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抵制外貨、罷市等民族主義運動中，經常處於被動地位，除通電抗議或提倡國貨等無損商人利益的行動外，其他常是迫於時局，以避免更大的損失。只有一些製造國貨，與外商競爭的「外向競爭性」產業，因為有利於自身發展而大力支持。一般從事進口與經銷外貨的商家，便是有口難言。尤其五四與五卅運動中，江浙地區的罷市均在學生的壓力下實施，多非出於商界的本意。五四上海罷市後，如果有商家開門，即使是食品店，亦會遭到襲擊、唾罵、甚於被毆打、強行游街。而日本媒體也指出，上海罷市除了學生的推動外，背後還有「流氓組織」，試圖從混亂中獲利，也造成局面的失控。迫於對學生激烈舉動的恐懼，商人雖勉強同意罷市，但損失並未得到補償，當商人再也無法忍受進一步的損失而激進學生對於不同意罷市的商家的暴力行為，如強制焚燒「仇貨」，侵犯到商人的人身與產權後，商人與學生之間的衝突便無可避免。民初中國工業發展的現狀並無法使「罷市抵貨」運動長期持續。一來，民生消費的需求讓罷市有名無實，許多商家前面關店後門營業；二來，抵制洋貨的成功有賴於長期的抵制，而持久性的抵制必須建立在替代性物品的充足供應，以及價格與品質的競爭力上。但是民初中國的國內工業還沒有足夠的替代性產品的產出能力，抵貨運動的短期效應便是造成物價上漲，對一般民眾的生活也產生影響。當時民間便流傳「布也貴，洋貨也貴，都是學生造的孽」，以表達內心的不滿。而學生卻無力解決罷市所帶來的現實問題，僅能以道德勸說來呼籲商人配合抵制活動。商人無法堅持時，學生打人扣貨的激進手段，更使商學之間的磨擦加劇，使學生失去商人的同情，加上外交的壓力，活動本身更難以持續，往往無疾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