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秦漢所發展的鄭白渠基礎上，另外開鑿了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稱為「三白渠」。其灌溉區域主要分佈於涇陽（今陜西涇陽縣）、櫟陽（今陜西櫟陽鎮）、高陵（今陜西高陵縣）、雲陽（今陜西雲陽鎮）、三原（今陜西三原縣北）、富平（今陜西富平縣）等地方。唐朝官員很重視三白渠的管理，但其灌溉面積卻不斷縮小。永徽六年（655 A.D.），灌溉面積僅剩一萬多頃，主要原因在於沿渠的權貴，私設水碓、水磨等手工業器具，用水過多導致灌溉水源不足。面對這個情況，唐高宗曾派官員毀撤這些設施，但不久又被權貴重建，雖然代宗、僖宗與昭宗都有同樣的措施，其結果也都相同。就這樣毀了又建，建了又拆，以致三白渠的灌溉工程功效消耗殆盡。唐代後期的農田水利，以「它山堰」灌溉工程最具代表。它山堰為唐大和七年（833 A.D.）時，由鄮縣（今浙江鄞縣）縣令王元瑋所修建。它山堰在修築以前，海潮可沿甬江上溯到章溪，甬江海水倒灌的情形，使沿江農田有鹵化的現象，因此人們在鄞江上游的四明山與它山之間，用條石砌築一座攔河溢流的堤壩，水壩的上下各三十六級，壩頂長四十二丈，約用八十塊條石板砌築而成。這座水壩平時可以阻擋鹹潮的上溯，使農地免於鹵化而廢耕，其水壩後方還可蓄水，供應鄞西平原數千頃農田灌溉，對農業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歷代對它山堰都有一定程度的維護。較重要的維修工程，如明嘉靖十五年（1536 A.D.），加高堰頂1尺；清咸豐七年（1857 A.D.），則進行過大規模的堰身修復工程。目前它山堰仍存在原址，但堰身多埋在沙土之下，已無引水灌溉的作用。

淮河古稱淮水，北宋以前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水流湍急順暢，河道深闊，沿河還有許多湖泊窪地，是洪水的自然調蓄水庫，外加上人口密度不大，環境破壞較小，所以洪水災害紀錄很少。另方面，淮河在北宋時，還是一條有潮河流，受海潮頂托，河潮可上溯至今洪澤湖地區。因此，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北宋之前的治淮工程，多以灌溉、運輸為主，並兼具防洪性質的水利工程，如春秋楚莊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B.C.598-591），由孫叔敖創建的「芍陂」，即具有蓄水防洪的功能；戰國魏惠王（B.C.369-337）時，所開鑿的鴻溝水利工程，不僅使濟、汝、淮、泗等河流成為通渠，更能調節該地區對洪水的吞吐。漢代鴻隙陂水利的修建，亦增強淮河對洪水的容蓄能力，據《水經注?淮水》的記載，鴻隙陂與焦陂、上慎陂、下慎陂等水利設施能夠相互連通，藉以調節灌溉水量。由此可知，這些灌溉水系應能調節淮河之水量，減少水患的產生。南北朝時期，在淮河曾築有攔河大壩，名曰「浮山堰」。原本堰壩工程的修建，都是用來興利除害（灌溉、防洪），但「浮山堰」卻著眼於戰爭。當時梁武帝為對抗北魏，採納其降將王足「蓄水攻敵」之意見，於天監十三年（514 A.D.）四月，遣康絢展開築堰工程，至十五年（516 A.D.）四月完工。堰旁開有兩條溢洪道，可調節淮河來水，其上游形成巨大水庫，據今遺址與當地地形推算，主壩高可達四十公尺，蓄水量可達一百億立方公尺。不料當年八月淮河大漲，浮山堰潰堤成災，下游居民死傷數以十萬計。隋唐時期，運河水利大興，其中通濟渠、邗溝對淮河的影響最大。前者溝通黃河，後者連接長江，雖以運輸為主要目的，但亦附有灌溉、防洪等功效。其中，楚州（今江蘇淮安）與泗州（今江蘇盱眙）之間的淮河河道，因成為運河中的一段，故受到官方較多注意。此外，尚有位於蔡州新息（今河南息縣）的「玉梁渠」，古代「芍陂」水利的重修，李吉甫所築「富人」、「固本」等塘堰水利的灌溉區，都能增強淮河對洪水的調節，減少水患的產生。北宋時，因楚州與泗州之間的淮河流速湍急，不利於航運，人們在此段河道的右岸，先後開鑿了沙河、洪澤新河、龜山運河等水利建設，藉以保障航行船隻的安全，也可分減淮河流水，調節運河的水位。總而言之，北宋以前的淮河，因水文環境較佳，故沒有較重大的防洪建設，其水利工程的興築，也多著眼於灌溉與運輸功效，因此防洪只是附帶的利益，並非主要的目的。這情況直到南宋初年，黃河改道由淮河出海後，才有重大的改變。

