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至1980年稱之為台灣農業的衰退時期，也就是農工發展不平衡的時期。這一時期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時期，由於非農業部門快速發展，農業嚴重衰退，農業經營從專業轉變為兼業生產，甚至成為副業生產，這種現象有人稱之為「週末農業」。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困難，提出很多對策，像是1972年宣布「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1973年設置「糧食平準基金實施保證價格計畫收購稻穀」，1975年頒行「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1978年推行「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計畫」等重要計畫，可惜都未能徹底執行，以致農業發展的困境無法紓解。

台灣第一台筆記型電腦(Notebook PC)原型機是由工研院電通所在1990年初開發，其產業投入之時間點幾與美日等先進國家同步。不過初期由於關鍵零組件與產品規格制定大部都掌控在美日兩國手中，所以我國廠商均以代工(OEM)為主，以避免與知名廠牌進行品牌的直接競爭。全球著名電腦廠商如IBM、Sony、、Apple、惠普，為降低成本、提高市場占有率，紛紛以向海外採購物美價廉產品為競爭策略，我國廠商如廣達、仁寶、宏碁、英業達憑藉優異生產製造能力、交期準確、產品品質佳及價格低廉等優勢，成為全球知名大廠採購主要對象。全球每四台筆記型電腦，就有三台來自台灣，台灣是全球最大的筆記型電腦王國。但是，一般大眾知道的人卻寥寥無幾。這些產品也只是以這些國際大廠的品牌銷售到消費者手上，台灣代工廠商仍然只是背後的「無名」英雄。台灣電子製造商多年來為國際大廠代工製造電子產品的訂單有增無減，但是，電子產品價格不斷下滑，製造商的利潤也受到擠壓， 台灣電子產業想要在競爭激烈的環境求生存，企業創立自有品牌，成為必須要做的事。宏碁(acer) 電腦成立於1976年，於是計畫由代工轉型，以自有品牌行銷全球做為經營目標。創辦人施振榮先生決定將宏碁切割成不同的代工、品牌業務獨集團，從事多元化的經營。Acer筆記型電腦其品牌在其總經理蔣凡?可蘭奇擔任歐洲區總經理期間，打敗眾多國際品牌，躍身為歐洲第一大筆記型電腦品牌。2004年宏碁合併營收達新台幣2250億元，全球員工總數為5600人，產品行銷全球100多個國家，是世界第五大個人電腦品牌。

台灣無線電視的「老三台」官方色彩濃厚，節目未必能符合一般民眾的需求。在1993年有線電視服務合法化之前，早在1970年代中期，基隆?石牌一帶的商人就開始播放一些錄影帶節目，並非法地向民眾售賣一些電子盒子，作為解碼器的用途，使用一個解碼器便可以收看到多達十數個其他電視台的節目，台灣居民稱這種盒子解碼器提供原來三家電視台以外的電視台為「第四台」。初期的「第四台」主要播放台灣鄰近國家和日本NHK電視台的節目，還有播放一些電影院播放的電影，甚至是色情電影。「第四台」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這些節目比原來三家電視台的精采，有些還提供一些更全面的直播性質節目，如體育節目和財經行情。在1990年代中期，台灣「第四台」訂戶估計超過200萬，滲透率達70%以上。

由於國外農產品的大量傾銷，農產貿易逆差急速增加，農業生產持續衰退，農業發展遭受嚴重打擊，農村社會經濟面臨崩潰的危機，引發全體農民自力救濟運動，農民接連不斷上街遊行抗議，要求政府解決農民所遭遇的困境。於是，1982年政府又推行「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培育八萬農業大軍」、「發展精緻農業」等多項措施，但因執行不力，效果不彰。在國際農產貿易自由化的衝擊下，大量的外國產品，特別是美國的大宗穀物大量傾銷，並要求與我國簽訂「中華食米外銷協定」，以限制台灣稻米的外銷市場，加上國人消費習慣的改變，使得農業政策受到嚴重的考驗。於是，從1984年實施「稻田轉作」的措施，甚至鼓勵休耕，後又面臨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以致又要犧牲農業，來照顧整個經濟利益，甚至政治利益。農業是國家經濟基本的產業，社會安定的基石，近五十年來，台灣農業在政府的政策領導、農業工作人員的努力、與農民的辛勤工作下，已具相當良好的基礎。現階段雖然國內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農業產值比重相對降低，但整個經濟中，仍扮演絕對重要的角色，對於國人重要糧食、保持生態平衡、促進農村安定和諧及維護農家優良生活方式，永遠維持著重大的貢獻。1990年代是「脫胎換骨」的年代，我國逐漸由「高所得的社會」走向「高品質的社會」，農業建設隨著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的實施，逐漸脫胎換骨，加速升級，轉變為高品質、高效率與精緻化、企業化的產業，以面對二十一世紀的農業新境界。

