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委會表示，加入WTO後，關稅要降低，大概由20％降到12.9％，還有市場要比以前更開放，以前禁止進口的，現在都不能再禁止進口了。依照協商結果，加入WTO之後，除稻米採限量進口，花生、糖等22類農產品採關稅配額進口，蘋果、桃子等18種農產品，則將完全開放自由進口，對本土農業，將造成衝擊。在整體來講，加入WTO第一年，台灣農業產值會降低，估計總產值要降低247億左右。但是前農委會主委彭作奎表示，就總體來看，加入WTO以後的農業產值，會減少10％，就將近400億元。400億元大概等於四次的賀伯颱風，就是我們的農業損失。這樣的結果，不僅可能改變台灣的農產品市場，連帶地也影響到農業結構，而首當其衝的就是稻米農民。依山傍海，素有洋蔥故鄉之稱的屏東枋山，當地農會超市，陳列的不是傲人的本土洋蔥，卻是進口洋蔥。枋山總幹事表示，民國六十年到七十年的洋蔥，百分之九十都外銷，最高的外銷箱數，曾經到二百萬箱，對當時的農民而言，可以說種一分地的洋蔥，可以買一分地。這是農民種植洋蔥，最風光、最賺錢的時候。一個原本大量外銷賺取外匯的產業，在開放進口及國際競爭之後，近年來洋蔥產業快速萎縮，在加入WTO之後，這樣的衝擊將更巨大。加入WTO，按照以前的自由進出口以外，最主要是關稅調降，外國洋蔥價格將會下降，本地蔥農會變成更沒競爭力。但是洋蔥的故事並沒結束，加入WTO之後，蔥農們最擔心的勁敵，來自中國大陸。日本人和台灣人去中國大陸買賣，教他們栽培管理，所以他們的栽培管理有很大的變革，品質當然增加，但是他們栽培的成本，比台灣減少，台灣生產成本比他多六倍。 然而，中國大陸的農業競爭，已非單是農產品的低價傾銷，更嚴重是在農產品加工、經營上，中國大陸以廉價的勞力及技術的取得，在兩岸加入WTO之後，導致重創台灣農業的未來時，台灣農業該如何走？

農業生產導致環境污染或是環境汙染影響農業生產，要如何使「農業生產」與「環境保護」產生均衡，好讓農業與環境能?人類永續的經營和利用，是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而現代農業太過依賴農藥、化學肥料，導致地力衰退、農產品遭污染、水質惡化及生態不平衡等問題，威脅人類健康與生活環境。像是農藥是植物保護劑，在農業的生產與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更是農業生產與對外競爭力不可或缺之資材。根據歷年統計，台灣地區每年農藥使用量大約為45000公噸（若以有效成份含量計約11500公噸），國產農藥成品有38280公噸，其中，又以除草劑佔最多，其次為殺蟲劑、殺菌劑。鑑於此項工作應由農藥業者負起回收清除責任，因此，由農藥製造業者、輸入業者共同成立相關組織執行回收業務，積極部署回收管道，宣導農民配合業者執行農藥廢容器回收工作。因此推動農業畜產廢棄物資源再利用計畫，將相關廢棄物做一回收再利用，如有機肥料的推廣、稻草回收再利用及廢水減量等，以減緩農畜業廢棄物對環境衝擊，增進農田地利，以期能永續發展、經營。 再者對受污染的土壤及地下水需加以長期監測，避免污染物擴散，並對已受污染之土壤及地下水尋求最佳復育方式，加以復育，使土壤及地下水恢復往日風貌，避免民眾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受災害。以達到農業的永續經營。

