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委會表示，加入WTO後，關稅要降低，大概由20％降到12.9％，還有市場要比以前更開放，以前禁止進口的，現在都不能再禁止進口了。依照協商結果，加入WTO之後，除稻米採限量進口，花生、糖等22類農產品採關稅配額進口，蘋果、桃子等18種農產品，則將完全開放自由進口，對本土農業，將造成衝擊。在整體來講，加入WTO第一年，台灣農業產值會降低，估計總產值要降低247億左右。但是前農委會主委彭作奎表示，就總體來看，加入WTO以後的農業產值，會減少10％，就將近400億元。400億元大概等於四次的賀伯颱風，就是我們的農業損失。這樣的結果，不僅可能改變台灣的農產品市場，連帶地也影響到農業結構，而首當其衝的就是稻米農民。依山傍海，素有洋蔥故鄉之稱的屏東枋山，當地農會超市，陳列的不是傲人的本土洋蔥，卻是進口洋蔥。枋山總幹事表示，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年的洋蔥，百分之九十都外銷，最高的外銷箱數，曾經到二百萬箱，對當時的農民而言，可以說種一分地的洋蔥，可以買一分地。這是農民種植洋蔥，最風光、最賺錢的時候。一個原本大量外銷賺取外匯的產業，在開放進口及國際競爭之後，近年來洋蔥產業快速萎縮，在加入WTO之後，這樣的衝擊將更巨大。加入WTO，按照以前的自由進出口以外，最主要是關稅調降，外國洋蔥價格將會下降，本地蔥農會變成更沒競爭力。但是洋蔥的故事並沒結束，加入WTO之後，蔥農們最擔心的勁敵，來自中國大陸。日本人和台灣人去中國大陸買賣，教他們栽培管理，所以他們的栽培管理有很大的變革，品質當然增加，但是他們栽培的成本，比台灣減少，台灣生產成本比他多六倍。 然而，中國大陸的農業競爭，已非單是農產品的低價傾銷，更嚴重是在農產品加工、經營上，中國大陸以廉價的勞力及技術的取得，在兩岸加入WTO之後，導致重創台灣農業的未來時，台灣農業該如何走？

中國傳統防洪的思想，可以歸納為四個項目：即「順其自然」、「疏通分流」、「築堤防堵」以及「束水攻沙」等防洪思想。以下詳述之：遠古大禹治水的傳說，即透露出「築堤防堵」與「疏通分流」兩種防洪思想。當時大禹的父親鯀，為防備洪水氾濫，積極興建堤防來阻擋洪水，但小規模的洪水能安然度過，大規模的洪水卻無法阻擋，反而釀成更大的災難。大禹汲取父親鯀失敗的經驗，採取分流洪水的策略，他開鑿引水渠道，減少河流水量，使洪水不致於決堤氾濫成災，完成治水的任務。「築堤防堵」與「疏通分流」兩種防洪思想，也成為後世治水的主要概念。戰國以後，有系統的河堤與疏洪渠道開始建立，為人們爭取不少的土地，但仍然避免不了洪水決堤，氾濫成災等傷害。人們開始思索，河流決堤的原因，「順其自然」的防洪思想開始具體，如漢武帝時，黃河決堤氾濫，宰相田蚡即主張順從河流，聽其自然；漢成帝時期的李尋、解光，與漢哀帝之平當，均有治河應順其自然的說法，而當時最著名的水利思想家賈讓，其治水三策中的上策，即不與水爭地。東漢初年，在討論治理黃河、汴河時，也有認為因順應水勢，要人們遷往高處的建議。到了宋代，宋神宗曾說：「黃河在東邊或西邊決口，若沒有利益或損害，順從河流的趨勢又有什麼關係？」又說：「如果能夠順從水的走向，將城市遷移至他處避開，又有什麼災害呢？」這些歷史事件，可以說明「順其自然」的防洪思想，雖然不是主流，但一直存在人們的記憶裡，為中國傳統防洪思想的ㄧ環。明代著名水利思想家潘季馴，觀察歷代防洪措施，針對河患最嚴重的黃河，提出「束水攻沙」的治水辦法，這是從傳統「防堵」和「分流」的防洪思想中，跳脫開來的新思維。他主張分流會導致流速降低，使得河水中的泥沙沉澱，反而容易讓河道淤塞，所以應該降低黃河的含沙量，並提高河水流速。因此，他在河道逼近水濱的地方，修建縷堤（近堤），藉以束水攻沙，在縷堤外又修築遙堤（遠堤）來防範特大洪水；另方面用含沙量較少的淮河，沖刷黃河河床，降低黃河的含沙量，藉以刷深黃河河道，使河水能順暢入海。明人潘季馴變傳統的治水為水沙兼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雖功效不是很顯著，但從清代主持水利的靳輔、陳潢等人，仍然認同潘季馴的辦法，並加以繼承和發展來觀察，顯見「束水攻沙」的防洪思想，即為明清時期治水的主流辦法。

