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樹樹皮深褐色，葉互生，花被6片，卵形，外側光滑，內側有毛，雄蕊12枚，4輪，其中最內輪之3枚為不孕性，漿果球形，熟時呈紫黑色。

光復初期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機製輔幣的需求較小，到民國三十八年幣制改革後，才有壹角、伍角機製輔幣的發行。其中主要的圖案是「孫中山先生肖像」、「台灣島」、「梅花」、「蘭花」及「蔣中正先生肖像」等。材質則為紅銅、黃銅、銀、鋁、鎳等。

明治維新有成之後，日本國內為配合國際貨幣體系，改採金本位制；乃定於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其〈貨幣法〉，為配合其〈貨幣法〉的施行，遂於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再度舉行貨幣會議，經參酌臺灣的實際情形，乃決定其改革臺灣幣制的基本方針：「〈貨幣法〉之施行於臺灣，不以明文規定；臺灣之主要通貨，以鑿印之一圓銀幣充之，並按時價（即金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島內之一般公私交易上；原來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私人鑿印粗銀，今後禁止使用。」日人在臺灣實施「流通銀塊的金本位制」，固屬一項精心的設計，雖然尚未能將臺灣所流通的貨幣，立即完全納入日本的貨幣體制內，但是，其欲藉此而增強日本貨幣在臺灣的流通勢力，以逐漸驅逐與取代原先所流通的雜亂貨幣。由於殖民政府未能積極收換新幣，於民間使用上又未能禁絕使用舊幣，所以造成鑿印銀幣運行效果不佳的情況。最後不得不停止銀幣鑿印，改為所有銀幣均按「時價」無限制流通。日本的鑿印及未鑿印銀幣都按「時價」流通時，舊有的各種貨幣亦都繼續在民間使用，且仍有外國銀幣、乃至粗銀輸入。等到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總督府即以法令規定，對進口粗銀課稅百分之五，並禁止「歹錢」（私鑄之劣質銅幣）輸入，自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繼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更規定「折合日本貨幣（按係指其金幣而言）達三圓以上之外國輔幣（按此當包括清鑄銅錢在內），禁止輸入。」自同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此兩項規定，是日人採漸進方針，對臺灣進行進一步幣制改革的準備行動。另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臺灣銀行正式成立，並發行「銀?」，並對於之後臺灣幣制整頓發揮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的製腦技術據傳是來自朝鮮，而後由九州的薩摩藩製造，漸漸的又傳到四國一帶，使得九州與四國成為日本樟腦最大產區，長崎成為最主要出口港。日本與台灣是世界樟腦的主要產區，清代台灣樟腦貿易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便是日本。日本領台後日本的樟腦業自然如虎添翼，總督府更是相當重視樟腦事務。然而，日治初期台灣樟腦的產銷，外商仍為主要勢力，一直要到總督府推行樟腦專賣政策後，才開始轉變。台灣總督府在收回專賣權的過程上，主要實施對象為粗製樟腦，並以賠償金減少對腦戶所造成的影響。總督府並實施公開招標方式，以減少外商的反對專賣，並利用外商在國際市場的優勢，拓展海外市場。最重要的是，總督府以核准的權力，大量引進日本資金和企業，進而使台灣製腦株式會社負責製造，三井株式會社負責銷售，進而掌控樟腦的專賣。

樟腦依蒸餾程度不同，可分為五大類：在山林中將樟樹碎片進行初步蒸餾即為粗製樟腦，再提煉可成再製樟腦、改良乙種樟腦、甲種樟腦、精製樟腦，精製樟腦除為賽璐琭的重要原料，亦為重要的醫藥原料。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本營設立在巴達維亞（印尼），主要目的在於經營東亞地區，以擴張殖民地為手段，獲取商業貿易利益、資源和傳教為主要的二大目的。東印度公司成立的一百多年間，剛好見證了荷蘭的黃金時期，它在1799年解散，也正好是荷蘭黃金時代的尾聲。而這段時期，因為歐洲各強國的殖民地與貿易範圍的迅速擴張，引領了資本主義的逐漸盛行，許多中產階級和商業新貴開始出現，讓各國本身的經濟、社會體制開始產生巨大的轉變。