五代、宋元時期，海堤工程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即從土堤轉變成石堤。由於土堤防潮的效果較差，五代後梁開平十年（910 A.D.），吳越王錢鏐在杭州沿海一帶，用新的材料建造更堅固的海堤，他先編竹籠，接著將石塊填入竹籠內，再運到海濱堆成堤壩，最後打上木樁加固，即形成所謂的「竹籠石堤」，塘外的打下大木樁起防浪消能護腳作用。但竹籠石堤內的竹木容易腐壞，在使用上仍有缺陷，所以人們加以改良而有石堤的出現。最早的石堤工程，應為北宋景祐三年（1036 A.D.），由杭州知府余獻卿所修築，長約幾十里。後來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官，見唐代李承所修之海堤已坍塌，即修復與擴建海堤，完成一條長約一百八十里的長堤，北起楚州（今江蘇淮安）北部，中間經過鹽城（今江蘇鹽城市），南至通州（今江蘇南通），人稱「范公堤」。至和年間（1054-1056 A.D.），海門知縣沈起又加以擴建，將此堤向南延伸七十里，人稱「沈公堤」。南宋在海堤的建設上也有所發展。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 A.D.），浙西提舉劉垕首創「備塘河」與「土備塘」，作為海堤的第二道防線。劉垕在海堤的內側不遠處，挖一條河道，是為備塘河；又將挖出的土，在河道內側夯築一道土塘，叫土備塘。備塘河與土備塘的作用在於海堤被沖毀時，備塘河可疏導海潮，而土備塘可成為防潮的第二道關卡。其後元朝也進行大規模的海堤修築。在杭州灣北岸，興建一條長約一百五十里的石堤，北起松江口，南至海鹽（今浙江海鹽縣）。在南岸的餘姚（今浙江餘姚市）ㄧ帶，地方官葉恒、王永等人，也修築四千多丈的石堤。另方面，建於北宋的「范公堤」、「沈公堤」，在元代都作了維護與擴建，並使兩堤的長度延伸達三百多里。

明代杭州灣北岸的海潮災害嚴重，如成化八年（1472 A.D.）的一場海潮，就將北岸的海堤摧毀大半。這情況嚴重威脅後方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為了保障賦稅的穩定，官方頻繁地展開海堤的修築，而在多次重修的經驗中，石堤的工程技術也跟著提升，其中最重要的技術，即是黃光昇所創「五縱五橫魚鱗石塘」。他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認為之前所修築的海堤，多有基礎不夠結實、堤身不夠嚴密的缺點。因此，他用大小一致的長條石柱，縱橫交錯構築，計有十八層，高三丈六尺，底部寬四丈，五縱五橫，向上層層收縮，呈魚鱗狀，堤頂則縮成一丈。其抵禦海潮的效果，優於舊式石堤，但造價昂貴，無法全面採用，這種魚鱗狀的海堤，到了清朝才有總體性的發展。康熙五十九年（1720 A.D.），朱軾綜合修堤技術，在海寧老鹽倉興修五百丈的新式魚鱗石塘。他加強舊式魚鱗石塘的結構與基礎，在石堤後半部也下樁固定，並在向海面用石塊從堤底向外斜砌，成一道消減海潮沖力的設施。雍正二年（1724 A.D.）時，一次特大潮災，摧毀杭州灣南北岸的大部分海堤，但朱軾所修之新式魚鱗石塘則成功抵禦了潮災。鑑於新式石堤強大的功效，災後清朝為了濱海地區的安全，用了五、六十年的時間，將海潮嚴重的地方，全面改成新式魚鱗石堤。至此，傳統的海堤建設也有較標準的範例，形成由石堤為主，土堤為輔的局面。這情況持續至清朝末年，西方新式材料的引進才有新的嘗試。宣統元年（1909 A.D.）興修海堤時，曾使用新式建築材料水泥，雖然不是全面採用，但這種水泥材料的構築經驗，對嗣後海堤工程的發展上，具有一定的貢獻。