海堤的建置與濱海平原的開發，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自人們將農業活動延伸至濱海平原後，海水的漲溢即造成居民生命財產的威脅，因此，興建海堤藉以防潮，是必然的趨勢，但這些小規模的捍海堤壩，歷史便疏於記載了。目前海堤最早的文獻，是為《水經注》所引《錢塘記》中的漢代故事。大意是說：東漢有一位郡議曹（郡守的屬官），名曰華信。他向民眾承諾，能挑土一斛到江邊者，即給銅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後來華信不守信用，挑土而來的民眾，憤而的將土棄於江邊，官府就利用這些土作為興修海堤的工料，所建成之海堤因此被稱為錢塘。這故事反映《錢塘記》完成前，錢塘江岸已有海堤的修建。但最明確的證據，是《北齊書?杜弼傳》記載：「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這裡的長堰，即為防潮海堤，故海堤興修當早於六世紀中葉。隋唐時期，隨著沿海地區的開發，海潮所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因此，防潮工程的興修，日漸受到人們的重視，規模也較以往龐大，如《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在錢塘江北岸到長江南岸間，即建成一條長約一百二十四里的海堤，北起吳淞江口，經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南至鹽官（今浙江海寧）。而江蘇北部地區，在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A.D.）時，海州朐山縣（今江蘇連雲港西）即築有永安堤以捍海潮之侵襲；代宗大曆年間（766-779 A.D.），亦由李承主持興建一條防潮堤，名曰常豐堰，長約一百四十二里，北起鹽城（今江蘇鹽城市），南至通州（今江蘇南通）。但這一階段所修築之海堤工程，基本上都是土堤，優點是可就地取土興建，既省工又省料，十分方便，缺點則是經不起大潮的沖擊，故必須經常維修。

五代、宋元時期，海堤工程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即從土堤轉變成石堤。由於土堤防潮的效果較差，五代後梁開平十年（910 A.D.），吳越王錢鏐在杭州沿海一帶，用新的材料建造更堅固的海堤，他先編竹籠，接著將石塊填入竹籠內，再運到海濱堆成堤壩，最後打上木樁加固，即形成所謂的「竹籠石堤」，塘外的打下大木樁起防浪消能護腳作用。但竹籠石堤內的竹木容易腐壞，在使用上仍有缺陷，所以人們加以改良而有石堤的出現。最早的石堤工程，應為北宋景祐三年（1036 A.D.），由杭州知府余獻卿所修築，長約幾十里。後來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官，見唐代李承所修之海堤已坍塌，即修復與擴建海堤，完成一條長約一百八十里的長堤，北起楚州（今江蘇淮安）北部，中間經過鹽城（今江蘇鹽城市），南至通州（今江蘇南通），人稱「范公堤」。至和年間（1054-1056 A.D.），海門知縣沈起又加以擴建，將此堤向南延伸七十里，人稱「沈公堤」。南宋在海堤的建設上也有所發展。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 A.D.），浙西提舉劉垕首創「備塘河」與「土備塘」，作為海堤的第二道防線。劉垕在海堤的內側不遠處，挖一條河道，是為備塘河；又將挖出的土，在河道內側夯築一道土塘，叫土備塘。備塘河與土備塘的作用在於海堤被沖毀時，備塘河可疏導海潮，而土備塘可成為防潮的第二道關卡。其後元朝也進行大規模的海堤修築。在杭州灣北岸，興建一條長約一百五十里的石堤，北起松江口，南至海鹽（今浙江海鹽縣）。在南岸的餘姚（今浙江餘姚市）ㄧ帶，地方官葉恒、王永等人，也修築四千多丈的石堤。另方面，建於北宋的「范公堤」、「沈公堤」，在元代都作了維護與擴建，並使兩堤的長度延伸達三百多里。

