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嘗言：「民國十五、十六年之間，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中國國民黨，真是六七十年來所沒有的新氣象」。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曾予中國輿論界耳目一新之感。特別在若干知識份子社群中，頗有為之嚮往者。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清黨」，在隨後的政局擾攘中，清洗、屠殺不斷，血流成河。有鑑及此，國民黨已在一部份激進的青年知識份子中，投下了恐怖的陰影。即便如此，蔣介石的清黨行動，也得到了當時諸如蔡元培、吳稚暉等國民黨元老兼名流學者的支持。許多青年學生，固不知道政治鬥爭的底蘊，但普遍不相信支持南京清黨的蔡、吳也會作壞事。在很大程度上，清黨行動有一定的輿論基礎。1928年南京政權正式成立後，一干知識份子對這一新政權猶抱以熱切期望，甚至投身其間，期待國民黨能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政府。中國的未來前景看來十分光明，充滿歡欣與樂觀的氣氛。國民黨似乎推翻了腐敗不堪的北京政府，代之以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愛國熱忱人士組成的新政府。起初，國民黨的確受到民眾的擁護，很少人對國民黨管理公眾事務的權力感到懷疑。好景不長，國民黨的「訓政」陷於內鬥外患的消耗，時人漸感不耐。且訓政與黨治，與民主自由政體相距不小，也易引起知識份子的疑慮。曾在北伐時期對國民黨寄予厚望的胡適，便開始表達強烈不滿。特別在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頒佈了〈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輿論大嘩，北京《晨報》社論便認為「國民黨以反革命三字誅戮異己，箝制言論久矣」。1929年國民黨三全大會又通過〈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竟規定國民黨「於必要時」，可在法律範圍內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又規定國民需「服從擁護中國國民黨」，始得享受中華民國國民之權利。這類忽視民權與人權的規定，胡適直指：「我們不相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又抨擊國民黨的統治已入一班「不學無術的軍人、政客」之手。而輿論對南京黨治的不滿，也得到了一度失勢的汪精衛、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之響應，謂南京「以一黨專制之名，行一人專制之實」。蔣介石、胡漢民主導的南京政府，雖取得了政治鬥爭的勝利，但黨治的爭議問題並未真正解決。蔣介石乃於1930年10月提議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以確定召集「國民會議」、制訂訓政時期之約法諸案。不意這又造成了蔣介石與胡漢民兩人意見的衝突，蔣竟將胡幽禁，史稱「湯山事變」。未幾，胡漢民、汪精衛的支持者共聚於廣州，同持反蔣大旗。兩年多來的黨治努力，似告幻滅。胡漢民深知國民黨的黨治，未孚國民的期望。但是他堅持說，1928年以來的訓政「沒有黨治，只有軍治」；「既然是軍治，便非民治，更非黨治。軍治的帳不能寫到黨治的帳上來」。換言之，胡謂執掌軍權的蔣介石，才是黨治失敗的罪魁禍首。如何面對外界的質疑聲，考驗著南京政府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