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定昌和唐宗海大概生於同一時代，他們都是四川人，見解也有眾多一致的地方。在封閉的四川，處於19世紀80年代的羅定昌就希望購得上海出版的西醫書籍，後來終於購得《全體新論》、《婦嬰新說》，並據此撰著了《中西醫粹》。在書中，他對照英人合信醫書中的解剖圖和王清任的《醫林改錯》中的臟腑圖說，這種匯通式的比照論述，是中國人最先研究中西醫異同的方法。

觀看是瞭解事物的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醫學上亦是如此。關於醫療文化史上的圖像問題，在近代以前，圖像是中醫說理時的輔助工具，是將上古中醫經典之言具體化的視覺證據，主述以文字、輔助以圖像，使經典所言歷歷在目。然而，自西醫傳入以後，圖像用以展現真實形質，抽象或不具形質可見的身體與臟腑，像是「氣」，就絕對無法藉由圖像表現，圖像開始與形質劃上等號。譚嗣同(1865-1898)曾為西醫院中繪製精細的「全體圖」所震撼。他說：「然全體學又極難講。何則？無圖以供指點也，無蠟人以為模樣也。」又言：「是僅即臟腑言之，亦只能言其部位功用，不能將其形狀，曲曲傳出。」由此可知，對長久而來以人體「氣」的醫學知識為主的思考方式而言，西醫解剖學之奇特，就在於它能將藏於人體內的身體實情挖掘出來，再透過圖像（或模型）留下視覺證據，此轉變對中醫的衝擊也不小。

明清時期，西北地區的農田水利，受邊防的影響，漸漸受到重視。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 A.D.），遣四萬人至鳴沙州（今寧夏中寧縣東北），疏浚七星、漢伯、石空等渠，可灌溉荒田一千三百多頃。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 A.D.），於河州（今甘肅臨夏市）開鑿古跡渠，長一百五十里，灌溉田地達千頃；成化二十一年（1485 A.D.），於平涼（今甘肅平涼縣附近）修築利民渠，其支渠計有六十二條，灌溉田地約三千多頃。孝宗弘治七年（1494 A.D.），開浚唐來渠以西，傍山古渠，長三百多里，寬二十丈，但沒有成功。清乾隆年間（1736-1795 A.D.），為加強邊疆防務，在新疆大興屯田，發展農田水利。嘉慶七年（1802 A.D.）在惠遠城（今新疆伊寧市西）的伊犁河北岸，開鑿渠道，引水灌溉田地達數萬畝。道光以後，以「後套八大渠」、「新疆坎兒井」最具代表性。後套八大渠，即道光五年（1825 A.D.）所開鑿之纏金渠，道光三十年（1850 A.D.）大水沖決而成的塔布渠；咸豐時（1851-1861A.D.）開鑿之剛目渠；咸豐七年（1857 A.D.）所開之長濟渠；同治八年（1869 A.D.）年，開鑿之通濟渠；光緒年間（1875-1908 A.D.）所開之豐濟渠、沙河渠及義和渠。這八大渠均位於黃河河套地區，灌溉農田計有五千六百五十一頃。新疆地區的坎兒井水利，在清代有很大發展。道光二十五年（1845 A.D.），林則徐被貶至新疆時，曾大力推廣坎兒井水利工程，坎兒井迅速增加近百處。光緒六年(1845 A.D.)，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後，吐魯番地區坎兒井也迅速發展。同治年間（1862-1874 A.D.），吐魯番（今新疆吐魯番市）計有坎兒井數百處，同時也盛行於辟展（今新疆鄯善縣）、庫車（今新疆庫車縣）、哈密（今新疆哈密市）等地區。一般來說，每一口井大概可以供應幾十畝，或數百畝農田的灌溉。

