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極力推崇白話文，曾說：「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一項。」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論述寫作文體的革新，此文被視為是提倡白話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敲響文學革命的第一聲大炮。不過，其實這篇文章早就登載於在美國編印的《留學生季報》，當下並未引起太多的關注，當他再度發表於《新青年》，就「改良芻議」用字及內容來看，立場相當溫和，直到陳獨秀隨即以〈文學革命論〉強烈呼應後，才引發熱烈討論，因而揭開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序幕。在〈文學改良芻議〉的一文中，胡適首先提出了「文學歷史進化觀」。他說：「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逢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以今世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胡適主張每個時代都有該時代應有的文學，而且他認定白話文不但是今日的潮流，將來也必定成為中國文學的利器，這是歷史進化的結果，不應違背。胡適強調作文要有真實情感和思想，並且明白揭示寫作的「八不主義」：「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其中的「不避俗字俗語」，就是使用白話文，胡適認為白話文學是「標準」的中國文學，而所用的文字則必須是適合創造活文學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