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認為道德教化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石，使人心良善，社會長治久安，這絕非是刑罰所能辦到的。教化可以勸人為善，刑罰偏重禁人為惡，兩者價值不可同日而語。是故，儒家極端推崇德治，堅信在位者的人格品德得以感化百姓，於是從德治衍為人治。相對來說，法家則不問人心，不求人心良善，只要法律機構以嚴刑止姦息暴，使人不敢為惡，法律的目的便已達成。兩者的思想對峙，從原本的戰國轉為大一統的漢代之後，才漸趨消弭。西漢初年，統治者有鑒於秦代的滅亡，認為嚴刑峻罰固然能富國強兵，卻會遭人民推翻，於是改採黃老思想的無為而治與約法省刑，這種思想卻不利集權統治。漢武帝時，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奉儒家思想為正統。此時的儒家有別於先秦儒者，結合了法家、道家、陰陽家及天命神權等思想。事實上，儒家和法家思想本身就有調和的可能，因為儒家不完全排斥法律，只是堅持以德治代替法治。董仲舒在此一基礎上，提出德主刑輔的主張，不僅強調禮樂教化的優越性，還重視刑罰的實施。他甚至以春秋決獄，將儒家經義應用於解釋法律，以儒為體，以法為用，真正結合了德治與法治。自此以後，歷代統治者皆以德主刑輔作為法制的指導方針，使得法律不只具有懲戒的作用，還有教化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