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陸的咖啡文化逐漸蔓延開來之際，日耳曼地區也無法抵擋此一浪潮，比較特別的是，日耳曼地區所習得的咖啡文化並非承襲自阿拉伯的傳統，反而是對於英、法的一種模仿，也使得咖啡初期在日耳曼地區偏向一種較為私人、家庭式的模式。此外，咖啡之於日耳曼地區，有著複雜的政經關係，經濟上，由於咖啡都必須透過進口的方式取得，無形中造成資金的大量外流，為了避免此一情勢，統治者制定相關法令來限制咖啡的進口，另外，執政當局也常會以「捍衛傳統」、「愛國情操」等意識型態來鼓勵人民減少咖啡的消費，當時的文學家甚至將啤酒定位成「日耳曼神聖的國家飲料」，這也促成咖啡與啤酒之間的角力戰。1777年，普魯士(Prussia)國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基於之前的咖啡政策未達成效，乃與啤酒商人合作，除了大肆推銷啤酒外，並下達「咖啡禁令」，對咖啡課以重稅。1781年，他更將咖啡豆的烘培權收歸國有，並嚴格禁止民間私自烘培。腓特烈大帝?了杜絕咖啡的風行，組成一支「咖啡驅逐隊」，他們就是民眾眼中的「咖啡大鼻子」，不定時上街巡查，以確保禁令得以執行。但在這場角力中，咖啡終究佔了上風，日耳曼的上層富有階級並不受高關稅的影響，繼續暢飲香醇的咖啡，一般民眾則以菊苣的根、乾燥的無花果等製作出替代咖啡的飲料，特別是菊苣咖啡的出現，一方面讓小老百姓也得以飽嘗流行咖啡的風潮，另一方面，菊苣咖啡並沒有咖啡惱人的副作用，省錢又健康。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後，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干預力量削弱，咖啡的進口阻力也減少，加上城市中的布爾喬亞階級消費能力大增，讓日耳曼人拋去咖啡的替代品─菊苣，並逐漸締造出高居全歐陸之冠的咖啡消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