全日本的土地和百姓，幕府必須通過地方大名來間接地實現自己的統治。也就是說，地方大名直接統治管理所屬領土與人民，並以俸祿的形式支付下屬武士，而將軍統治大名，統治的權力只達到地方大名一級。「東海道舊草津宿本陣」的大門口。「本陣」(高級旅館)是高級官吏或是諸侯們在「參勤交代」時，夜晚住宿的地點。各家「本陣」不但有大門，進門後也有玄關，更有可以置放轎子的「式台」，官吏或諸侯們可以直接從轎子進入旅館內。諸侯住宿時，「本陣」四周會圍上印有各大名「家徽」的帳幕，並點上同樣印有家徽的燈籠。「本陣」主人穿著外掛與褲裙的盛裝，與旅館內的服務員，全體在入口處列隊相迎。「本陣」主人通常是當地的權威人士，可以佩刀。位在北九州市的常盤橋，是昔日「參勤交代」隊伍來往使用的古橋。

觀看是瞭解事物的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醫學上亦是如此。關於醫療文化史上的圖像問題，在近代以前，圖像是中醫說理時的輔助工具，是將上古中醫經典之言具體化的視覺證據，主述以文字、輔助以圖像，使經典所言歷歷在目。然而，自西醫傳入以後，圖像用以展現真實形質，抽象或不具形質可見的身體與臟腑，像是「氣」，就絕對無法藉由圖像表現，圖像開始與形質劃上等號。譚嗣同(1865-1898)曾為西醫院中繪製精細的「全體圖」所震撼。他說：「然全體學又極難講。何則？無圖以供指點也，無蠟人以為模樣也。」又言：「是僅即臟腑言之，亦只能言其部位功用，不能將其形狀，曲曲傳出。」由此可知，對長久而來以人體「氣」的醫學知識為主的思考方式而言，西醫解剖學之奇特，就在於它能將藏於人體內的身體實情挖掘出來，再透過圖像（或模型）留下視覺證據，此轉變對中醫的衝擊也不小。

近代前往中國的西醫們到底看到了什麼？他們看到，並主觀的認為中醫有很多落後與不進步的部分，特別是外科學，故而特別重視這方面知識的傳遞。這也促使西醫解剖學所形成的實質臟腑學說在中國的流行。清代學者李經邦論到，中醫在臟腑形質的查驗上，明顯不如西醫，他說：「各國西醫雖無大異，而中醫與西醫，不特論病不同，即用藥亦大異。西醫精於臟腑功用，病形實在。」加上西醫的剖割與明識臟腑，皆是西醫在審視考察時所重視的要目；相對的，中醫卻沒有能繼續發展進步，在技術、制度與訓練各方面，皆不如西醫嚴謹。然而，中醫仍多數站在傳統醫學的立場，駁斥西醫解剖學的知識，並維護中醫傳統「氣化」的醫學，像是當時許多中醫就認為西醫研究的都是「死體」，沒有生氣，並不能得到真實的生理狀況。此即西醫與中醫形質與氣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眼光。

1834年，第一位正式的傳教士醫師伯駕（P. Parker）前往中國。他先利用一年的時間學習語文，之後就開設了教會在中國的第一所現代化醫院─博濟醫院（Canton Missionary Hospital），它是遠東第一家西式醫院，也是孫中山的母校。這家醫院還有兩項特色，第一﹐它以眼科著名；第二﹐它是當時教徒們的宣教所，第一位中國籍的牧師梁發──影響洪秀全創教的《勸世良言》之作者，與伯駕友善，是這醫院的應聘傳教士。在這一段西力東漸的初期，外國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常是中國紳民仇視的目標，因此中國人對教士在各地的育嬰室、醫院、學堂等等善舉，實在難以信任。而基督教的各種禮儀及習俗，均為中國人聞所未聞之事，故一般人乃視之為邪術，並散布種種無稽而聳人聽聞的謠言。在這排外、疑外的空氣中，伯駕以其精明的醫術，贏得許多病人的信任，他們不敢白天到西洋人的醫院，大多數趁著黃昏或晚上到達伯駕的醫院，看完病後深夜才提著燈籠回家。 1838年（道光十八年），伯駕會同裨治文（E. C. Bridgman）、郭雷樞等，發起組織「中國博醫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於廣州，其設立宗旨為：「提供義診及資助澳門、廣州、上海、香港、寧波、廈門等地建設醫院，出版中文醫學書籍，主辦醫療人員之教育等事。」在中華醫學會未成立之前，中國博醫會一直負起傳布西方醫藥知識的責任，且於1887年開始出版「博醫會誌」（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這是中國最早且發行時間最久的科學雜誌。