宋初鑑於北方無險可守，乃利用沿邊窪地，攔蓄海河水流，形成大片塘泊。名義上是為了屯田灌溉，實際上是為了防禦遼國騎兵入侵。太宗淳化四年（993 A.D.），派何承矩主持興建工程，調鎮兵一萬八千人，從順安（今高陽縣東）以東修堤堰約六百里，並設置斗門進行調節，引水灌溉周邊農地。真宗時工程向順安（今河北高陽縣附近）西面擴展，自安肅（今河北徐水縣）東入雄州（今河北雄縣），西至威虜軍（今河北徐水縣西北）。仁宗時又引曹河、鮑河、徐河等水源，擴充塘泊的數量與面積。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 A. D.），又引滹沱、漳、淇、易等河流，形成三十處由大小澱泊所組成的澱泊帶，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東至滄州泥沽海口（今天津小直沽口），約八百餘里。這些塘泊由河北屯田司及沿邊安撫使管理，水位的深淺還要定期向朝廷報告，可見其重要性。現今的白洋澱、東澱以及天津以南各個窪地，大都是北宋修建塘泊所留下來的遺蹟，仍保有蓄水灌溉的功能。南方的「圩田」水利建設，估計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但自唐中葉以後才有較大規模的發展。北宋時，「圩田」主要分佈在長江下游以及太湖流域，南宋以後，則向長江中游、珠江流域等地區發展。圩田的修築辦法，大致上是把窪地或沼澤、湖泊、陂塘、河道及河邊沙地等，用堤防圍堵起來，疏排積水後再將其中的土地開墾為農田，圍堤上設水閘，以防止水旱，收灌溉之利。圩田又稱湖田、圍田。北宋中後期，今安徽省南部沿江地區，已有圩田千區以上，如嘉祐六年（1061 A. D.）修復的萬春圩；政和五年(1115 A. D.)圍墾石臼湖所形成的永豐圩等，都是當時重要的糧食產地。到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 A. D.），建康（今南京市）、寧國府（今安徽宣城縣）、太平（今安徽當塗縣）、池州（今安徽貴池縣）等地，計有圩田七十多萬畝。南宋末，江南各地圩田成長迅速，如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有圩田一百五十七萬畝，南陵（今安徽南陵縣）圩田約有三十五萬畝。許多宋代所開墾的圩田繼續使用到現在，如萬春圩，經歷宋、元、明、清的維護，現今測量堤長，仍有一萬零九百五十丈（約六十一里），保有田地十萬零一千九百六十二畝。 然而，圩田水利的開發，雖滿足宋代對糧食的需求，卻也帶來嚴重的生態破壞。人們修築水利設施，改造自然環境，無非為了興利除害，建構更美好的生活，但「與湖爭地」的作為，看似有利卻後患無窮，其原因在於河流失去「湖泊」，對洪水調蓄的能力大降，水患跟著增多，更加劇水土保持的破壞，使整個水系失去平衡，災害也越來越大。這個問題在當代已發覺，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曾大力提倡水利之興修，有人便建議排乾梁山泊，可得萬頃良田，王安石相當苦惱，他擔心失去調蓄洪水之地，當時大臣劉貢甫即調侃說：「在旁邊另外開鑿一個梁山泊蓄水，不就行了嗎？」王安石豁然開朗，大笑而止。南宋李光、史才、張抑及吳芾等士人，均力言「廢田還湖」。但可惜的是，朝廷在財政的壓力下，仍屈服於眼前的利益，進行「圍湖造田」的水利建設，其結果可以宋代對鑑湖（今浙江紹興市會稽山北麓）的圍墾為例，南宋初年盡成良田，但比較該地區前後一百年之水旱災變，則分別增加四倍與十一倍之多，「圍湖造田」之利弊，明顯可知。

