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62年，臺灣電視公司開播，正式開啟我國電視時代。而開始製播電視歌仔戲是在西元1964年，當時王明山先生在臺視製播歌仔戲《朱洪武》，由「金鳳凰劇團」主演。由於當時收音機是較為普及的娛樂設備，電視尚未普及，所以沒有受到注意。當電視歌仔戲慢慢受到民眾歡迎後，臺視才開放時段讓劇團演出電視歌仔戲，當時楊麗花在「聯通廣播歌劇團」的安排下演出《雷峰塔》等劇，從此走紅於電視歌仔戲界，也將電視歌仔戲發展推向高峰。西元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開播，中視招募「中視劇團」、「正聲寶島歌劇團」、「金風歌劇團」、「拱樂社歌劇團」四個劇團，以連續劇方式播出歌仔戲。西元1971年，華視開播，亦播出歌仔戲節目。就在三臺電視在三團鼎力的情況下，黃俊雄布袋戲也在電視大放光彩，「雲州大儒俠」風靡多少人為之廢寢忘食。為鞏固電視歌仔戲的收視率，由臺視節目部何貽謀策劃，整併三臺電視臺的歌仔戲人才，於西元1972年成立「臺視聯合歌劇團」，以楊麗花為團長。結果演出大受歡迎，使電視歌仔戲又邁向另一高峰，但是這情況只維持五年，這期間因為演員忙於事業，無法專心演出，加上政府限制閩南語節目，所以「臺視聯合歌劇團」在西元1977年解散。西元1979年，電視臺又開始恢復歌仔戲節目，臺視推出以楊麗花帶領的歌仔戲節目，推出《蓮花鐵三郎》、《青山綠水情》等好戲，當時臺視編劇狄珊為使劇情緊湊，對於曲調【哭調】加以刪除，且將劇情改為以愛情為主，兼及武俠內容。葉青在西元1982年於華視成立「神仙歌劇團」，推出《瀟湘夜雨》、《灞橋煙柳》等膾炙人口的歌仔戲，當狄珊轉為華視編劇時，便嘗試加入電子特效，內容雖以民間傳說或神話為主，但加入多種上天遁地的法術，讓電視歌仔戲興起一陣「神話特技」的風潮。不過，之後又漸漸改走「復古創新」路線。中視因為一直缺乏適當演員，所以僅在開播前兩年演出歌仔戲，有十餘年時間未曾播出歌仔戲節目，在臺視、華視兩面夾攻的情勢下，中視力圖振作，曾邀請「明華園歌劇團」與其他民間歌仔戲製作歌仔戲，但是「明華園歌劇團」無心在螢光幕上發展，所以中視又陷入沒有歌仔戲演出的情況，西元1988年，劉鍾元所領導的「河洛有限公司」，曾為中視製作歌仔戲節目，吸引不少觀眾，但是「河洛有限公司」欲轉往劇場發展，所以中視便邀請黃香蓮演出歌仔戲，推出《羅通掃北》、《寶貝王爺貴千金》等電視歌仔戲。近年來，媒體開放娛樂多元，電視歌仔戲節目不如以往受到歡迎，閩南語連續劇也加入攻佔市場，加上電視歌仔戲演員都各自有其他發展，所以很少製作歌仔戲節目。

