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1854-1921年），福建人。生當晚清同治、光緒、宣統年間及民國初年。早年在福州船政學堂讀書，畢業以後在軍艦上服役，到過新加坡、長崎、台灣等地。光緒3年（1877）被派到英國留學，肄業於英國皇家海軍大學（Royal Naval College），為時兩年。嚴復到英國後，眼見英國學術、政制之進步，並得讀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 of Law）、約翰穆勒（John S. Miller）的《自由論》（On Liberty）、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的《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赫胥黎（Thomas 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等名著，對西方的學術發生興趣，常常跑到駐英公使館與公使郭嵩燾討論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嚴復對中學早有根基，欲會通中西學術，第一步工作是翻譯西方十八、九世紀在社會科學方面的經典著作，在翻譯的過程中即可與中國經典融會貫通，建立新的學術思想體系。他用艱深的古文翻譯西書，目的在與中國經典對話，而不是對一般人說教。1895年（光緒21年），因為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於報刊發表文章，引據赫胥黎和斯賓賽對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的研究，和約翰穆勒對自由的研究，闡明富國強兵之方。在此前後，即將赫胥黎的《天演論》和約翰穆勒的《自由論》（嚴譯改為《群己權界論》）等書翻譯出版，對那一代的中國人發生極大的思想啟蒙。《天演論》是嚴復最著名的譯作，《天演論》英文書名直譯應為《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作者赫胥黎是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的朋友，也是達爾文學說的忠誠擁護者。《天演論》分導言和正文兩個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學術講座上的講稿，導言是1894年他在講稿付印前加寫的。《天演論》的基本觀點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萬古不變，而是不斷進化的；進化的原因在於「物競天擇」，「物競」就是生存競爭，「天擇」就是自然選擇；這一原理同樣適用於人類，不過人類文明愈發展，適於生存的人們就愈是那些倫理上最優秀的人。進化論學說的基礎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奠定的，赫胥黎堅持並發揮了這一思想。嚴復譯述《天演論》不是純粹直譯，而是有所評論、有所發揮。他將《天演論》導論分為18篇、正文分為17篇，分別冠以篇名，並對其中28篇加了按語。嚴復在按語中指出，植物、動物中都不乏生存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例子，人類亦然。人類競爭其勝負不在人數之多寡，而在其種其力之強弱。在《天演論》問世以後，「天演」、「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新名詞很快充斥報紙刊物，成為最活躍的字眼。有的學校以《天演論》為教材，有的教師以「物競」、「天擇」為作文題目，有些青少年乾脆以「競存」、「適之」、「擇生」等作為自己的字型大小。胡適回憶道(在澄衷學堂)有一次，他(國文教員楊千里)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出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瞭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戰屢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多少年輕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據統計，自1898年以後，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論》就發行過三十多種不同的版本，這是當時任何其他西學書籍都不可比擬的。其之所以如此風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這一主要原因以外，譯筆古雅耐讀，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