1834年，第一位正式的傳教士醫師伯駕（P. Parker）前往中國。他先利用一年的時間學習語文，之後就開設了教會在中國的第一所現代化醫院─博濟醫院（Canton Missionary Hospital），它是遠東第一家西式醫院，也是孫中山的母校。這家醫院還有兩項特色，第一﹐它以眼科著名；第二﹐它是當時教徒們的宣教所，第一位中國籍的牧師梁發──影響洪秀全創教的《勸世良言》之作者，與伯駕友善，是這醫院的應聘傳教士。在這一段西力東漸的初期，外國人在中國沿海的活動，常是中國紳民仇視的目標，因此中國人對教士在各地的育嬰室、醫院、學堂等等善舉，實在難以信任。而基督教的各種禮儀及習俗，均為中國人聞所未聞之事，故一般人乃視之為邪術，並散布種種無稽而聳人聽聞的謠言。在這排外、疑外的空氣中，伯駕以其精明的醫術，贏得許多病人的信任，他們不敢白天到西洋人的醫院，大多數趁著黃昏或晚上到達伯駕的醫院，看完病後深夜才提著燈籠回家。 1838年（道光十八年），伯駕會同裨治文（E. C. Bridgman）、郭雷樞等，發起組織「中國博醫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於廣州，其設立宗旨為：「提供義診及資助澳門、廣州、上海、香港、寧波、廈門等地建設醫院，出版中文醫學書籍，主辦醫療人員之教育等事。」在中華醫學會未成立之前，中國博醫會一直負起傳布西方醫藥知識的責任，且於1887年開始出版「博醫會誌」（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這是中國最早且發行時間最久的科學雜誌。

明清時期，西北地區的農田水利，受邊防的影響，漸漸受到重視。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 A.D.），遣四萬人至鳴沙州（今寧夏中寧縣東北），疏浚七星、漢伯、石空等渠，可灌溉荒田一千三百多頃。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 A.D.），於河州（今甘肅臨夏市）開鑿古跡渠，長一百五十里，灌溉田地達千頃；成化二十一年（1485 A.D.），於平涼（今甘肅平涼縣附近）修築利民渠，其支渠計有六十二條，灌溉田地約三千多頃。孝宗弘治七年（1494 A.D.），開浚唐來渠以西，傍山古渠，長三百多里，寬二十丈，但沒有成功。清乾隆年間（1736-1795 A.D.），為加強邊疆防務，在新疆大興屯田，發展農田水利。嘉慶七年（1802 A.D.）在惠遠城（今新疆伊寧市西）的伊犁河北岸，開鑿渠道，引水灌溉田地達數萬畝。道光以後，以「後套八大渠」、「新疆坎兒井」最具代表性。後套八大渠，即道光五年（1825 A.D.）所開鑿之纏金渠，道光三十年（1850 A.D.）大水沖決而成的塔布渠；咸豐時（1851-1861A.D.）開鑿之剛目渠；咸豐七年（1857 A.D.）所開之長濟渠；同治八年（1869 A.D.）年，開鑿之通濟渠；光緒年間（1875-1908 A.D.）所開之豐濟渠、沙河渠及義和渠。這八大渠均位於黃河河套地區，灌溉農田計有五千六百五十一頃。新疆地區的坎兒井水利，在清代有很大發展。道光二十五年（1845 A.D.），林則徐被貶至新疆時，曾大力推廣坎兒井水利工程，坎兒井迅速增加近百處。光緒六年(1845 A.D.)，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後，吐魯番地區坎兒井也迅速發展。同治年間（1862-1874 A.D.），吐魯番（今新疆吐魯番市）計有坎兒井數百處，同時也盛行於辟展（今新疆鄯善縣）、庫車（今新疆庫車縣）、哈密（今新疆哈密市）等地區。一般來說，每一口井大概可以供應幾十畝，或數百畝農田的灌溉。

