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許多以方言為基礎的民族印刷語言和民族語言的出版業隨著語言學革命趁勢而起，社會大眾成為辭典、文法、歷史書籍等作品的「閱讀者」，在這些眾多作品的影響下，新的民族主義的模型誕生了。在19世紀前半，民族獨立、共和革命、與民族語言理念的結合，歐洲催生了一波民粹主義性格強烈的語言民族主義。19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內部逐步地發展出「官方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其實是歐洲各王室與貴族們，對於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反動。舊的統治階級無法抵擋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也為了避免被群眾力量顛覆，於是乾脆收編民族主義。原本只有橫向聯姻，缺乏明確民族屬性的歐洲各王室競相「歸化」民族，並由此掌握對「民族想像」的詮釋權，然後透過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眾效忠，鞏固王朝權位。舉例來說：俄羅斯利用『統一語言』來創造“俄羅斯民族”。在統一語言之前，俄羅斯超過半數的人民都使用俄羅斯語以外的母語，因此在1832年烏伐洛夫所提出帝國的立基時提出“民族”後，以“語言統一”為方法建立民族國家的方式被提出，雖然並沒有立即被採用，但最終運用教育手段，透過統一語言創造所謂的『民族國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的『俄羅斯帝國』的版圖內並不僅單一民族，這樣的作法無疑是壓制弱小民族的發展。除了俄羅斯之外，還有英國。英國的情況同樣是透過『語言的統一』來完成『民族國家』的創建，但不同於俄羅斯利用教育方式統一語言，而是利用『語言擴張』的方式，來『消滅』威爾斯、蘇格蘭的方言。而『官方帝國主義』接下來更是藉由帝國主義，傳播到了殖民地，如：印度、澳洲和南非，但卻也因此凸顯出此種『官方民族主義』的兩面性：利用統一語言的方式統一內地，但卻不適用於殖民地。以澳洲為例，就算白種人在此地任官，卻也永遠被排除於殖民政府的最高職位之外，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段『沒有目的地的世俗朝聖』，更不用說是當地土著了，即便是努力學習殖民母國的文化、語言，卻永遠無法得到母國的認同，成為帕爾所說的『自己故鄉土地上的異鄉人』，也因為如此，反而更促成了殖民地人民的另一種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