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國家神道的擴張
1931年滿州事變爆發,日本軍方勢力抬頭,牽動了日本政治與外交的發展方向,1936年9月,海軍預備役將官小林躋造出任臺灣總督,針對台灣在國策中扮演的角色,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和「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意欲塑造台灣成為日本向東南亞地區進軍的南進據點。小林總督將台灣建設成為前進基地,並提供人力資源和軍需物資,使台灣成為歐美國家眼中的戰略基地和要塞地帶。為了戰爭動員的需要,讓臺灣人效忠日本帝國、效忠天皇,為國家犧牲奉獻,台灣總督府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積極要求台灣人更改日本姓氏、講日語、信仰神道。 在神社信仰方面,台灣總督府提出「國有神社、家有神棚」的口號,並要求「神社中心、大麻奉齋」,更於1934年提提出「一街庄一社」的神社建立方針,希望達成神社為社會教化中心的目標,為了朝向「一街庄一社」邁進,全台灣各地神社的建造費寄附金(捐款)募集活動相當活躍。只是因為神社信仰在台灣十分薄弱,非官方強力干預無法成立,而且戰爭日益白熱化,神社建造與日後維持費用的籌措、物資、勞力甚至神社神職人員的調度,也更加困難。因此自1934年起一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建立的官方公認神社數雖然達到43所,接近之前的二倍,但距離「一街庄一社」的情形還有相當的差距,只能說約略達成「一郡一社」的情形,這些新建的神社大致分散於西部各州的主要市街庄。在廣建神社的同時,為了推展國家神道以達成天皇制國家的目標,行政官方也大力動員官衙職員、學校教職員、學生、青壯年團、婦人會、部落振興會等及一般民眾去神社進行「勤勞奉仕」,無論是神社的營建、改建、鋪參道、神林的樹木栽植、神社境內的清潔打掃、勞動服務等,都少不了這些團體勞動付出,一方面可以節省經費,再者可以經由此「勞動奉仕」加強團體成員與神社、祭神之間精神信仰的聯繫。最顯著的例子是1941年台灣神社之改建工事,以及所謂「台灣的靖國神社」台灣護國神社建造工程的「勞動奉仕」,這兩者都是由總督府出面,動員在鄉軍人、防衛團員、男女青年團員、保甲壯丁團員、學生、官署公員、銀行會社員、一般人民等,組織成一班各20名左右的「奉仕隊」,進行神社建造的工作。奉仕隊每日有固定的作息:早晨對台灣神社參拜、升旗典禮、默禱、訓話等,以及下午作業後的降旗、台灣神社遙拜等。透過這些奉仕隊,總督府等於是在戰線後方組織民眾,進行鍛鍊身心的集訓。台灣神社的改建與台灣護國神社的創建,均是利用這種動員方式順利建設完成的。神社參拜是神社建造後,推廣國家神道,強調對天皇、國家效忠奉仕重要的一環,特別是進入1930年代,神社參拜的要求不限於公學校,而廣及於各級學校,甚至青年團與其他團體等。台灣鐵道部也於1937年9月起實施台灣神社參拜團體車費打折優待,基隆神社也對參拜者給予參拜紀念章等,利用這樣的方式鼓勵民眾參拜神社。家庭內的「神棚安置」、「大麻奉齋」則是將神社的功能廣為推動的重要方式。台灣總督府希望能藉著祭拜神社的神符「大麻」,使得神道信仰能滲透進每個家庭中,成為民眾家庭內信仰的中心。台灣神社的建造,是藉著官方力量由上而下推動,缺乏基層的紮根,只賴官方的政策,終究無法長存。國家神道在台灣的傳播,最後也隨著戰爭的結束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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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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