明代杭州灣北岸的海潮災害嚴重，如成化八年（1472 A.D.）的一場海潮，就將北岸的海堤摧毀大半。這情況嚴重威脅後方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為了保障賦稅的穩定，官方頻繁地展開海堤的修築，而在多次重修的經驗中，石堤的工程技術也跟著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技術，即是黃光昇所創「五縱五橫魚鱗石塘」。他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認為之前所修築的海堤，多有基礎不夠結實、堤身不夠嚴密的缺點。因此，他用大小一致的長條石柱，縱橫交錯構築，計有十八層，高三丈六尺，底部寬四丈，五縱五橫，向上層層收縮，呈魚鱗狀，堤頂則縮成一丈。其抵禦海潮的效果，優於舊式石堤，但造價昂貴，無法全面採用，這種魚鱗狀的海堤，到了清朝才有總體性的發展。康熙五十九年（1720 A.D.），朱軾綜合修堤技術，在海寧老鹽倉興修五百丈的新式魚鱗石塘。他加強舊式魚鱗石塘的結構與基礎，在石堤後半部也下樁固定，並在向海面用石塊從堤底向外斜砌，成一道消減海潮沖力的設施。雍正二年（1724 A.D.）時，一次特大潮災，摧毀杭州灣南北岸的大部分海堤，但朱軾所修之新式魚鱗石塘則成功抵禦了潮災。鑑於新式石堤強大的功效，災後清朝為了濱海地區的安全，用了五、六十年的時間，將海潮嚴重的地方，全面改成新式魚鱗石堤。至此，傳統的海堤建設也有較標準的範例，形成由石堤為主，土堤為輔的局面。這情況持續至清朝末年，西方新式材料的引進才有新的嘗試。宣統元年（1909 A.D.）興修海堤時，曾使用新式建築材料水泥，雖然不是全面採用，但這種水泥材料的構築經驗，對嗣後海堤工程的發展上，具有一定的貢獻。

「灌溉」即運用人工設施，將農作物所需要的水，輸送到農田、林地等處，補充土壤水分，以改善植物的生長發育條件。當農業成為人類食物的主要來源時，為了維持穩定的農業生產，人們必須解決農業用水的問題，而傳統的灌溉思想，即在此時期漸漸形成，可分為：提水、引水、排水和蓄水等灌溉思想。 最早的提水灌溉思想，應該是靠人力汲水灌溉，即所謂「抱甕汲水」，後來有了省力的提水吊杆──「桔槔」。東漢末年出現翻車（龍骨水車），使提水灌溉更有效率。唐宋時期則出現「筒車」，是一種利用水力提水灌溉的水車。到了元、明時期，開始將翻車改為水力或畜力驅動進行灌溉，如水轉翻車、牛轉翻車或驢轉翻車。引水是從水源自流取水灌溉農田的水利設施；排水是指排除與處理多餘水量的措施。引水、排水等灌溉思想，在《周禮》已有較具體的記載。《周禮》描述農田灌排渠道系統──溝洫，這是一個成熟的灌溉系統，大致有：引水、輸水、配水、灌水及從農田排水等等功能。此外，也出現渠道灌溉系統，如戰國初期建壩引水的智伯渠；還有引渾水淤灌的引漳十二渠。建堰壩攔蓄地表河流或改窪地為蓄水池，是蓄水灌溉思想的具體表現。在先秦時期，除直接從河流中引水灌溉的思想，還有運用人工蓄水的灌溉思想，即以修築堤防或水壩，將河水和天然降水蓄留下來，形成的蓄水庫，提供當地的農業用水，如春秋時期，楚國所興建的「芍陂」水利工程，即屬於蓄水灌溉思想下的產物。綜而論之，中國傳統的灌溉思想，在先秦時期大致上都已經具體化。