明初河患仍頻，永樂年間京杭運河重開，維持運河通暢即成為明代治河措施中最重要的原則。此時期的治河方針，採行南分北堵之策。南分，就是使黃河分道南下，沿賈魯舊道、渦水及潁水等，循淮河入黃海，藉以分流洪水較不易潰堤。北堵，則是在黃河下游的北岸，修建堅固的長堤，防止黃河於北方決口，造成運河航道受損。但這個方法短期有利，長期卻有嚴重的問題，由於黃河河水含沙量高，分流容易使泥沙淤積速度加快，造成晚明更嚴重的洪水災害。明代後期，黃河下游決口、洪水頻繁，當時總理河道潘季馴等人提出以「束水攻沙」為核心的治河辦法，運用縷堤束水攻沙，以遙堤防禦洪水，再設置減水壩保護大堤，並改洪澤湖為水庫，調蓄淮河洪水，增加河水流速，藉以沖刷黃河泥沙，減少淤積的現象。此方法雖然效果不明顯，但變傳統治水為水沙兼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為明清治河方法的主流。明清之際，河堤失修，洪水災害頻繁。從順治元年（1644 A.D.）到康熙十五年（1676 A.D.年），三十三年之間，竟有二十三年發生決口災害。為此，康熙十六年（1677 A.D.）時，任命靳輔為治河總督，主持治河工程，他採用幕僚陳潢的建議，繼承並發展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的辦法。靳輔在治水的過程中，不僅延續「束水攻沙」的方式，更以人力浚挖補強，他認為「新淤」比較疏鬆，可束水沖刷，而「舊淤」則非靠人力疏浚不可，故能獲得數十年的小康局面。乾隆以後，雖重視黃河防洪工程，但河政日漸腐敗，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決口，堵口工程費用常高達一千萬兩白銀，成為清政府嚴重的財務負擔。咸豐五年（1855A.D.）黃河改道入大清河，形成現在的河道。

明清時期，長江下游的圩田水利技術，向長江中游大規模發展，當地人稱為「垸田」。垸田是在河流或湖泊的岸邊，修築堤防將水隔開，接著在堤岸上設置水閘，形成一個獨立的水利系統，其興建方式有兩種，早期多是先墾田後築堤，晚期則是先圍堤後墾田，其堤岸也從矮小的土堤，發展成為大型的石堤。此時期，在兩湖流域，都有大片垸田的分佈，到明代中期以後，成為當時主要糧食產地，而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兩湖垸田興建，以湖北荊江和湖南洞庭湖一帶最為集中。明代前期，華容（今湖南華容縣）有垸田四十八所，其中著名的垸田有安津、蔡田，但到了明代末期，垸田已成長到一百多所。清代以後，洞庭湖地區垸田水利發展迅速，至乾隆十二年（1747 A.D.），因開墾過多，影響洪水的排蓄，使得官方明令禁止圍墾。但禁令無法嚇阻垸田的增加，如道光十二年，又查出禁修的私垸三百零九處。珠江三角洲的堤圍，又稱為「基圍」，在宋代就已經出現。早期的堤圍修築，多是先墾田後築堤，後來則變成先築堤後墾田，而堤圍的大小不一，大者有二十多萬畝，小者只有數十畝。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的基圍快速發展，不僅沿著東、西、北三江的沿岸發展，更進一步向濱海地區擴張。清代的堤圍，又較前代成倍數增長，如光緒年間（1875-1908 A.D.）的統計：三水（今廣東三水市）有堤圍三十五處；南海（今廣東廣州市）有七十六處；順德（今廣東順德縣）多達九十一處。其中最著名的堤圍為「桑園圍」，相傳建於北宋，歷經明清的增修，堤長達一萬四千七百多丈，有田一千八百頃。

唐代在秦漢所發展的鄭白渠基礎上，另外開鑿了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稱為「三白渠」。其灌溉區域主要分佈於涇陽（今陜西涇陽縣）、櫟陽（今陜西櫟陽鎮）、高陵（今陜西高陵縣）、雲陽（今陜西雲陽鎮）、三原（今陜西三原縣北）、富平（今陜西富平縣）等地方。唐朝官員很重視三白渠的管理，但其灌溉面積卻不斷縮小。永徽六年（655 A.D.），灌溉面積僅剩一萬多頃，主要原因在於沿渠的權貴，私設水碓、水磨等手工業器具，用水過多導致灌溉水源不足。面對這個情況，唐高宗曾派官員毀撤這些設施，但不久又被權貴重建，雖然代宗、僖宗與昭宗都有同樣的措施，其結果也都相同。就這樣毀了又建，建了又拆，以致三白渠的灌溉工程功效消耗殆盡。唐代後期的農田水利，以「它山堰」灌溉工程最具代表。它山堰為唐大和七年（833 A.D.）時，由鄮縣（今浙江鄞縣）縣令王元瑋所修建。它山堰在修築以前，海潮可沿甬江上溯到章溪，甬江海水倒灌的情形，使沿江農田有鹵化的現象，因此人們在鄞江上游的四明山與它山之間，用條石砌築一座攔河溢流的堤壩，水壩的上下各三十六級，壩頂長四十二丈，約用八十塊條石板砌築而成。這座水壩平時可以阻擋鹹潮的上溯，使農地免於鹵化而廢耕，其水壩後方還可蓄水，供應鄞西平原數千頃農田灌溉，對農業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歷代對它山堰都有一定程度的維護。較重要的維修工程，如明嘉靖十五年（1536 A.D.），加高堰頂1尺；清咸豐七年（1857 A.D.），則進行過大規模的堰身修復工程。目前它山堰仍存在原址，但堰身多埋在沙土之下，已無引水灌溉的作用。