明華園最早的團長為陳明吉，1912年出生於屏東縣車城鄉，曾經加入九甲戲班，西元1930年，陳明吉與戲院老板蔡炳華共組劇團，稱為「明華歌劇團」。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為管制戲劇，成立「臺灣演劇協會」，當時獲准演出的劇團之一包括「明華歌劇團」。戰後，「明華歌劇團」更名為「明華園」。西元1962年，臺視開播，影響到內臺歌仔戲的生態，許多劇團只好散班或往野臺發展。「明華園」原本堅持在內臺演出，後來仍決定轉戰外臺。外臺的生活較為刻苦，演員大都以戲臺為住處，在哪裡演出便以哪裡為家，之後「明華園」成員才在屏東縣潮州安定。西元1982年，「明華園」以《父子情深》獲全國戲劇比賽冠軍，以及最佳團體演技獎，最佳編劇獎（陳勝國）、最佳小生獎（陳昭香），打響了「明華園」的知名度。進而有機會在隔年，進入國父紀念館演出《父子情深》與《濟公活佛》，建立「明華園」口碑。西元1997年，陳明吉去世後，「明華園」便分為八團，以「天、地、玄、黃、日、月、星、辰」，由八個子女各自掌理，各房之妻、兒女、媳婦為基本成員，團長陳勝福的「地字團」為公演團，每當有大型公演，各團便分配人力支援「地字團」。其他各團活動地區分散在中南部。「明華園」是家族劇團，陳明吉共育有八子，這些第二代成員都是現今「明華園」的支柱，陳家媳婦也大都是歌仔戲演員，三媳孫翠鳳原本不是職業歌仔戲演員，嫁到陳家後才開始學戲。陳家老大是陳明吉的養子名叫郭南海，為後場全才；老二陳勝典與父親陳明吉感情最深厚；老三陳勝國是明華園的導演及編劇高手，老四陳勝福是明華園團長，他為明華園開拓許多演出機會，舉凡工地秀、醫院、監獄、大專院校、社教館、國家劇院表演等，企圖打響明華園知名度，而針對明華園內部則採用管理概念，佈景、道具、戲服都以電腦化管理；且調整演員薪資，又要求演員要守時練功排戲，讓明華園劇團具有現代化管理的面貌；老五陳勝在是當家丑角，他所演出的角色往往成為戲劇中的重要靈活人物。老六陳勝發是公關高手，對外的應酬都交給他。老七是陳勝順，美術是他的專業，所以團裡的佈景都靠他修護，文場樂器也很擅長，是明華園的藝術總監。「明華園」曾經遠征北京、法國、日本演出，讓臺灣歌仔戲之美散播到其他國家，身為臺灣人除了感到榮耀外，也要多多支持歌仔戲團的演出！

200年前，有人在法國的亞維隆森林裡，發現一名野孩子，他全身裸露、骯髒，不會說話，也不會表達情意。他只會用手吃生的食物，身體雖然健康，但彷彿完全與世隔絕。後來，由一位叫做伊達的醫生，進行了五年的教育方案，後來，這名野孩子成為法國社會中能表達自己思想的文明人。這個例子，展現了教育的影響力，也顯示出一個人具有改變的潛力與可能性。教育真的有這麼大的功能嗎？教育的意義是什麼？與我們個人的發展有什麼關係？「教育」是將上一代或若干代積累下來的知識傳遞給年青一代的過程，在原始社會中，這些知識包括：生火、工具製造的技術、狩獵的技巧等等。利用這些知識，年輕一代不必再去盲目地摸索或重複的經歷失敗，就可以生存下來。正因為這些知識對於生存不可或缺，因此「教育」對於人類社會，意義更加重要。等到生產技術提高，社會生活穩定，人們逐漸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發明、交流，透過這樣的歷程並創造出文字與更多的知識，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傳遞這些知識產物的場所，來教導與傳承這些文明產物，這就是教育機構的由來。一般人常常將教育與學校教育畫上等號，以為只要到學校上學，就算接受過教育了。其實，教育是指一個人在生長的歷程中，有意或無意的受到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種種影響，並不侷限於學校的圍牆內。因此，教育的管道是多元的，舉凡家庭、學校、社會、圖書館、音樂廳等等，都可算是人們接受教育的場所。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與認同的價值觀，同樣的，每個時代人們所抱持的教育觀點與教育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只有貴族子弟才能長期接受學校教育，他們以全人教育的觀點，重在啟發個體的均衡發展。中世紀時期則主要有由宗教組織主導的教會學校、以及因工商業發達而興起的行會學校；中古大學的興起，則象徵了學術自主，這種教育組織的形式與精神一直延續至今。近代，則受到文藝復興、民族國家興起，以及工業革命的影響，教育內容更豐富，教育組織更具規模、更多元……。歷史是一門鑑往知來的學問，藉由閱讀歷史，讓我們了解前人的經歷，並從中窺見不同時代人們所具有的特殊樣貌，進而幫助我們認識自己，展望未來。在這個子題中，我們就從「教育是什麼？」這個問題意識出發，來了解學校教育的起源與內容，進而回到古希臘社會中，了解當時希臘的教育概況，最後，讓我們一同思考你心中理想的「教育」究竟是什麼模樣吧！