中國傳統防洪的思想，可以歸納為四個項目：即「順其自然」、「疏通分流」、「築堤防堵」以及「束水攻沙」等防洪思想。以下詳述之：遠古大禹治水的傳說，即透露出「築堤防堵」與「疏通分流」兩種防洪思想。當時大禹的父親鯀，為防備洪水氾濫，積極興建堤防來阻擋洪水，但小規模的洪水能安然度過，大規模的洪水卻無法阻擋，反而釀成更大的災難。大禹汲取父親鯀失敗的經驗，採取分流洪水的策略，他開鑿引水渠道，減少河流水量，使洪水不致於決堤氾濫成災，完成治水的任務。「築堤防堵」與「疏通分流」兩種防洪思想，也成為後世治水的主要概念。戰國以後，有系統的河堤與疏洪渠道開始建立，為人們爭取不少的土地，但仍然避免不了洪水決堤，氾濫成災等傷害。人們開始思索，河流決堤的原因，「順其自然」的防洪思想開始具體，如漢武帝時，黃河決堤氾濫，宰相田蚡即主張順從河流，聽其自然；漢成帝時期的李尋、解光，與漢哀帝之平當，均有治河應順其自然的說法，而當時最著名的水利思想家賈讓，其治水三策中的上策，即不與水爭地。東漢初年，在討論治理黃河、汴河時，也有認為因順應水勢，要人們遷往高處的建議。到了宋代，宋神宗曾說：「黃河在東邊或西邊決口，若沒有利益或損害，順從河流的趨勢又有什麼關係？」又說：「如果能夠順從水的走向，將城市遷移至他處避開，又有什麼災害呢？」這些歷史事件，可以說明「順其自然」的防洪思想，雖然不是主流，但一直存在人們的記憶裡，為中國傳統防洪思想的ㄧ環。明代著名水利思想家潘季馴，觀察歷代防洪措施，針對河患最嚴重的黃河，提出「束水攻沙」的治水辦法，這是從傳統「防堵」和「分流」的防洪思想中，跳脫開來的新思維。他主張分流會導致流速降低，使得河水中的泥沙沉澱，反而容易讓河道淤塞，所以應該降低黃河的含沙量，並提高河水流速。因此，他在河道逼近水濱的地方，修建縷堤（近堤），藉以束水攻沙，在縷堤外又修築遙堤（遠堤）來防範特大洪水；另方面用含沙量較少的淮河，沖刷黃河河床，降低黃河的含沙量，藉以刷深黃河河道，使河水能順暢入海。明人潘季馴變傳統的治水為水沙兼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雖功效不是很顯著，但從清代主持水利的靳輔、陳潢等人，仍然認同潘季馴的辦法，並加以繼承和發展來觀察，顯見「束水攻沙」的防洪思想，即為明清時期治水的主流辦法。

海堤的建置與濱海平原的開發，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自人們將農業活動延伸至濱海平原後，海水的漲溢即造成居民生命財產的威脅，因此，興建海堤藉以防潮，是必然的趨勢，但這些小規模的捍海堤壩，歷史便疏於記載了。目前海堤最早的文獻，是為《水經注》所引《錢塘記》中的漢代故事。大意是說：東漢有一位郡議曹（郡守的屬官），名曰華信。他向民眾承諾，能挑土一斛到江邊者，即給銅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後來華信不守信用，挑土而來的民眾，憤而的將土棄於江邊，官府就利用這些土作為興修海堤的工料，所建成之海堤因此被稱為錢塘。這故事反映《錢塘記》完成前，錢塘江岸已有海堤的修建。但最明確的證據，是《北齊書?杜弼傳》記載：「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這裡的長堰，即為防潮海堤，故海堤興修當早於六世紀中葉。