唐宗海（1851-1897），字容川，四川彭縣人。他既不是出身於中醫世家，也非名門貴冑，只靠著自學與問學，就能在名醫如林的北京與上海，嶄露頭角。他著作相當豐富，總計有：《血證論》（1884年）、《醫經精義》（又名《中西醫判》、《中西醫解》、《唐氏中西醫解》、《中西醫學入門》，刊行時間約在1892年，一說在1880—1884年間）、《醫學一見能》（又名《醫學見能》，1890年刊行）、《醫易通說》（又名《醫易通論》、《醫易詳解》（1892年），此書為唐宗海與其子共同合力完成、《金匱要略淺註補正》（1893年）、《本草問答》（1893）、《傷寒論淺註補正》（1894年）、《痢症三字訣》（1895年合刊）與《六經方証中西通解》等。其中《血證論》、《醫經精義》、《金匱要略淺註補正》、《本草問答》、《傷寒論淺註補正》五本著作在1894年由上海袖山房合印成書，名曰《中西匯通醫書五種》，是以「中西匯通」為名的第一種完整著作。後人將有意於結合西醫學說至中醫理論內的醫家們，稱為「中西融合派」，就是由唐宗海首啟其鋒。對於清末民初的中醫在想法上的各種轉變而言，唐氏的論點實為結合了傳統與西化，而且他仍是一位中醫，主觀意識相當強烈，書中也不時的批判西醫，頗有中西較勁的意味。

先秦時期，各個諸侯為了富國強兵，大力發展農業，而最具代表性的農田水利工程，是為「都江堰」與「鄭國渠」。都江堰位於現今四川省灌縣境內，秦昭襄王末年（B.C. 256 - 251），由蜀郡太守李冰主持興建。晉代稱為都安大堰、湔堰，唐代又稱為楗尾堰，宋代才稱都江堰，為成都平原賴以維生的農田水利系統，歷代都受到官府的維修與擴建，如西漢景帝後元三年（B.C.141）文翁為蜀守，引湔江水灌溉農田一千七百頃，後與都江堰統合，使都江堰灌溉區向東北擴展；三國時，諸葛亮亦發民丁一千二百人，對都江堰加以維護。《水經注》上記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可見都江堰對該區農業發展的貢獻，並沿用至今，為現存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無壩引水工程。鄭國渠建於戰國末年的秦王政元年（B.C.246），由韓國水利家鄭國主持興建，十年後完工，渠長三百餘里，灌溉面積達四萬多頃。據《史記?河渠書》記載：「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可顯示其重要性，而鄭國渠在後世接續的開發下，亦成為關中最有影響力的水利工程建設。到了漢代，農田水利以關中地區最為發達，不僅延續前代的發展，更新建立許多灌溉渠道，其中以白渠與成國渠最具代表性。漢武帝元鼎六年(B.C.111)，為灌溉鄭國渠旁邊的高地，由倪寬主持鑿渠工程，開六條渠道以輔助鄭國渠灌溉，其灌溉區域也向北面擴大，稱「六輔渠」。後來趙國中大夫白公建議增建新渠，武帝於太始二年(B.C.95)，開鑿引涇水灌入渭水的渠道工程，渠長二百里，灌溉面積四千五百多頃，使鄭國渠的灌溉區域向南面擴張，稱為「白渠」。由於白渠與鄭國渠的灌溉區域相連，後代常合稱為「鄭白渠」。成國渠建於西漢中期，渠首位置在眉縣（現今陜西境內）東北，曹魏時向西延伸至陳倉（今陜西寶雞市東邊），灌溉面積達兩千多頃。西魏大統十三年（547 A.D.）進行整修，並加建六門堰來增強蓄水量。成國渠與六門堰所組成的水利系統，在唐代稱為渭白渠，灌溉面積達兩萬多頃，由當時京兆尹直接管理，並曾多次大規模維修。後歷經宋元時期，至明代時漸漸沒落。