鐮倉幕府成立的基礎，是以莊園或公有土地為地盤的御家人。地方領主為了保持其權勢，不似往日之將其領土分給諸子而改成嫡長子繼承制，其餘庶子則成為部屬。但是隨著世代的繁衍，有一些庶子不能成為部屬，而跟隨其他有財勢的御家人或名主（非幕府直屬的領主）。又由於商品、貨幣較前流通，都市的生活方式滲透鄉間農村，武士的消費習慣改變，土地的收益已經無法支應，他們不得不向其他御家人或高利貸告借，御家人與名主之間開始出現兼併的情況。其中莊園內武士式名主，開始將其他獨立的中小名主納入其下，由於他們採取抵抗幕府或其他莊園領主，時人稱之為「惡黨」。另外，面對幕府由北條氏掌權，並逐漸向「得宗專制體制」發展的局面，地方上一般御家人階層與直屬得宗家的武士開始對立，中央則是北條氏與其他氏族對立。在這樣的情勢下，在後醍醐天皇主持下，於1324年開始討伐幕府的活動，其間面臨數次失敗，後醍醐天皇甚至被流放。但在1333年，由於足利尊氏的倒戈，使得局勢轉變；最後，奉檄討伐幕府的軍隊攻陷鐮倉，消滅北條高時等人，幕府滅亡。鐮倉幕府滅亡後，公卿集團與武士集團的矛盾使得日本又陷入長期的動亂。這是因為公卿將主政視為必然，對武士採取疏遠態度；而武士雖然對於政治較不關心，但重視領土的分封與一家的榮升。因此，眼看只有公卿勢力發展，自己所期待的恩賞並未獲得，所以心生不滿。再加上公卿無法迅速解決戰後的亂局，行政缺乏效率，加深了武士及一般民眾的叛離意識。於是武士集團便在足利尊氏的領導下，與皇室及公卿集團所領導的朝廷對抗。於1336年攻入京都，幽禁後醍醐天皇，自任征夷大將軍，開幕府於室町，重建武士政治體制。其後，後醍醐天皇逃往吉野（奈良縣）。此後57年，日本政權便有以吉野（南朝）、京都（北朝）為中心的兩個朝廷，進入南北朝時代。足利尊氏（1305年-1358年），室町幕府第一代將軍。鎌倉幕府滅亡後，由後醍醐天皇賜名為尊氏。死後葬在今京都市北區「等持院」。

大化革新，又稱「大化改新」，指645年日本發生政變之後，孝德天皇為了鞏固天皇的權力所進行的一連串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廢除大豪族壟斷政權的體制，向中國皇帝體制學習，以成立古代中央集權國家，為日本歷史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在此之前，聖德太子致力提升天皇的地位。他與當時重要的氏族蘇我氏合作，在593年立推古天皇(女皇)，以聖德太子為攝政。聖德太子在此期間，為創造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體制，一方面擴充朝廷的屯田，將之納入朝廷的直接統治，以增強天皇的實力；另一方面，根據當時傳入中國的諸子經典，進行政治改革(見下文)；又編纂《天皇記》、《國記》（今已佚失）等書，試圖透過神話、傳說、歷史與宗教的觀點，將天皇神聖化，以樹立天皇的權威。621年聖德太子去世後，蘇我氏等大豪族控制了政權，天皇家族沒有什麼實權。直到645年，皇室中大兄皇子（之後的天智天皇）聯合貴族中臣鐮足發動政變，刺殺當時掌握朝政的權臣蘇我入鹿，其父蘇我蝦夷自殺，皇室才又奪取了政權。中大兄皇子等擁立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後，在留學生的建議下，以「法式備定的大唐國」為新體制的典範，以法律與官僚制度來取代以往的氏族制度。於是仿中國的皇帝制度，定年號為大化，是日本有年號的開始，遷都難波京（今大阪市）。646年，頒佈《革新詔書》，實行政治改革。此後日本才逐漸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國家。