隋唐時期，隨著沿海地區的開發，海潮所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因此，防潮工程的興修，日漸受到人們的重視，規模也較以往龐大，如《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在錢塘江北岸到長江南岸間，即建成一條長約一百二十四里的海堤，北起吳淞江口，經華亭（今上海市松江縣），南至鹽官（今浙江海寧）。而江蘇北部地區，在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A.D.）時，海州朐山縣（今江蘇連雲港西）即築有永安堤以捍海潮之侵襲；代宗大曆年間（766-779 A.D.），亦由李承主持興建一條防潮堤，名曰常豐堰，長約一百四十二里，北起鹽城（今江蘇鹽城市），南至通州（今江蘇南通）。但這一階段所修築之海堤工程，基本上都是土堤，優點是可就地取土興建，既省工又省料，十分方便，缺點則是經不起大潮的沖擊，故必須經常維修。

「灌溉」即運用人工設施，將農作物所需要的水，輸送到農田、林地等處，補充土壤水分，以改善植物的生長發育條件。當農業成為人類食物的主要來源時，為了維持穩定的農業生產，人們必須解決農業用水的問題，而傳統的灌溉思想，即在此時期漸漸形成，可分為：提水、引水、排水和蓄水等灌溉思想。 最早的提水灌溉思想，應該是靠人力汲水灌溉，即所謂「抱甕汲水」，後來有了省力的提水吊杆──「桔槔」。東漢末年出現翻車（龍骨水車），使提水灌溉更有效率。唐宋時期則出現「筒車」，是一種利用水力提水灌溉的水車。到了元、明時期，開始將翻車改為水力或畜力驅動進行灌溉，如水轉翻車、牛轉翻車或驢轉翻車。引水是從水源自流取水灌溉農田的水利設施；排水是指排除與處理多餘水量的措施。引水、排水等灌溉思想，在《周禮》已有較具體的記載。《周禮》描述農田灌排渠道系統──溝洫，這是一個成熟的灌溉系統，大致有：引水、輸水、配水、灌水及從農田排水等等功能。此外，也出現渠道灌溉系統，如戰國初期建壩引水的智伯渠；還有引渾水淤灌的引漳十二渠。建堰壩攔蓄地表河流或改窪地為蓄水池，是蓄水灌溉思想的具體表現。在先秦時期，除直接從河流中引水灌溉的思想，還有運用人工蓄水的灌溉思想，即以修築堤防或水壩，將河水和天然降水蓄留下來，形成的蓄水庫，提供當地的農業用水，如春秋時期，楚國所興建的「芍陂」水利工程，即屬於蓄水灌溉思想下的產物。綜而論之，中國傳統的灌溉思想，在先秦時期大致上都已經具體化。

在有關人代的傳說中，最重要的是「神武東征」。相傳，神武天皇（神日本盤余彥神）在四十五歲那年與諸兄、諸皇子商議東征，率兵從日向的高千穗出發，他們先到北九州的東端，經過現在的門司一地，沿著瀨戶內海航行到安藝（今廣島），再由安藝移師吉備。在這裡建行宮，備舟楫，蓄兵食，三年後，又率師航行到難波（今大阪附近），再溯流而上，到河內地區。隨後開始與土著展開爭戰，其間遭遇戰敗、航行時遇暴風，使得神武天皇的兄長先後隕命，但是他仍然持續東進，終於擊敗並收服了土著，將整個大和與河內區域佔領下來，這就是所謂「大倭肇國」的經過。神武天皇滿足於大和的地理條件，就在畝傍山東南的橿原建立宮室─叫做「橿原宮」，改元稱神武天皇元年，他在位七十六年，享壽一百二十一歲。由於時間久遠，加上大量神話的色彩，我們無法斷定世上是否真存在過神武天皇這號人物。因此如何解讀《古事紀》、《日本書紀》兩書關於這位開國天皇的描述便成為解答這號人物的關鍵。神武即位的「辛酉年」，在中國史書上即有「辛酉革命」的讖緯之說，因此即位時間很可能是後人編出來的。