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日本的外交接觸，始於同治九年（1870），日本派遣全權代表柳原前光到天津洽談商約。次年（同治十年，1871），日本代表伊達宗城與清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簽訂「中日修好條規」。當時中國方面的實權人物，如恭親王奕訢、李鴻章等人，都希望中日兩國能夠友好親善，共同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不過，日本並不以此為考量。同治十年（1871），琉球船隻遇難漂流至台灣牡丹社，為當地原住民所殺。當時琉球同時向中國與日本納貢，為「兩屬」的狀態（同時為中國、日本兩國的屬邦），因此，日本決定以此為藉口製造事端。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前往中國換約，副使柳原前光向總理衙門提出琉球漁民遇害之事，總理衙門答以「琉球、台灣俱屬中國，不煩日本過問；生番原為化外，未便窮治。」這種說法，給予日本單獨行動之口實。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都督」，率兵登陸台灣南端，屠殺原住民，此即「牡丹社事件」。中國派前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率軍入台，中日關係劍拔弩張。日本派遣特使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至中國進行談判。在英、美等國的斡旋之下，中國方面同意懲兇撫卹，給予撫卹銀五十萬兩，並承認日本行動為「保民義舉」，此舉無異承認琉球屬於日本。光緒元年（1875），日本佔領琉球，不准琉球再向中國進貢。光緒五年（1879），日本正式兼併琉球為沖繩縣。「牡丹社事件」與「兼併琉球」，成為日本對外擴張侵略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