「臺灣戲曲專科學校歌仔戲科」前身為「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歌仔戲科」，成立於1994年，在1997年與「國立國光戲劇學校」合併升格為專科學校。歌仔戲科曾經聘請的師資有，廖瓊枝、陳美雲、唐美雲、王金櫻、許秀年、呂雪鳳等歌仔戲界的資深藝人擔任；在樂器文武場方面，則聘請有柯銘峰、劉文亮等老師。課程內容教授，國中部課程有：戲曲教唱、身段練習、基本功夫、識譜聽音、歌仔戲語文、容裝臉譜、排練演出；高中部課程有：發聲訓練、臺灣戲劇史、歌仔戲語文、戲曲觀摩討論、劇藝分科、劇藝舞蹈、角色分析、舞台管理、藝術導論等。國中階段課程為歌仔戲的基礎，高中階段不僅內容加深，且加入劇場觀念，分析角色及劇場分工。對於戲曲的唱腔、身段、韻白、劇本，學生們都必須涉獵。歌仔戲科學生每年都會舉行畢業公演，且為推廣歌仔戲，更深入到社區學校、廟會、文化中心、國家戲劇院等地演出，且遠赴美國、日本公演，進行文化交流。所以臺灣戲曲專科學校的歌仔戲科，讓歌仔戲透過學校體系能夠繼續傳承。歌仔戲仍受部份民眾喜愛，如臺北社區大學也開設「歌仔戲研習班」，學員結業時公演《陳三五娘》、《山伯英臺》成果豐碩；某些歌仔戲班也開設「歌仔戲研習班」，招收有興趣學戲的學員，由劇團的演員直接擔任老師指導學員。

日本政府及臺灣總督府對於留學教育並不加干涉或限制，但臺灣內部教育機會不均等，中高等教育及教學資源缺乏，加上時代潮流的刺激，造成日治時期留學教育漸成蓬勃發展之勢，尤以留日為最。在日本國內升學遠比臺灣地區升學還要方便，較易取得更高的學歷，讓不少有心向學的學子趨之若鶩，競相留學日本。在臺日人子弟受教權的問題，一直是總督府施行教育政策的關鍵。為了改善高等教育的不足，解決升學問題，銜接日本國內課程。總督府於1922年增設臺北高等學校，先設尋常科，修業年限四年；1925年，增設高等科，分文、理兩科，修業年限三年。統計1928年至1945年的畢業生，共計日籍生2035人，臺籍生591人，兩者之間相差懸殊。日本領台之後，李春生深知日本屬於文明國家，為了讓家族子弟接受近代化學校教育，特意挑選族中子弟，遣送至日本國內就學。其他士紳家庭競相仿效，不約而同地將子弟送往日本受教。留學風氣就此開啟。臺籍學生選擇就讀的科系，以習醫者為數最多，佔百分之六十；習法政者居次，佔百分之十五；文科等所佔比例較小。部分留學歸國畢業生的出路甚廣，不是自行開業，就是被各公私立機關所網羅。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學有專精的留學生，投入1920年代以降臺灣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有些知識份子也創辦報紙，倡導新文藝等活動，扮演各種運動的先驅者或核心角色。

『領導階層』（Elite）就是俗稱的菁英。這裡泛稱的社會領導階層，主要是地方菁英。這些人在清代係指擁有科舉支撐的士紳，以及其他的富商、地主和儒士。日治時期，則是指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面，佔有一席地位或表現傑出者。一群接受菁英教育的畢業生，以及學成歸國的留學生返回工作崗位，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水準。總督府認為人才可用，遂委以職務，或遴選其出任保甲長，甚至成為各民間團體的領袖，藉以協助總督府施政。隨著耆老的凋零，接受學校教育的知識分子，逐漸取代舊科舉教育的士紳階層。新社會領導階層之中，部分仍具有家世，但是沒有任何背景，憑藉一己之力取得高等學歷者，仍可進入社會核心，擁有一定的聲望及地位。社會領導階層扮演的角色甚多，活動更是多元。參與管道有：一、進入殖民官僚體系，成為臺人官吏。二、社會領導階層，參加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三、社會領導階層發起政治運動，要求地方自治。四、組成團體，參加反殖民體制運動，反對日人統治。

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布之後的教育制度，無法滿足臺人長期以來的教育需求，連日本開明之士，亦覺不當，交相指責。總督府繼而標榜『內地延長主義』，藉以提升臺人教育及文化水準。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即是認定臺灣為日本國土的延長，採取與日本國內相同的制度及教育方式。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臺人子弟也可以進入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1941年總督府學務部再度修正「臺灣教育令」，取消公學校與小學校雙軌制，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惟考慮臺灣現況，故課程內容仍異於日本國內。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後，臺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在各地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另設高等學校一所，專門招收中學畢業生，但中等以上的教育仍感不足。可貴的是，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在臺高等教育設施才成為可能。綜觀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乃採漸進原則，由教育力量逐步強化統治基礎。同化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現代化取向，企圖改變臺灣社會。但是，教育制度的設計，長期存在著差別待遇及隔離政策，臺人始終未能與日本人享受同等權利，這也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基本特徵。