南宋建炎二年（1128 A.D），黃河改道由泗水入淮河，侵奪了淮河下游河道。黃河所挾帶的大量泥沙，使淮河的河床淤高，打亂原本平衡的水系，淮河流域開始災害頻傳，如紹興三十二年（1162 A.D.）至興隆二年（1164 A.D.），連續三年淮河大水，數十萬人流徙江南。在明萬曆以前的四百多年間，雖然人們不斷修築堤防，堵塞決口，但河道ㄧ直在變動，主流經常在潁水、渦水、睢水、泗水等河流間擺動，再匯入淮河出海。明代潘季馴總理河道時，採取「束水攻沙」的措施，想要用淮河含沙量少的河水，沖刷黃河含沙量較高的河水。他不斷增築高家堰，使洪澤湖水位提高，用來調蓄淮河來水，以清口（今淮陰北部）作為出水口，期望能刷深河道，減少河沙淤積，讓黃河、淮河都能順暢入海。但效果不明顯，後由楊一魁總理河道時，在高家堰上建三座閘（武家墩、高良澗及周家橋），以分泄淮河洪水入運河，開金灣河，並興修金灣三減壩，泄水由芒稻河入長江，為導淮入江的開始。清代仍沿用潘季馴的辦法，康熙十六年（1677 A.D.）時，任命靳輔為治河總督，他採納幕僚陳潢的建議，沿用並發展「束水攻沙」的辦法，仍大築高家堰，並開鑿引河五道，引洪澤湖清水沖刷黃河河床。此外為分減洪水，靳輔還在高家堰上建立六座減水壩，分減湖水經由白馬湖、寶應湖等入運河，並在運河東岸建置歸海壩、歸江壩，排水入海入江。清代中葉以後，河政日漸腐敗，河道淤塞，一遇淮河大水，洪澤湖的湖水只能向南尋找出路，形成淮河改道入江的新局面。雖然咸豐五年（1855 A.D.），黃河又北遷，與淮河分離，但原淮河下游河道已被黃河泥沙淤塞，淮河已出海無路，仍為水患嚴重的河流之一。

明初河患仍頻，永樂年間京杭運河重開，維持運河通暢即成為明代治河措施中最重要的原則。此時期的治河方針，採行南分北堵之策。南分，就是使黃河分道南下，沿賈魯舊道、渦水及潁水等，循淮河入黃海，藉以分流洪水較不易潰堤。北堵，則是在黃河下游的北岸，修建堅固的長堤，防止黃河於北方決口，造成運河航道受損。但這個方法短期有利，長期卻有嚴重的問題，由於黃河河水含沙量高，分流容易使泥沙淤積速度加快，造成晚明更嚴重的洪水災害。明代後期，黃河下游決口、洪水頻繁，當時總理河道潘季馴等人提出以「束水攻沙」為核心的治河辦法，運用縷堤束水攻沙，以遙堤防禦洪水，再設置減水壩保護大堤，並改洪澤湖為水庫，調蓄淮河洪水，增加河水流速，藉以沖刷黃河泥沙，減少淤積的現象。此方法雖然效果不明顯，但變傳統治水為水沙兼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為明清治河方法的主流。明清之際，河堤失修，洪水災害頻繁。從順治元年（1644 A.D.）到康熙十五年（1676 A.D.年），三十三年之間，竟有二十三年發生決口災害。為此，康熙十六年（1677 A.D.）時，任命靳輔為治河總督，主持治河工程，他採用幕僚陳潢的建議，繼承並發展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的辦法。靳輔在治水的過程中，不僅延續「束水攻沙」的方式，更以人力浚挖補強，他認為「新淤」比較疏鬆，可束水沖刷，而「舊淤」則非靠人力疏浚不可，故能獲得數十年的小康局面。乾隆以後，雖重視黃河防洪工程，但河政日漸腐敗，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決口，堵口工程費用常高達一千萬兩白銀，成為清政府嚴重的財務負擔。咸豐五年（1855A.D.）黃河改道入大清河，形成現在的河道。

王清任（1768—1831），字勳臣，清玉田人，武庠生，納粟得千總銜。二十歲左右始習醫，後久居京師，以醫為業，並開了一間「知一堂藥鋪」，名噪京師。他是第一位對傳統醫學體系提出嚴厲糾正的中國醫生，並被清末西醫德貞（Dudgeon）譽為：「近代中國解剖家」。他的著作《醫林改錯》於1830年（道光十年）在北京刊行後，造成不小的震撼。據統計，該書自1830至1950年竟再版了40次，為古代任何一家之言的醫學著作所不及，影響一代醫學思潮甚巨。對於他的評論歷來不絕，褒貶不一，各有所重。近代醫家劉鐘衡（約生於十九世紀末）謂：「王清任先生《醫林改錯》一書，以獨見之智力，闢古人之非，驚喜交集，半生疑竇，一旦豁然。」劉自述他在1884年到上海購買西醫書數種，其中看過合信氏之《全體新論》後，發現其中描繪之「骨肉臟腑，半與前書?合。」所以他給王清任的評價是：「西醫於骨肉臟腑逐層剖驗，形真體晰，中華向無此條」，而「千載而後，闡發餘蘊，實王先生《改錯》一書，為之嚆矢也。」可見後來被稱為中西醫匯通的醫家們，在當時也受王書甚多的啟發；而王書與西醫之說有類似之處，它們都對傳統中醫做出批評，皆對當時的醫家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先秦時期，各個諸侯為了富國強兵，大力發展農業，而最具代表性的農田水利工程，是為「都江堰」與「鄭國渠」。