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西學東漸以後，部分知識份子在接觸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較為有名的知識份子有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較為有名的著作有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們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部分。政治方面：行使君主立憲制度、開議會。外交方面：維護國家主權、改正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經濟方面：強調發展工商業、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學術教育方面：變通文武科舉考試制度、增設女學、廢除纏足。

在輿論和民意代表的催促下，民國79年政府籌畫憲政改革時，即決定規劃省市長民選。行政院長郝柏村於當年10月23日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指出，政府不準備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而以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和直轄市自治條例來代替，省長民選民選，在台灣省地方自治條例完成立法以後。內政部長吳伯雄於民國81年11月29日指出，省市長民選可以在民國83年底舉行，但需要三項自治法案由立法院通過：一為行政區畫法，二為省縣自治法，三為直轄市自治法；吳伯雄認為如果省市長民選在83年底舉行，此三項自治法規要在民國82年6月完成立法。

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近代化改革進入新的階段：為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告結束。有識之士認知器物改革無法達到自強的目標，思想觀念大為轉變，因而進一步要求制度方面的變革。在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二人各地舉人發動公車上書，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國際地位低落面臨嚴峻的外交危機：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爭相租借港灣，劃分勢力範圍，讓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嚴峻外交危機。龐大的賠款財政負擔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馬關條約的二萬萬兩賠款與贖回遼東代價三千萬兩，再加上向西方各國貸款的利息負擔，使中國須以往後數十年的關稅作為抵押還債之用，影響國計民生甚鉅，也阻礙中國近代化建設的發展。傷害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馬關條約中一條日人有權在中國設立工廠的規定，使西方各國可以依照最惠國待遇條款要求一樣援此例辦理。造成西方各國可以就近利用中國的低廉原料與人工，商品又可以免稅納捐，使中國的工商業無法與之競爭，嚴重打擊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至此產生二個不同路線，一為支持清廷繼續推動改革、一為推翻清廷進行徹底改造。

戊戌政變，是維新派的一次大失敗，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一次大打擊。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陸續逃離前往國外組織保皇黨，此時正在日本的孫中山，則希望能夠和康梁二人合作，想把革命維新二派結合起來，一起行動。於是開始有兩派合作的醞釀。八國聯軍期間，譚嗣同的知交唐才常趁機行動，分成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上海成立了「國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己擔任總幹事，計畫組織「自立軍」。在軍事方面，則在長江流域一帶起兵。由於其勤王排滿的號召自相矛盾，再加上所利用之會黨不足以成大事，陸續遭到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所逮捕殺害，自立軍起事，終歸於失敗。自立軍起事的失敗，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第二次嚴重的打擊。部分維新派人士經過此一挫折後，陸續加入革命陣營，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康梁的維新路線，而海外華僑對於路線的問題也發生重大的轉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聲勢自此一事件後發生轉變，革命派勢力取得優勢。

教育是維新人士最重視的問題。籌辦京師大學堂，派孫家鼐管理，節制各省學堂，所有書院、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的學堂。省會設立高等學糖、郡城設立中等學堂，州縣設立小學堂。鼓勵地方興辦新式學堂，獎勵私人興學，勸導海外華僑開辦華僑學堂。設置各種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定期舉行經濟特科，挑選學生赴東西洋遊學，辦理官報，獎勵著作發明。其中廢除八股取士改試策論此一項目引起極大的爭論。澄清吏治，廣開言路，准士民上書。裁撤閒散衙門冗員提高效率。汰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以及湖北、廣東、雲南巡撫，河道總督。設置京卿學士，期集思廣益。都察院接有條陳事件，立即原封進呈。准藩、皋、道、府專摺奏事，州縣官由督撫呈遞，士民上書，由道府代為進呈。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選派宗室王公遊歷外國。經濟：設立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廣設農會，刊行農報，購買農器，獎勵製造發明，給予專利權，振興工商業。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編制國家預算。下令各省編譯農務書籍。軍事：切實裁兵仿西法練軍，力行保甲制度，改習洋操。變更武舉考試，一律改試槍砲，籌辦武備大學堂。令八旗改習洋槍、洋操，裁減綠營，逐漸實施徵兵制，各省辦理訓練新式軍隊。

推行維新運動的另一主力為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與歐美商人的活動。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教會、報館與學校，他們希望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以便於他們發展教務和擴大商業活動。

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清末的立憲運動，主要是利用組織團體、刊物宣傳、群眾請願的方式加以進行，以集體的名義向皇帝和官方機構表示意願。在立憲運動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許多勢力龐大的團體。他們一方面在民間網羅支持者，一方面向清廷請願施加壓力，以促成君主立憲的早日實施。這些勢力龐大的團體，主要可以分為帝國憲政會、政聞社和預備立憲公會。帝國憲政會的主持人是康有為，本部在紐約，是由之前的保皇會改組而成。其主要主張有二，希望光緒皇帝出面主持大政、回應全國要求立憲的潮流。由於康有為是戊戌政變後的通緝犯，所以帝國憲政會的主要勢力在海外，參加者以僑民為主。政聞社為梁啟超所組，地點設在東京，主要成員多為旅居日本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活動範圍集中在日本，其主要訴求為要求清廷「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預備立憲公會的主持人為清末狀元張謇，參加成員多為官場與實業界人士，主要來自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他們的訴求主要在請願速開國會，清末幾次大規模的請願速開國會運動，策動人物主要即來自預備立憲公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