近代社會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過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資訊社會。農業社會的生產形式是自然資源的攫取，工業社會的生產形式是製造與裝配，資訊社會的生產形式則是資訊的製造與處理。資訊如何傳播、分享、溝通以達到社會共同的目標，這是資訊社會重要的使命與課題。網際網路所形成的「資訊社會」，利用網路觸角深入我們的生活，穿越時空的藩籬，滿足了人類的多樣需求，也擴大了人際交往。網路無邊無際的虛擬空間（Cyberspace），不免因有心人的誤用，成為犯罪的新溫床，然而因為網路快速的發展以及廣大的穿透性，使得網路的相關法規與倫理規範尚未能完整配合，以致於網路犯罪的事件層出不窮。因此身為資訊社會的一份子，應該深思如何在資訊社會中善用科技的優點，並妥善解決和積極預防資訊科技可能帶來的危害。

影像顯示產業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生力軍，之所以能異軍突起，除了有日本的技術移轉，也和台灣過去有能力製造高解像度、畫面穩定的電視機相關，在這良好基礎上，今日逐漸轉入電腦監視器的領域，技術上由傳統的影像管CRT轉向液晶顯示器LCD。影像顯示產業迅速成為世界高科技產業主戰場，因為它在整體電子產業中的媒介角色，手機、PDA、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的電子產品都需要提供清晰的畫面、鮮豔的色彩來吸引消費者。結果，小至手機、大至七十吋以上的平面電視，各種產業都需要高品質的影像顯示器。根據經濟部2004年全球影像顯示器的應用產品(含筆記型電腦、液晶電視、電漿電視、手機、數位相機、投影機等)，台灣是世界第二大生產國。其中，友達、奇美、華映、彩晶、廣輝有「面板五虎」之稱。國際市場看好未來幾年內，「電視」市場將有大幅成長，自從液晶顯示器、電漿電視出現後，高畫質、高解析度影像不再遙不可及，加上售價會逐年降低，市場潛力不可限量。因此，行政院基於顯示器深具發展潛力，在「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產業高值化計畫「兩兆雙星」產業為推動重點，一兆元是半導體產業，另外一兆元即是發展影像顯示產業，具體目標以台灣為世界第二大生產國的基礎上，希望在未來可以挑戰全球第一的寶座。

網路成癮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最早於1995年由紐約精神科醫師Ivan Goldbeg提出。該症狀是形容因過度使用網路而幸福感上有所欠缺，也就是說因過度使用網路而造成學業、工作、社會、家庭與身心功能的減弱。1996年匹茲堡大學心理學教授KimberlyYoung，提出以下8點作為判斷網路成癮的徵兆：1.我會全神貫注於網路或線上服務活動，並在下線後仍繼續想著上網時的情形。2.我需要花更多時間在線上才能得到滿足。3.我曾努力過多次想控制或停止使用網路，但並沒有成功。4.當我企圖減少或是停止使用網路，我會覺得沮喪、心情低落或脾氣暴躁。5.我花費在網路上的時間比原先意圖的還要長。6.我會為了上網而甘願冒重要的人際關係、工作、教育或工作機會損失的危險。7.我曾向家人、朋友或其他人說謊以隱瞞我涉入網路的程度。8. 我上網是為了逃避問題或是釋放一些感覺，諸如無助、罪惡感、焦慮或沮喪。如果以上8項問題有5項回答為是，就可能是網路成癮，若每週上網超過40小時則更加符合診斷確定性。網路世界雖多彩多姿，但也不要因為過度沉迷於網路之中，而忽略在日常生活中與人的互動喔！

