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成就，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傅斯年在1928年所發表的史學宣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中一句「史學只是史料學」，提倡直接研究史料、不斷擴張史料的範圍、擴充應用的工具以及重視考古挖掘等。由此成就了歷史語言研究所，使得中國的史學研究在國際上獲得相當的地位，其本人亦被標舉為所謂「史料學派」的盟主。傅斯年的「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背景是隨著自然科學大盛，實證主義成為檢視各種學科求真的唯一標準的結果。不僅新興的社會科學向這一檢視標準看齊，本來與自然科學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歷史學亦被劃歸為自然科學掛帥的旗幟下。中國現代史學因西潮影響進入現代，受到十九世紀西方大學教育的影響，開始形式化、專業化及學院化。大學歷史系、歷史學會和史學期刊三位一體的學術體制，由於期刊的學術性質，發表於上的研究論文，必須將個人的色彩削減到最少，進行最為客觀、科學的研究。對於檔案史料的追求，對於原手史料與二手史料的區別以及史料的批判，再加上自然科學的啟發，歷史研究愈來愈走向科學化，想以檔案資料與考據方法，重建客觀而真實的歷史，或編排史料，名曰「讓史料自己說話」，或利用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來處理史料。民國新史學運動追求現代性的結果，造就出一批專題研究的學者，以社會科學的分析架構進行歷史書寫，造成史料豐富、推論謹嚴的作品。傅斯年的史學革命便造就民國新史學運動的現代性，成為現今學院研究歷史的典範。胡適曾如此評價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透過胡適的眼睛，便能夠清楚看出一代學術霸主傅斯年的能力與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