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滿州事變爆發，日本軍方勢力抬頭，牽動了日本政治與外交的發展方向，1936年9月，海軍預備役將官小林躋造出任臺灣總督，針對台灣在國策中扮演的角色，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和「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意欲塑造台灣成為日本向東南亞地區進軍的南進據點。小林總督將台灣建設成為前進基地，並提供人力資源和軍需物資，使台灣成為歐美國家眼中的戰略基地和要塞地帶。為了戰爭動員的需要，讓臺灣人效忠日本帝國、效忠天皇，為國家犧牲奉獻，台灣總督府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積極要求台灣人更改日本姓氏、講日語、信仰神道。 在神社信仰方面，台灣總督府提出「國有神社、家有神棚」的口號，並要求「神社中心、大麻奉齋」，更於1934年提提出「一街庄一社」的神社建立方針，希望達成神社為社會教化中心的目標，為了朝向「一街庄一社」邁進，全台灣各地神社的建造費寄附金(捐款)募集活動相當活躍。只是因為神社信仰在台灣十分薄弱，非官方強力干預無法成立，而且戰爭日益白熱化，神社建造與日後維持費用的籌措、物資、勞力甚至神社神職人員的調度，也更加困難。因此自1934年起一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建立的官方公認神社數雖然達到43所，接近之前的二倍，但距離「一街庄一社」的情形還有相當的差距，只能說約略達成「一郡一社」的情形，這些新建的神社大致分散於西部各州的主要市街庄。在廣建神社的同時，為了推展國家神道以達成天皇制國家的目標，行政官方也大力動員官衙職員、學校教職員、學生、青壯年團、婦人會、部落振興會等及一般民眾去神社進行「勤勞奉仕」，無論是神社的營建、改建、鋪參道、神林的樹木栽植、神社境內的清潔打掃、勞動服務等，都少不了這些團體勞動付出，一方面可以節省經費，再者可以經由此「勞動奉仕」加強團體成員與神社、祭神之間精神信仰的聯繫。最顯著的例子是1941年台灣神社之改建工事，以及所謂「台灣的靖國神社」台灣護國神社建造工程的「勞動奉仕」，這兩者都是由總督府出面，動員在鄉軍人、防衛團員、男女青年團員、保甲壯丁團員、學生、官署公員、銀行會社員、一般人民等，組織成一班各20名左右的「奉仕隊」，進行神社建造的工作。奉仕隊每日有固定的作息：早晨對台灣神社參拜、升旗典禮、默禱、訓話等，以及下午作業後的降旗、台灣神社遙拜等。透過這些奉仕隊，總督府等於是在戰線後方組織民眾，進行鍛鍊身心的集訓。台灣神社的改建與台灣護國神社的創建，均是利用這種動員方式順利建設完成的。神社參拜是神社建造後，推廣國家神道，強調對天皇、國家效忠奉仕重要的一環，特別是進入1930年代，神社參拜的要求不限於公學校，而廣及於各級學校，甚至青年團與其他團體等。台灣鐵道部也於1937年9月起實施台灣神社參拜團體車費打折優待，基隆神社也對參拜者給予參拜紀念章等，利用這樣的方式鼓勵民眾參拜神社。家庭內的「神棚安置」、「大麻奉齋」則是將神社的功能廣為推動的重要方式。台灣總督府希望能藉著祭拜神社的神符「大麻」，使得神道信仰能滲透進每個家庭中，成為民眾家庭內信仰的中心。台灣神社的建造，是藉著官方力量由上而下推動，缺乏基層的紮根，只賴官方的政策，終究無法長存。國家神道在台灣的傳播，最後也隨著戰爭的結束畫下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