根據中國甘蔗的傳播史，認定台灣的甘蔗也是唐朝由印度傳到中國，然後再由中國傳到台灣。此說，好像台灣古時候能吃、能用的東西都沒有（包括人），一切有用的動植物一定要由中國或南、西洋來。尤其元代順帝至正九年（1349），中國江西南昌人汪大淵在其所著的《島夷志略》一書中，記載原住民（平埔族）以「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一般學者加以引述，然後擴大解釋為：「台灣的甘蔗最初是由中國各朝代的移民所移植過來的。」事實上，一般認為甘蔗的原產地在印度到中南半島一帶，或認為原產於新幾內亞，如果台灣的甘蔗是由外地傳入，以台灣的地理位置及原住民的南島語族淵源關係，那應該比中國更得地利和人和之便，其傳入應該早於中國，且絕對不必假道中國才是。更何況以台灣緯度的適合甘庶生長，原生於台灣亦不無可能。在日本人到臺灣發展糖業之前，臺灣就已有製糖。當時製糖的場所稱「糖廓」，其實就是用茅草搭成圓錐狀的簡陋小屋。牛車將甘蔗運至糖廓後，以人力將甘蔗一把把放入石車的縫隙，再以牛來拉動石車，原理就如石磨一樣，絞出的蔗汁再加以熬煮，便可得到糖的結晶。完全倚賴牛和人力的老式製糖方式，經濟效益低，當新式糖廠大舉進駐後，便日漸消失，老式糖廓成為歷史名詞。舊式糖?主要由造糖蔗車和煮糖室所組成，一個完整的製糖過程須包含採蔗、榨汁、煮糖三個部分。首先是採蔗，由蔗園砍下的甘蔗，用蔗刀先除去乾葉，及尾部綠苗，綑綁成把，並以很快速度，用人力和車輛拖回糖?，以免散失糖分，就馬上展開榨汁的工作。其次是榨汁，造糖蔗車的構造是以兩個花崗石圓形石磨互相咬合牽動而成，石磨是由硬木與齒輪相結合，可以連帶著滾動，每個石磨的中央，有一根木製的軸心，在軸心的上端有著橫木，連接著槓桿，槓桿的另端分接到兩到三個的牛軛，以牛力駕駛使石磨旋轉，甘蔗是自兩個石磨中間硤過，蔗汁就被榨出，流入底盤，蔗渣再拾起做兩次、三次的硤榨，使蔗汁糖分全部榨盡，石磨底盤通有一根竹管進入煮糖室。最後是煮糖，煮糖室內有鍋爐煮蔗汁，邊煮邊舀鍋上的浮渣，糖漿煮到細嫩如煮粥，用手沾會粘手時，即加入石灰淨化，後再倒入桶中冷卻，冷卻同時以木棒攪動，使糖漿均勻，結晶為赤糖粒又名為黑砂糖，糖粒裝進木箱或竹籮筐，便告完成。雖然較新式的鐵磨早在1870年已經被介紹到台灣，可是業者的保守，一直到1900年都無法改善。1860年代以後因為開港的關係，出口區擴大到澳洲、英國、美國等地，1876年世界甘蔗欠收，台灣蔗糖外銷旺盛，使得業者無意更新技術。由於技術落後，生產效率低落，產品無法與人競爭，1884年甘蔗豐收，糖價大跌，1885年歐洲、美洲、澳洲市場逐漸失去，出口量逐漸減少。

