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原名洪騂，安徽績溪人，後取自《天演論》的「適者生存」之義，改名適，字適之。幼時接受家塾式的傳統教育，接觸過許多白話文的舊式小說和傳奇。1904年赴上海，就讀於新式學校，閱讀了不少梁啟超的文章和嚴復的翻譯書籍。15歲時，即為文闡述中國富強之道唯有遵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理，力主學西方之長，來補中國所短。1906年，進入中國公學，在校編辦《競業旬報》，發表大量的白話文章。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留學，後轉讀文學院。1915年，再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於杜威，深受其實用主義的影響。1917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隨即返回中國，任教於北大，並投入《新青年》的編輯。1938至1942年，胡適被派任為駐美大使，1946至1947年回國就任北大校長。1949年滯居紐約，1958年來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2月24日下午六時，在歡迎新院士酒會結束時，因心臟病猝發去世。 胡適一生的著作豐富，包括《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胡適文存》四集十二卷、《戴東原的哲學》、《白話文學史》(上卷)、《四十自述》、《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等 。在美留學時，胡適曾明確表達他對文學的看法：「文學在今日不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胡適堅信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是民眾，而非少數的上層菁英，由少數人定義出的民族文化模式是荒謬的。他強調文化就是要反映出多數人民的生活，文學必須照顧到社會大眾，而不是追求菁英獨享的精緻嗜好或寄興言志的艱澀文句。就胡適而言，「語言是思想表達最重要的工具；一國之語言有如重大而根本之變化，則其社會和思想生活，也必有極大改變。」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發表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以白話文取代文言寫作，目的就是為了造就大眾的文學，促使教育的普及和思想的改革。1918年4月，胡適再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呼籲新文學要以社會問題為創作的中心題材：「如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舖，一切痛苦情形……並且今日新舊文明相接觸，一切家庭慘變、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定……種種問題，都可供文學的材料。」1918年6月，《新青年》以「易卜生專號」出刊，刊載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在胡適的眼中，易卜生主要致力於批判家庭、法律、宗教、道德中的陳腐和舊習的詐偽，他特別推崇易卜生對社會壓抑個性和虛偽醜惡的抨擊。「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而這種寫實主義，正是胡適認為可以用來改良社會的重要憑藉。胡適認為要解決中國問題，要有比建軍等更為深刻的措施，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記裏曾經提到：「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他主張教育才是建立新中國的基礎。當1919年5月「五四運動」發生時，胡適人在上海，迎接來華講學的杜威。他對北京學生遊行一事頗不以為然。他強調學生職責是讀書，應以「讀書救國」、「教育救國」，透過新文化來改造落後的國民性，至於政治救亡的工作，則是政府該盡的責任。1919年7月，他於《每週評論》31期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李大釗隨之發文〈再論問題與主義〉表示不認同，挑起了所謂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這被視為是新文化運動陣營中，改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派的論戰。在五四激情的當下，胡適的溫和救國主張受到不少的批評，不過隨著情勢逐漸緩和之際，他的看法卻開始獲得迴響，加上他早期在新文化運動上建立了崇高的聲望，因此，雖然他本人並未參與或指揮實際的遊行活動，但也被視為是五四運動的半個精神領袖。在東西文化論戰時期，胡適認為傳統文化已經無法適應新時代的挑戰，因此對於西方文化不該拒絕，也不能選擇性的折衷吸收，反而要全心全意地歡迎和接受。他首度在英文論文《今日的文化衝突》中使用了「全盤西化」的字眼，後來陳序經承接了這個說法。不過，「全盤西化」是摒棄一切的傳統文化嗎？事實上，胡適不擔心中國人會失掉自己優秀的傳統。他認為舊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能帶給人民精神力量的東西是不會喪失的；反之，若因擔心失去傳統，在西方文化的挑戰面前，瑟縮不前，反而喪失文化更新與現代化的契機。胡適和傳統文化的衛道之士們相比，顯然對於中國文化的信心要強得多。胡適早在留學時期，就力求借鑒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來重新研究中國文化遺產。他在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的導論中提到：「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唯有依靠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遠見和歷史連續性的意識，依靠他們的機智和技巧，能夠成功地把現代文化的精華與中國自己的文化精華聯結起來。」五四運動後，他發表〈新思潮的意義〉，宣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重建了中國哲學史、文學史；提倡女子教育、普及教育，提出高等教育；也倡導改造民俗禮儀，建立新道德。綜合而論，大至治國大計，小至繪畫技巧，胡適始終本著中西結合的原則來從事改革與創新。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時，曾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要求，表達過不贊成激烈的「五四運動」，加上強調以文化救國等溫和主張，因此，胡適常被歸類為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的知識分子代表之一。然而當1919年、1920年間，周作人、魯迅、等人大力鼓吹日本新村運動，主張要遺世而獨立，過一種自給自足的烏托邦生活，胡適卻深不以為然。1920年4月，他在《新潮》2卷3期以〈非個人主義新生活〉為題，力斥遁世主義之不足學習，強調個人仍然應該以服務社會為己任。對於混亂動盪的政局，胡適究竟如何抉擇？或許從他的〈易卜生主義〉中可推敲出一些端倪。胡適闡論易卜生的「世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時說：「……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周明之在〈胡適與文學革命－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疏離感和抗議〉中說，胡適唯一可行便是成為易卜生式的寫實自然主義者，「掙扎悲觀和樂觀之間」，只有在「救出自己」的心情之下，才能做到利人主義，他才能成為「世上最強有力的人」，不過同時也成為了「那個最孤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