至於「神武」本身即是種漢式的諡號，而「神日本盤余彥神」卻是和式的諡號，很顯然兩者應來自於不同之處。此外，「若御毛沼命」這名字又帶有五榖神的意義，而橿原乃至大和一帶自古便是重要的穀倉，且此處關於盤余彥的傳說也十分之多。很有可能這些故事和在一起，便構成神武這位傳奇性的開國天皇。另外，有種說法指出神武天皇就是秦朝時被秦始皇派遣尋找長生不老藥的方士徐福，他和數千個童男女隨從在到達日本之後一去不返，徐福更成為後來的神武天皇（日本現有的徐福墓是即附會此一說法而立），而現時的日本人（大和民族）亦被指是徐福和這群童男女的後裔。但很顯然，這說法缺乏證據支持，而且在時間和空間上與神武的故事差異頗大（徐福登陸的地點眾說紛紜，自稱為登陸點的地方遍及全國）。因此，並無多少說服性。針對《古事紀》與《日本書紀》的記載，有學者根據考古研究的成果，結合出土文物與「欠史八代」，提出神武天皇即是崇神天皇的訛傳，其與後來的八代天皇不過是皇室為拉長日本歷史而創造出來的產物之說。當然，如果不考究故事有多少可信度，我們可以將東征的故事看成大和政權由九州向東推至大和的過程縮影。明治之後，由於皇權大興，對神武事跡的時間考證也逐漸熱絡：那柯通世提出，將西元前660年視為開國之年的說法，之後衍伸出紀元節這種假想的開國之日。此外，1889年日本政府在據說他建國地的奈良縣橿原市重建橿原神宮，以紀念這位傳說中的第一位天皇。為了紀念第一代天皇，1889年日本政府在據說他建國地的奈良縣橿原市重建橿原神宮，日本皇族每年都會來此參拜。

在經濟統御上，德川幕府廢除了莊園等級制，通過丈量土地，登記農田面積和勞動力，首先將國土全部歸幕府，然後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給各大名，再由大名以俸祿的方式分配給各級武士。幕府將軍統一掌握著對大名的領土分配權，而大名又掌握著對下屬武士的支配權。這不僅是集權化的必然趨勢，也意味著領土私有權的喪失。經濟上的分配是依據幕府與大名所結成的主從等級關係來進行的。在貨幣政策方面，自信長鑄造「大判」（重十兩的金幣）開始，經秀吉而至家康，都知道統一貨幣的重要。隨著德川幕府政權的鞏固，逐漸頒行五種貨幣政策：一、將「大判」十分取其一，作一兩重的「金小判」，充當訂定價格的標準。二、規定銀貨幣的品質，便於買賣交易時使用。三、統一錢幣，且多鑄造。四、頒金銀座制度，禁止私鑄。五、設法集中金銀幣。上述政策在金幣方面是成功的，在銀幣方面則是失敗的。這與日本國內金銀礦產分佈有關（東部產金較多，西部產銀較多），加上德川幕府以前政權的措施，如秀吉時大量開採銀礦，使得京都與西國習慣於使用銀幣。為了因應「江戶用金，大阪用銀」的情況，造成日本國內「兩替業」（換錢業）的發達。根據日本以往的文獻記載，並對照昔時的社會背景得知，在鐮倉末期，已有換錢時取工資的情形，即「替賃」。室町時代即有換錢時抽取一定的成數，並放貸收取利息的情形，即「和利」；此時京都就有了「兩替業」，並有「兩替町」。室町末期，兩替店經營換錢外，又鑑定金銀成色，收取的工資稱為「切賃」，他們日後變為「金座」。江戶開府後，兩替商設在金座附近，當時有「本兩替町」、「新兩替町」（今之銀座街），他們的業務是原先是兌換金、銀和錢，後來則逐漸擴充到「存放款、買賣金銀、融通票據、匯兌、頒佈金銀行情」等業務。兩替商與幕府、大名關係密切，成為幕府與大名重要的融資來源。為了得到開設兩替店的許可，兩替商必須向幕府繳納稅金，但是幕府終究無法取得操控這些兩替業的權力。

