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承五代學術文化凋敝的局面，士大夫的表現並不突出。如聶崇義修「三禮圖」，內容多臆測失誤之處，孔維被譏為「儒者躁求，無退讓之風」，崔頌「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田敏的治學方法則被稱為「好為穿鑿」。可見北宋初年的士大夫，其道德與學問皆有所不足。宋仁宗時，范仲淹在慶曆變法提出「精貢舉」主張，開始大量設立學校。學者胡瑗教學於湖州，設「經義」、「治事」二齋，成為學校教育的典範。孫復講學於泰山。學術文化才逐漸復興。宋代學術的復興，最大的特色是「理學」的興起。宋代學者對宇宙觀甚為重視，認為天理即宇宙運行之理，人倫也是天理的一部份。當時道家〈先天圖〉、〈太極圖〉的宇宙觀，認為宇宙原是一片虛空，稱為「無極」，之後逐漸生出「太極」，「太極」再演生出陰陽兩儀，而後不斷演化，造就了世界的萬物。周敦頤主張「主靜立極」，透過靜坐修煉等工夫去除心中的雜念，以理解宇宙變化之道。張載則提出不同的主張，認為萬物皆由「氣」聚散變化而成，所以張載認為「民吾胞也，物吾與也」，提出了「民胞物與」的博愛觀念。程顥、程頤繼承了〈太極圖〉的宇宙觀，但提出「立人之道，在仁與義」，將宇宙論與儒家思想結合。不過，程顥認為實踐仁義在於「誠、敬」等心理修煉的工夫；程頤則認為「致知在格物」，主張對外求取知識。程顥的學說影響了南宋陸九淵的心學；程頤的學說，則為南宋朱熹發揚光大。此外，朱熹的《四書集註》，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取代傳統的五經，成為儒家學者的入門教科書。元仁宗延祐二年規定以《四書集注》取士，更奠定了朱熹在中國乃至東亞近五百年儒學史的領導地位。此外，宋代史學相當進步。北宋時期，學者多欲效法孔子《春秋》褒貶的精神，在史書中加上道德評論，如歐陽修《五代史記》中評論五代的宰相馮道「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也寓有褒貶評論之意。但更為後世重視的則是司馬光的撰寫方式，先蒐集史料，寫成長編，再整理成書的作法，成為後世修史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