近代前往中國的西醫們到底看到了什麼？他們看到，並主觀的認為中醫有很多落後與不進步的部分，特別是外科學，故而特別重視這方面知識的傳遞。這也促使西醫解剖學所形成的實質臟腑學說在中國的流行。清代學者李經邦論到，中醫在臟腑形質的查驗上，明顯不如西醫，他說：「各國西醫雖無大異，而中醫與西醫，不特論病不同，即用藥亦大異。西醫精於臟腑功用，病形實在。」加上西醫的剖割與明識臟腑，皆是西醫在審視考察時所重視的要目；相對的，中醫卻沒有能繼續發展進步，在技術、制度與訓練各方面，皆不如西醫嚴謹。然而，中醫仍多數站在傳統醫學的立場，駁斥西醫解剖學的知識，並維護中醫傳統「氣化」的醫學，像是當時許多中醫就認為西醫研究的都是「死體」，沒有生氣，並不能得到真實的生理狀況。此即西醫與中醫形質與氣化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眼光。

淮河古稱淮水，北宋以前是一條獨流入海的河流，水流湍急順暢，河道深闊，沿河還有許多湖泊窪地，是洪水的自然調蓄水庫，外加上人口密度不大，環境破壞較小，所以洪水災害紀錄很少。另方面，淮河在北宋時，還是一條有潮河流，受海潮頂托，河潮可上溯至今洪澤湖地區。因此，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北宋之前的治淮工程，多以灌溉、運輸為主，並兼具防洪性質的水利工程，如春秋楚莊王十六年至二十三年（B.C.598-591），由孫叔敖創建的「芍陂」，即具有蓄水防洪的功能；戰國魏惠王（B.C.369-337）時，所開鑿的鴻溝水利工程，不僅使濟、汝、淮、泗等河流成為通渠，更能調節該地區對洪水的吞吐。漢代鴻隙陂水利的修建，亦增強淮河對洪水的容蓄能力，據《水經注?淮水》的記載，鴻隙陂與焦陂、上慎陂、下慎陂等水利設施能夠相互連通，藉以調節灌溉水量。由此可知，這些灌溉水系應能調節淮河之水量，減少水患的產生。南北朝時期，在淮河曾築有攔河大壩，名曰「浮山堰」。原本堰壩工程的修建，都是用來興利除害（灌溉、防洪），但「浮山堰」卻著眼於戰爭。當時梁武帝為對抗北魏，採納其降將王足「蓄水攻敵」之意見，於天監十三年（514 A.D.）四月，遣康絢展開築堰工程，至十五年（516 A.D.）四月完工。堰旁開有兩條溢洪道，可調節淮河來水，其上游形成巨大水庫，據今遺址與當地地形推算，主壩高可達四十公尺，蓄水量可達一百億立方公尺。不料當年八月淮河大漲，浮山堰潰堤成災，下游居民死傷數以十萬計。隋唐時期，運河水利大興，其中通濟渠、邗溝對淮河的影響最大。前者溝通黃河，後者連接長江，雖以運輸為主要目的，但亦附有灌溉、防洪等功效。其中，楚州（今江蘇淮安）與泗州（今江蘇盱眙）之間的淮河河道，因成為運河中的一段，故受到官方較多注意。此外，尚有位於蔡州新息（今河南息縣）的「玉梁渠」，古代「芍陂」水利的重修，李吉甫所築「富人」、「固本」等塘堰水利的灌溉區，都能增強淮河對洪水的調節，減少水患的產生。北宋時，因楚州與泗州之間的淮河流速湍急，不利於航運，人們在此段河道的右岸，先後開鑿了沙河、洪澤新河、龜山運河等水利建設，藉以保障航行船隻的安全，也可分減淮河流水，調節運河的水位。總而言之，北宋以前的淮河，因水文環境較佳，故沒有較重大的防洪建設，其水利工程的興築，也多著眼於灌溉與運輸功效，因此防洪只是附帶的利益，並非主要的目的。這情況直到南宋初年，黃河改道由淮河出海後，才有重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