南北朝內亂可分為四個階段，亦可視為室町幕府創建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336年到1347年。此階段的發展是1339年後醍醐天皇病逝，1340年南朝經營東國失敗，加上尊氏瓦解支持南朝的武士、寺院與神社，而造成南朝的軍事力量幾乎喪失，1347年足利軍攻入吉野，吉野行宮全毀。在北朝之中，足利氏也逐漸掌握實權，然而尊氏儘量與公卿寺院、神社勢力妥協，欲以和平方式奪得政權，故有財勢的寺院、神社之莊園領主的力量得以維持，但卻成為武士彼此對立的原因。第二個階段是到1358年尊氏去世為止。此時期的特徵是武士之間的內鬨，由於對於欲建立獨立領主制的小領主階級（為逃避原先莊園領主的各種負擔）的態度不同，使得足利尊氏（主張加強守護之權）與其弟足利直義（主張妥協）對立，導致尊氏為討伐直義而降於南朝。結果是1352年直義敗死於鐮倉，而武士內部的傾軋，使得南朝得以苟延殘喘下去。第三個階段是到足利義滿於1368年就任第三任將軍為止。這段時期的發展是地方的守護與「國人」（國衙領土內的居民）階層，各自發展其實力，逐漸成為雄據一方的勢力，使得日本成為「守護領國」的情況。第四個階段是足利義滿就任將軍後，確立採取軍事專制體制的時期。在守護領國的秩序下，國內逐漸分成幾個大的勢力而較為安定。1391年，足利義滿在打倒割據一方的大守護山名氏之後，得以鞏固幕府的專制權；並以此為基礎，於1392年時逼南朝的後龜山天皇讓位，使得義滿所擁立的北朝後小松天皇成為名義上的共主（自是而後，其子孫世代為天皇，直至於今），也終止了長達57年的南北朝時期。1378年時，足利義滿在京都的室町營建了一所壯麗豪華，頗有公家風味的宅邸－「花之御所」，所以歷史上稱足利家所創建的幕府為「室町幕府」。另外，1394年足利義滿利用位於河內國的領地交換獲得「北山第」山莊，並開始大興土木整理改建。隔年他卸下征夷大將軍職位，讓給其子足利義持，並出家入道，只保留太政大臣的頭銜督政，1397年他將北山第改名為「北山殿」，作為自己修禪的場所。由於義滿將北山殿中舍利殿修築得金碧輝煌，當時的人就稱之為「金閣殿」。義滿死後，其子遵照他的遺願，將北山殿由宅邸用途改為禪寺，並以義滿的法號命名為「鹿苑寺」，就是現在眾所周知的「金閣寺」。金閣寺，正式名稱其實是鹿苑寺，最早完成於1397年（應永四年），是知名的觀光旅遊景點之外，也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並於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的主要建築「舍利殿」，在昭和25年（1950年）時，舍利殿因為一名21歲的見習僧人林承賢放火自焚而完全燒毀，連放在殿中供奉的國寶、足利義滿像也一同化為灰燼。金閣寺近景。金閣寺（舍利殿）是一座緊鄰鏡湖池畔的三層樓閣狀建築，一樓是延續了當初藤原時代樣貌的「法水院」（屬寢殿造風格，也就是平安時代的貴族建築風），二樓是鐮倉時期的「潮音洞」（一種武家造，意指武士建築風格），三樓則為中國（唐朝）風格的「究竟頂」（屬禪宗佛殿建築）。寺頂有寶塔狀的結構，頂端有隻象徵吉祥的金鳳凰裝飾。金閣寺冬天的景色。今日我們所看到的舍利殿，是昭和30年（1955年）時依照原樣重新修復建造的，昭和62年（1987年）全殿外壁的金箔裝飾皆全面換新，成為目前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