清領時期的《噶瑪蘭廳誌》上載稱：「土杉：大可十圍，週十里許，然在深山叭哩沙喃番界內，莫敢採伐。」土杉就是今天的台灣檜木，因為中國大陸沒有檜木，對早期的漢人而言，這是一種從來沒見過也不知如何稱呼的樹，於是就假借杉之名稱呼這些生長在深山裏的大樹。既然漢人在清領時期就發現了台灣檜木，為何沒有開採呢？這應該與清政府的山地政策有關，原住民不准到山下，平地漢人也不准上山，漢番交界還設有隘線管制，只有少數到山地做生意的漢人，像是通事，才有機會看到這些大樹，所以當時的漢人對山地的了解非常少。清政府領台後，自1725年台灣的樟腦被滿清政府獨佔，以樟樹為建造戰船所需的材料為名義，嚴禁私人煎腦，並專由「軍工廠」經營。其實滿清政府自已也進行煎腦的工作，並美其名，稱之為「軍工料」。獲利極豐，就是因為有利所以才由清政府獨佔。到了乾隆年間(18世紀中葉)，樟腦業開始進入盛期，但是，由於台灣的樟樹都是原生於中央山脈地帶，如此必須進入番界，常受到原住民的攻擊，所以進出深山伐木的「腦丁」應運而生。腦丁即私人武力，專門為伐樟樹防止原住民的攻擊。1810年，清政府將噶瑪蘭收入版圖，噶瑪蘭的山中所產的樟木足供軍工廠製腦，噶瑪蘭通判楊廷理諭令淡水的匠首林永春承辦，獲得很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由於樟腦事業有利可圖，而清政府以官方之力遂行獨佔，所以民間轉入地下經營，所以清政府指為「私煎」。利之所趨私煎者眾多。到了道光年間(1821年至1850年)，英國船來台，在雞籠，向民眾採購私煎的樟腦，付以違禁的鴉片，如此相互交易，馬上引起樟腦價格急遽上漲，於是樟腦業更為興隆。民間能與英人交易，清政府官員也不甘人後，與英商勾結偷運巨量的樟腦出口，清政府官員一向的作法私利優先。這是在1859年清政府將訂立天津條約之前。西方勢力開始入侵中國，在1860年分巡台廈兵備道陳懋烈議呈樟腦事業歸官辦，在台北艋胛街開設「料館」專管之。1866年，分巡台灣兵備道．吳大廷再次整理，嚴格禁止把樟腦直接賣給外商。在這樣清政府把樟腦業統歸官辦而嚴格取締民間售給外商的情況下，招致與英人樟腦商的國際糾紛，以至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英艦來襲安平港(樟腦戰爭)。於是，清政府乃頒佈「外商採買樟腦章程」，實際上是清政府低頭，撤消了樟腦官營。但是26年後即1886年台灣巡撫劉銘傳再把樟腦收歸官營。在臺灣的樟腦業可分成在現場製腦的「製造者」及將電舖設於腦務局或分局的「營業者」。製造者又分「腦長」與「腦丁」。腦長顧名思義就是腦丁之長，臺灣總督府官員於日治最初期調查所見，擔任製腦工作者皆為臺灣客家，營業者則設店舖或居住於腦務局或分局所在地，亦有派遣人員駐於當地的情形。根據記載，營業者多為福佬人，而資金來源大多是外商投資，透過洋行的融通，可以使腦棧的資本不致於曝露在風險之中。而製造者與營業者之間的業務關係，可分為三類:洋行|-->腦寮(第一類、腦棧直營)：腦長--->腦丁資本->腦棧|-->腦寮(第二類、預借資金)：腦長(腦戶)--->腦丁福佬人|-->腦寮(第三類、自由買賣)：腦長(腦戶)--->腦丁＊於新竹、苗栗地區，腦長稱為腦戶。第一類、腦棧直營：營業者預付資金給製造者，要求製造者開鑿道路，建設腦寮，製造者所生產的樟腦，營業者全數收買。第二類、預借資金：營業者預借資金給製造者購買設備，製造者每月對營業者運送製好的樟腦以換取相應價金(扣除利息及本金)。第三類、自由買賣：製造者自行出資從事生產，再將成品依時價賣給營業者。

西門町原是片台北西門城外的荒郊野地，在清領時期是墳場，俗稱「亡仔埔」。日本人進駐之後將這片地區劃分為日人宿舍區，大量移民。1922年，日本人廢掉了原有的街庄名改用日式町名，台北市被劃分為六十四町，「西門町」之名正式出現。之後在規畫建設下，陸續建立各式店鋪、日式住宅，西門町才日漸繁榮，由於西門町早期荒塚纍纍，日本人便建了八角紅樓商場（即現今紅樓）來驅鬼鎮邪。日本人也稱呼「電影院」為「常設活動寫真館」。當時，台北三家龍頭電影院「芳乃亭」、「世界館」、「新世界館」皆座落於西門町。三○年代，「第一劇場」、「國際館」、「大世界館」與「臺灣劇場」相繼開幕，加上隔年「芳明館」及「公會堂」落成，密集的電影院使得西門町一帶成為全台著名的電影街。二次大戰期間，台北城遭受美軍重轟炸機空襲，總督府及其他重要建築均遭重創，但是奇蹟似的，電影院竟然都毫髮無損，因此戰爭一結束，電影院便立刻開張營業。之後不論電影業興盛或衰頹，西門町始終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