1980年代起，為了加強臺灣的文化活動，創設文化專管機構，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年7月，修訂『加強文化及育樂活動方案』，培植專業文化人員，文化資產的整理及維護，學術、藝術、文化創作的獎助及出版，提高音樂及美術水準，地方藝文基礎建設，社區整體營造等。因應國內學術文化之發展，日益重視文字工作者的生存權。除了進一步放寬出版法的限制之外，更公布著作權法，保障智慧財產權。未經原創者同意，進而授權使用，是同違反著作權法，屬於侵權行為。出版法的廢除，對文化人而言，更是一大福音。出版法經總統廢止後，等同言論自由，再也不用擔心因出版文字不妥，犯下政治忌諱，視同思想犯治罪，對文化事業，無疑是一大貢獻。政治運動的民主訴求，包含反對戒嚴時期的出版管制，主張言論自由，呼籲修改出版法。1950年代，黨外雜誌正式刊行，藉由文字宣傳，為文學創作賦予新的生命，如：自由中國、公論報等。1980年代，美麗島事件後，孕育多位關懷臺灣，重視本土文學及人權文學的作家。1987年，正式解嚴，對文化人而言，意義甚大。一系列政治民主化運動中，說明了人民有爭取著作權及創作自由的主張。二二八事件之後，宣傳委員會遭到裁撤，代之而起改組為臺灣省政府新聞室，繼而擴大為臺灣省新聞處。1949年，行政院新聞局隨著中央政府遷移至臺灣，繼續新聞業務發布事宜。總理國內宣傳、國際宣傳、資料編譯、視聽資料、聯絡、出版事業、電影事業、廣播電視事業等業務。精省之後，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改隸新聞局，專司地方新聞業務之責。

1977年，政府推動十二項建設，其中包含文化建設，計劃輔導地方文化中心轉型。訓練專業人員，評鑑地方文化中心，發展地方文化特色。依據地方產業、人文、歷史、傳統等特性，找尋各縣市獨特的文化重點，藉此吸引民眾前來觀光，繁榮地方經濟。中央推動的重大建設有遷建中央圖書館，改成國家圖書館。籌建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等文化設施。隨著政治上逐漸解禁，部份戒嚴時期之下難以發表的鄉土文學創作，得以出土，與世人見面。解嚴以後的鄉土文學創作，關懷及對象隨著增廣，主題不僅限於下層百姓的貧苦與生活。更展示臺灣人的生命力及生活環境，舉凡：社會、語言、風俗、文化、歷史等都是鄉土文學寫作的動力及來源。鄉土文化，以及古蹟資產受到人為的破壞日甚。有鑑於此，政府倡導臺灣文物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如：古蹟鑑定及修復，舉辦資產維護研討會，出版文化資產叢書，宣導愛惜資產，設置傳統藝術中心，民俗技藝園區，山地文化園區，更重視舊有技藝的傳承等。搶救臺灣碩果僅存的建築，傳習特有的文化，並且傳之後世。隨著教育改革的開展，國民教育的教材朝多元化邁進，教學內容有顯著增加及翻新。內容強調臺灣人為本位，建構臺灣的主體性。透過鄉土教材的編撰及閱讀，教導臺灣學生認識臺灣，學習各族的母語，明瞭臺灣的歷史，觀察臺灣的地理。由鄉土教材中進而發揮愛鄉、愛人等精神。

西方思潮對臺灣的影響，未曾斷絕，影響力不減反增。受全球化意識的影響，西方文學及作品的翻譯，也隨之興起。部份民間書商以翻譯西方文學及小說為主。西書翻譯風的熱潮，自解嚴以後，不曾遞減。西書翻譯更為臺灣人的智識及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臺灣人藉由西書翻譯得以與世界接軌，求知於世界。每年一度的國際臺北書展，眾多的西文及翻譯書商陸續進駐。藉由書籍的販賣與流通，臺灣民眾獲得窺探世界文化的機會。近年來，受全球化及現代化概念的影響，形成文化公民權的觀念，借著推動創意文化產業，達成文化消費，建立公民權利主體性及多樣性。文化政策受到西方文化政策的影響及衝擊，進而學習及轉變，更可看出臺灣文化發展的走向。臺灣社會日漸走向民主化之後，議題炒作，以及解釋權，不再屬於個人、政黨，甚至是男性的權利。西方文化的另一重大特點，就是多元性的呈現，關懷弱勢族群，爭取平等及平權運動。如：環保、婦女、弱勢族群等都是西方文學的課題。國內作家不止引為借鏡，更採橫向移植，透過文章翻譯，進入臺灣文壇。議題更為豐富，靈感更能文思泉湧。西化色彩，日益濃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