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的基本特點在於「禮」，就是唐代君臣於律、疏中闡明的儒學。自秦以來，法家思想成為秦律的核心價值，但秦的迅速滅亡，證實法家思想不能適應新的社會需要，於是漢代出現了經義決獄。董仲舒等人以儒學解釋法律，形成儒學與律令的首次結合，即是漢律儒家化的轉變。不過，儒學尚未完全融入漢律之中，只是引經解律，引律說經。直到唐律，儒學與律令再度融合，才真正完成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因此，《唐律疏議》開宗明義說到：「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唐律疏議》中，幾乎每一項條文，都體現了儒家的禮教精神。疏議更是遍引儒家經典，律條滲透了儒家精義。例如：十惡為重罪，並非僅是對社會的危害性，還包含對儒學破壞的程度，所以「不孝」得以入律。又如親屬相容隱罪、服制罪可輕重、七出為離婚原則、子孫違犯教令可送官，在在都是儒教法條化的成果。從今人的角度來看，唐律總結以往各朝代的立法經驗及司法實踐，折中損益，使之系統化與周密化，更為之後歷代刑律的藍本。唐律對當時東亞各國的法典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朝鮮摹仿唐律，編纂《高麗刑律》，故史書中記載：「高麗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於刑法亦採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日本在大化革新之後，法制方面進入「律令制時代」，如《近江令》、《天武律令》、《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等，皆以唐律為範本。越南於唐初置安南都護府於交州，與唐使節往來頻繁，進而受到唐律的影響，更於李氏王朝頒布《刑書》、陳氏王朝頒有《國朝刑律》與《皇朝大典》。學者更將《唐律疏議》與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視之為古代中國法系的代表著作。由上得知，唐律對中國由五代至清朝的法律制度不僅有延續的關係，而且對東亞諸國也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