日本政府在第十屆帝國會議通過的「台灣銀行法」中規定台灣銀行的業務之一即是「整理幣制」。而台銀創立之初的主要營業項目為：一、外匯支票及其他商業支票之兌現；二、辦理匯兌及押匯；三、收取平常交易的商社和商人之支票手續費；四、確實可抵押之不動產或動產之貸款；五、辦理儲金和借款；六、金銀或貴金屬及諸證?的保管；七、純金銀之買賣；八、由於業務上之需要，可買入國債、地方債、及勸業債?；十、代理國庫。由上可知台銀之業務已具現代銀行金融之功能，而台銀不但是擁有發?權之發?銀行，亦同時兼具商業銀行、貿易銀行、不動產銀行、動產銀行等功能。幣制整理與台銀之設立是並行的，其時恰是日實行金本位制

除了民國三十八年的首批新台幣外，在民國四十三、四十四年還有另一批直版的新台幣。到了民國五十年，已復業的中央銀行原擬收回紙幣發行權，但是受主客觀環境的影響，仍委託台灣銀行代理發行紙幣。五月一日開始發行新版紙幣，由原來的直式改為橫式。主要圖案則改為「西螺大橋」、「蘇花公路─清水斷崖」、「鵝鸞鼻燈塔」、「孫中山先生肖像」、「蔣中正先生肖像」及「中華民國總統府」等，有落實本土及強調國幣等意涵。而民國五十五年陽明山中山樓落成之後，配合孫中山遺像，亦在伍拾圓紙幣背面繪上「中山樓圖案」，彰顯紀念意義。至於在行政區劃上不隸於台澎地區，如福建省的馬祖、金門地區，則採用在紙鈔上加註地區註記的方式，以示區別。

除了之前看過的日治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銀?、金?外，隨著日本在台統治的逐漸穩定與持續經濟發展，為因應不斷上升貨幣需求，台灣銀行乃陸續發行新版紙幣。以下將透過圖片的說明，讓我們實際觀察日治時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貨幣面額、形制的演變。1914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3月3日起，台灣銀行發行「大正改造?」，改直式版面為橫式版面。正面採用「台灣神社」圖案，背面則為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圖案。雖然圖案或有變化，但這兩個主題一直為日治時期台灣銀行發行的銀行?所採用。面值為壹圓、五圓、拾圓、五拾圓四種。到了昭和年間，由於印刷和製紙技術的進步，以及為了防止偽造、變造，於是設計新款式的紙鈔。從1933年（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起，陸續發行台灣銀行（昭和）甲?壹圓、五圓、拾圓及百圓?四種。1942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台灣銀行?刷色變更，稱為「乙?」，面值有壹圓?、五圓?、拾圓?三種。其中五圓?、拾圓?的背面增加「飛鳥」圖案。1943年（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由於戰事的影響，原由「大日本帝國印刷局」製造的紙幣，改由台灣就地取材，自行印製，稱為「現地刷」版，由於採用甘蔗纖維紙（日本文獻載為香蕉纖維紙）平版印刷，因此較為粗劣，面值為拾圓、百圓?兩種。1944年（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三年），為了因應戰爭所造成的物資欠缺、通貨膨脹問題，台灣銀行擬發行千圓?，以調整台灣金融，並完成設計、試印作業。次年需要時，因受戰爭影響，已無能力印製。改由空運「日本銀行兌換?千圓?」以應急，為供識別，在鈔票背面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總行總經理）的紅色印章。除了紙幣之外，為了輔助紙幣流通，便利小額交易，還有機製幣（俗稱輔幣、硬幣）的鑄造、發行，日治時期在台流通的機製幣與日本本土流通的機製幣是相同的。

本廠前身為民國九年奉准籌設於上海的「上海造幣廠」，民國十七年改名為「中央造幣廠」，隸屬財政部。至民國二十二年方才正式開鑄，但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追隨政府遷往後方，先後於武昌、成都、桂林、蘭州及昆明成立分廠。抗戰勝利後，各分廠陸續結束鑄造。民國三十五年，本廠復遷回上海，但於國共內戰失利後，於民國三十八年，又隨政府播遷來台，設廠於台北市酒泉街，同時改隸中央銀行。民國六十五年遷建新廠於現址─桃園縣龜山鄉振興路577號。本廠為中央銀行轉投資生產事業機構，主要任務為經營流通硬幣及紀念幣之鑄造、銷毀、回籠硬幣整理等業務。並在不妨礙流通硬幣及紀念幣生產任務下，得依業務及市場需求，兼營紀念章牌及其他各種金屬鑄品業務。─以上資料摘修自中央造幣廠官方網頁http://www.cmc.gov.tw/mai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