南北朝內亂可分為四個階段，亦可視為室町幕府創建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336年到1347年。此階段的發展是1339年後醍醐天皇病逝，1340年南朝經營東國失敗，加上尊氏瓦解支持南朝的武士、寺院與神社，而造成南朝的軍事力量幾乎喪失，1347年足利軍攻入吉野，吉野行宮全毀。在北朝之中，足利氏也逐漸掌握實權，然而尊氏儘量與公卿寺院、神社勢力妥協，欲以和平方式奪得政權，故有財勢的寺院、神社之莊園領主的力量得以維持，但卻成為武士彼此對立的原因。第二個階段是到1358年尊氏去世為止。此時期的特徵是武士之間的內鬨，由於對於欲建立獨立領主制的小領主階級（為逃避原先莊園領主的各種負擔）的態度不同，使得足利尊氏（主張加強守護之權）與其弟足利直義（主張妥協）對立，導致尊氏為討伐直義而降於南朝。結果是1352年直義敗死於鐮倉，而武士內部的傾軋，使得南朝得以苟延殘喘下去。第三個階段是到足利義滿於1368年就任第三任將軍為止。這段時期的發展是地方的守護與「國人」（國衙領土內的居民）階層，各自發展其實力，逐漸成為雄據一方的勢力，使得日本成為「守護領國」的情況。第四個階段是足利義滿就任將軍後，確立採取軍事專制體制的時期。在守護領國的秩序下，國內逐漸分成幾個大的勢力而較為安定。1391年，足利義滿在打倒割據一方的大守護山名氏之後，得以鞏固幕府的專制權；並以此為基礎，於1392年時逼南朝的後龜山天皇讓位，使得義滿所擁立的北朝後小松天皇成為名義上的共主（自是而後，其子孫世代為天皇，直至於今），也終止了長達57年的南北朝時期。1378年時，足利義滿在京都的室町營建了一所壯麗豪華，頗有公家風味的宅邸－「花之御所」，所以歷史上稱足利家所創建的幕府為「室町幕府」。另外，1394年足利義滿利用位於河內國的領地交換獲得「北山第」山莊，並開始大興土木整理改建。隔年他卸下征夷大將軍職位，讓給其子足利義持，並出家入道，只保留太政大臣的頭銜督政，1397年他將北山第改名為「北山殿」，作為自己修禪的場所。由於義滿將北山殿中舍利殿修築得金碧輝煌，當時的人就稱之為「金閣殿」。義滿死後，其子遵照他的遺願，將北山殿由宅邸用途改為禪寺，並以義滿的法號命名為「鹿苑寺」，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金閣寺」。金閣寺，正式名稱其實是鹿苑寺，最早完成於1397年（應永四年），是知名的觀光旅遊景點之外，也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並於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的主要建築「舍利殿」，在昭和25年（1950年）時，舍利殿因為一名21歲的見習僧人林承賢放火自焚而完全燒毀，連放在殿中供奉的國寶、足利義滿像也一同化為灰燼。金閣寺近景。金閣寺（舍利殿）是一座緊鄰鏡湖池畔的三層樓閣狀建築，一樓是延續了當初藤原時代樣貌的「法水院」（屬寢殿造風格，也就是平安時代的貴族建築風），二樓是鐮倉時期的「潮音洞」（一種武家造，意指武士建築風格），三樓則為中國（唐朝）風格的「究竟頂」（屬禪宗佛殿建築）。寺頂有寶塔狀的結構，頂端有隻象徵吉祥的金鳳凰裝飾。金閣寺冬天的景色。今日我們所看到的舍利殿，是昭和30年（1955年）時依照原樣重新修復建造的，昭和62年（1987年）全殿外壁的金箔裝飾皆全面換新，成為目前的狀態。

幕府的前身原本是賴朝統御源氏族人的家政機構，所以一開始的組織是模仿權門勢家的制度而設「政所」（1180年）。所謂「政所」，原先是指設於親王及官品達二位以上官員家中的正式機構。具有中央機關性質的機構，則是「侍所」，負責統御源氏的御家人（有主從關係之武士）及處理軍事、警察事務，其首長稱為「別當」。1184年，設「公文所」，後來改稱「政所」，處理財政（領地、年貢等）與一般行政事務，其首長亦稱為「別當」，也稱「執權」。另外還設立「問注所」，處理司法事務，首長稱為「執事」。後來由於事務增多，無法只在鐮倉處理，故在重要地方增設六波羅探題、鎮西探題、長門探題、奧州總奉行等機構以分擔其工作。1185年後，針對地方上的管理，則為「守護－地頭」制度。在各國設置「守護」，職掌軍事與警察之權，一旦有事，即由其督促轄內地頭、御家人，征民為夫役；或指揮御家人擔任守護京都與鐮倉的任務。同時於各國設置「地頭」，負責管理屬於源氏的莊園土地，戰時負責徵集兵糧，平時則有警察權、徵稅權及土地管理權。源氏雖然在鐮倉樹立武士政權，但並未能完全控制全國。由於當時在京都尚有以朝廷為中心的公卿政權存在，這一集團在地方上也仍有土地兵馬基礎，所以鐮倉時代的政治，是屬於「公、武二元政治」。就鐮倉幕府的經濟基礎而言，與貴族時代並無不同，都是以所控制的莊園所上繳的「年貢」為主，幕府透過「地頭」的派任，間接管理轄下的土地與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鐮倉時代，由於京都、奈良及其他國衙、莊園地主的消費，使得商品得以流通，貨幣經濟也發達起來，甚至產生一些因商業而繁榮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