都江堰位於現今四川省灌縣境內，秦昭襄王末年（B.C. 256 - 251），由蜀郡太守李冰主持興建。晉代稱為都安大堰、湔堰，唐代又稱為楗尾堰，宋代才稱都江堰，為成都平原賴以維生的農田水利系統，歷代都受到官府的維修與擴建，如西漢景帝後元三年（B.C.141）文翁為蜀守，引湔江水灌溉農田一千七百頃，後與都江堰統合，使都江堰灌溉區向東北擴展；三國時，諸葛亮亦發民丁一千二百人，對都江堰加以維護。《水經注》上記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可見都江堰對該區農業發展的貢獻，並沿用至今，為現存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無壩引水工程。鄭國渠建於戰國末年的秦王政元年（B.C.246），由韓國水利家鄭國主持興建，十年後完工，渠長三百餘里，灌溉面積達四萬多頃。據《史記?河渠書》記載：「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可顯示其重要性，而鄭國渠在後世接續的開發下，亦成為關中最有影響力的水利工程建設。到了漢代，農田水利以關中地區最為發達，不僅延續前代的發展，更新建立許多灌溉渠道，其中以白渠與成國渠最具代表性。漢武帝元鼎六年(B.C.111)，為灌溉鄭國渠旁邊的高地，由倪寬主持鑿渠工程，開六條渠道以輔助鄭國渠灌溉，其灌溉區域也向北面擴大，稱「六輔渠」。後來趙國中大夫白公建議增建新渠，武帝於太始二年(B.C.95)，開鑿引涇水灌入渭水的渠道工程，渠長二百里，灌溉面積四千五百多頃，使鄭國渠的灌溉區域向南面擴張，稱為「白渠」。由於白渠與鄭國渠的灌溉區域相連，後代常合稱為「鄭白渠」。成國渠建於西漢中期，渠首位置在眉縣（現今陜西境內）東北，曹魏時向西延伸至陳倉（今陜西寶雞市東邊），灌溉面積達兩千多頃。西魏大統十三年（547 A.D.）進行整修，並加建六門堰來增強蓄水量。成國渠與六門堰所組成的水利系統，在唐代稱為渭白渠，灌溉面積達兩萬多頃，由當時京兆尹直接管理，並曾多次大規模維修。後歷經宋元時期，至明代時漸漸沒落。

北宋治河的特色在於「人工改道」。歷來黃河改道，多因自然決溢無法堵口，後漸成新河道並加修堤防，但北宋則進行三次堵新復舊的人工改道工程。第一次在嘉祐元年（1056 A.D.），嘗試堵塞於現今天津附近入海的河道，使之由北流轉為東流，但失敗未成；第二次在熙寧二年（1069 A.D.），再堵北流河道，使黃河東流，由樂陵、無棣入海，但只維持十二年，又決口向北流入海；第三次在紹聖元年（1094 A.D.），又展開改北流復東流的治河工程，但只維持五年，又決向北流入海。南宋建炎二年（1128 A.D.），東京守將杜充，為防禦金兵入侵，決黃河於滑州（今河南滑縣），造成黃河改道，向東南分南、北清河（泗水、濟水）入海。當金人據有黃河下游後，百餘年間，僅有三、四十年有局部修堤，大部分時間均放任漫流，較不重視水利。元代治河也多屬於局部修堤，以保護城鎮為主。八、九十年間，黃河下游河道，南北搖擺不定，南入潁水、渦水，北入昭陽等湖。而此時期最著名的治河工程，為賈魯挽河南流。至元三年（1343 A.D.），黃河決於白茅口（今山東曹縣），氾濫數年無法堵口，當時宰相脫脫採納賈魯之建議，於至正十一年（1351 A.D.）四月，任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主持堵口工程。其主要措施有三：首先疏浚舊河道，接著整修堤防，最後進行堵口。賈魯發民夫十五萬人，軍卒二萬人，進行堵口工程，七月即疏浚河道二百八十餘里，八月引水進入故道，九月開始堵口，他以二十七艘大船，裝石做「石船堤」，並排橫於河道，左右與兩岸相接，前後互相固定，同時鑿沉於河底作堵口之基礎，至十一月完成堵口工程，挽河走徐州循泗水河道入海，但維持不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