淮河古稱淮水，北宋以前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水流湍急順暢，河道深闊，沿河還有許多湖泊窪地，是洪水的自然調蓄水庫，外加上人口密度不大，環境破壞較小，所以洪水災害紀錄很少。另方面，淮河在北宋時，還是一條有潮河流，受海潮頂托，河潮可上溯至今洪澤湖地區。因此，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北宋之前的治淮工程，多以灌溉、運輸為主，並兼具防洪性質的水利工程，如春秋楚莊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B.C.598-591），由孫叔敖創建的「芍陂」，即具有蓄水防洪的功能；戰國魏惠王（B.C.369-337）時，所開鑿的鴻溝水利工程，不僅使濟、汝、淮、泗等河流成為通渠，更能調節該地區對洪水的吞吐。漢代鴻隙陂水利的修建，亦增強淮河對洪水的容蓄能力，據《水經注?淮水》的記載，鴻隙陂與焦陂、上慎陂、下慎陂等水利設施能夠相互連通，藉以調節灌溉水量。由此可知，這些灌溉水系應能調節淮河之水量，減少水患的產生。南北朝時期，在淮河曾築有攔河大壩，名曰「浮山堰」。原本堰壩工程的修建，都是用來興利除害（灌溉、防洪），但「浮山堰」卻著眼於戰爭。當時梁武帝為對抗北魏，採納其降將王足「蓄水攻敵」之意見，於天監十三年（514 A.D.）四月，遣康絢展開築堰工程，至十五年（516 A.D.）四月完工。堰旁開有兩條溢洪道，可調節淮河來水，其上游形成巨大水庫，據今遺址與當地地形推算，主壩高可達四十公尺，蓄水量可達一百億立方公尺。不料當年八月淮河大漲，浮山堰潰堤成災，下游居民死傷數以十萬計。隋唐時期，運河水利大興，其中通濟渠、邗溝對淮河的影響最大。前者溝通黃河，後者連接長江，雖以運輸為主要目的，但亦附有灌溉、防洪等功效。其中，楚州（今江蘇淮安）與泗州（今江蘇盱眙）之間的淮河河道，因成為運河中的一段，故受到官方較多注意。此外，尚有位於蔡州新息（今河南息縣）的「玉梁渠」，古代「芍陂」水利的重修，李吉甫所築「富人」、「固本」等塘堰水利的灌溉區，都能增強淮河對洪水的調節，減少水患的產生。北宋時，因楚州與泗州之間的淮河流速湍急，不利於航運，人們在此段河道的右岸，先後開鑿了沙河、洪澤新河、龜山運河等水利建設，藉以保障航行船隻的安全，也可分減淮河流水，調節運河的水位。總而言之，北宋以前的淮河，因水文環境較佳，故沒有較重大的防洪建設，其水利工程的興築，也多著眼於灌溉與運輸功效，因此防洪只是附帶的利益，並非主要的目的。這情況直到南宋初年，黃河改道由淮河出海後，才有重大的改變。

先秦時期，各個諸侯為了富國強兵，大力發展農業，而最具代表性的農田水利工程，是為「都江堰」與「鄭國渠」。都江堰位於現今四川省灌縣境內，秦昭襄王末年（B.C. 256 - 251），由蜀郡太守李冰主持興建。晉代稱為都安大堰、湔堰，唐代又稱為楗尾堰，宋代才稱都江堰，為成都平原賴以維生的農田水利系統，歷代都受到官府的維修與擴建，如西漢景帝後元三年（B.C.141）文翁為蜀守，引湔江水灌溉農田一千七百頃，後與都江堰統合，使都江堰灌溉區向東北擴展；三國時，諸葛亮亦發民丁一千二百人，對都江堰加以維護。《水經注》上記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可見都江堰對該區農業發展的貢獻，並沿用至今，為現存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無壩引水工程。鄭國渠建於戰國末年的秦王政元年（B.C.246），由韓國水利家鄭國主持興建，十年後完工，渠長三百餘里，灌溉面積達四萬多頃。據《史記?河渠書》記載：「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可顯示其重要性，而鄭國渠在後世接續的開發下，亦成為關中最有影響力的水利工程建設。到了漢代，農田水利以關中地區最為發達，不僅延續前代的發展，更新建立許多灌溉渠道，其中以白渠與成國渠最具代表性。漢武帝元鼎六年(B.C.111)，為灌溉鄭國渠旁邊的高地，由倪寬主持鑿渠工程，開六條渠道以輔助鄭國渠灌溉，其灌溉區域也向北面擴大，稱「六輔渠」。後來趙國中大夫白公建議增建新渠，武帝於太始二年(B.C.95)，開鑿引涇水灌入渭水的渠道工程，渠長二百里，灌溉面積四千五百多頃，使鄭國渠的灌溉區域向南面擴張，稱為「白渠」。由於白渠與鄭國渠的灌溉區域相連，後代常合稱為「鄭白渠」。成國渠建於西漢中期，渠首位置在眉縣（現今陜西境內）東北，曹魏時向西延伸至陳倉（今陜西寶雞市東邊），灌溉面積達兩千多頃。西魏大統十三年（547 A.D.）進行整修，並加建六門堰來增強蓄水量。成國渠與六門堰所組成的水利系統，在唐代稱為渭白渠，灌溉面積達兩萬多頃，由當時京兆尹直接管理，並曾多次大規模維修。後歷經宋元時期，至明代時漸漸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