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佛經雖然是外來文化，但是長久以來已經融入中國文化當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三生有幸」、「兩世為人」的輪迴思想；「大千世界」、「恆河沙數」宇宙觀；「頑石點頭」、「立地成佛」的勸善思想；「種瓜得瓜」、「自作自受」的因果思想，這些都是深入民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早期農業社會，土地的收成是人們最大的經濟來源，土地公保佑農作物豐收，農民順利賺錢而致富，隨著環境的變遷，土地公從掌管土地之神兼職轉化成「財神」，民眾除了祭拜土地公祈求發財，有些土地公廟也可以讓人們向土地公「借金生財」，土地公廟從祭祀的場所，轉換成類似銀行的性質，信徒跟土地公借錢做生意，討個好彩頭，一年後再來還錢。人們相信土地公的錢，能帶來好運，保祐大家賺大錢。這種特殊的「借金生財」習俗把土地公的慈悲、有求必應發展的淋漓盡致！土地公是掌管土地的神明，土地與人民生計的關係最為密切，凡事都會為請求土地公幫忙。土地公的神格並不高，類似於村里長兼管區警察，幾乎每一村里皆有專屬的土地公廟，甚至有些市街，也有設立土地公廟，所以有「庄頭庄尾土地公」的諺語。土地公是地方守護神，人們都希望土地公能發揮神力，庇護地方平靜，保佑人們平安順利，闔家順利平安。人死後的墳墓建造與維護，均有賴土地公的首肯，因此墳墓旁均會設立土地公神位祭拜。早期只有以石碑刻上「后土」為土地神，現在比較講究者則會雕刻土地公神像的造型。在掃墓時，也會先祭拜土地公，再祭拜亡者，表示對土地公的尊重與感謝。

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展開前，教會本身內部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教會的形象大受打擊，此，接踵而來的外在情勢變化更是讓教會疲於奔命。十四世紀以來，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思考與生活開始有了轉變。首先是十四世紀初，歐洲各地經歷了嚴重的飢荒和黑死病的流行，持續了百餘年，使得歐洲人對「神」產生懷疑，無法理解這場災禍降臨的原因，況且，連服務「神」的神職人員也無法倖免於難，更讓人對教會的角色感到困惑。僥倖存活的群眾依然要面對教會或是地主的苛捐雜稅，生活辛苦。就在同時，許多「異端」順勢而起，企圖擺脫羅馬教廷管轄的宗教世界，為苦難大眾找尋另一條出路。其次，發祥於義大利北部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思想上的改革。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興盛的商業貿易，義大利北方的幾個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商人們在物質豐足之後，追求更精緻的藝術享受，中古世紀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滿足他們對文學、科學或藝術的要求。為了找尋更具創意與吸引力的題材，許多人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去尋找新的元素，恢復古希羅的文化精神成為此一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人本主義」（Humanism）的理想，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重視個人精神的獨立。於是，不少知識份子將這個精神表現在關懷現世社會，反映現世問題。而當時的教會和教士便成為文人學者筆下的最佳題材，他們以犀利的文字諷刺教會的衰敗與腐化。如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evine Comedy）充滿著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譴責，對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頌，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薄伽丘（Gis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談」（Decameron）中，以黑死病流行的時代為背景，生動的描述了當時修士、教士們的醜態，反映他對教士腐化的輕視態度；又如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在以拉丁文寫作的《愚人頌》（In Praise of Folly）中，指責教會愚弄人民，並抨擊教會的虛偽與偏見。再者，書籍的流通與印刷術的使用也成為宗教改革能夠推展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教育幾乎都掌握在教會的手中，書籍昂貴，流通困難。直到十世紀左右，造紙術才藉著回教徒輾轉從中亞傳入歐洲，十四世紀時，紙張開始大量生產，為印刷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1456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利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了第一本聖經—「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厚達1282頁。不久，這項技術傳遍了歐洲，書籍得以大量印刷，並以低廉的價格嘉惠讀者。而透過聖經的大量印刷，使得人們能夠透過自行閱讀聖經來理解教義，不一定要依靠教士們的解說和詮釋，思想的傳播因此更為快速。除上述思想的轉變問題之外，教會還得面對更棘手的狀況。中古時代，教皇透過滿佈歐洲的教會組織，可以直接或間接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治，因此教皇可說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領袖人物。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興起，以工商業者為主的中產階級希望透過與王權的合作，掃除各地封建諸侯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障礙。因此，在中古後期，歐洲的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起來的新興國家。受到歐洲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支持的世俗王權，愈來愈難以忍受教會的操縱與，常與教會發生衝突。例如︰十一世紀起，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就因為義大利北部的歸屬問題，彼此爭戰不休，衝突不斷，延續三、四個世紀；十二世紀時，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也因限制教會權力而與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貝克（Thomas Becket）發生衝突，後來，貝克遭人謀殺，引起軒然大波；到了十四世紀，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也因為教會財產徵稅、教士有罪須受政府法院審判等問題，而與教皇鮑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發生衝突。真正讓各國覬覦的是數百年來教會所累積的財富與廣大的田產，而教會法庭的存在更是嚴重妨礙各國司法的獨立。因此，為了追求國家在政治的統一、經濟上的自主與司法上的獨立，世俗政權必然與教會的勢力發生衝突。

古埃及人的衣料主要是從尼羅河畔旁生長的亞麻紡織而成，一般男性用一條布圍繞腰和臀部，貴族則是穿著打褶的圍裙，象徵太陽的光輝，婦女則穿緊身長袍。 古埃及人喜愛打扮，會用脂粉盒裡的眼圈墨化妝，喜歡用藍色和黑色，不論男女身上配戴項鍊、手鐲、胸飾等裝飾品。富人們一定戴假髮，在祭典時穿上最美麗的服飾，法老會載象徵權力的假鬚。在法老的墓室中還發現涼鞋，木乃伊必須穿上涼鞋，以確定重生的時候可以使用。

古時候的每個月初一、十五，商人都會約定地點作交易，於是就逐漸形成了「市集」，在交易完成之後的第二天，就是初二、十六，為慶祝交易成功，便會宴請家人和工人，但是在吃飯之前會先祭拜土地公，感謝土地公保佑他們有豐盛的農作物或家禽，使他們有物可「易」，也感謝土地公保佑使他們交易順利，換得自己所需的民生用品。「頭牙」是指每年第一次祭拜土地公的日子，也就是農曆二月二日，因為正月初二，正當農曆過年期間，所有神明都要回到天廷，所以土地公不在人間，而正月十六時，與上元節（元宵節）僅相隔一天，所以將每年第一次做牙定在二月二日，也就是「頭牙」，而十二月十六日則是最後一次做牙，就稱為「尾牙」。虔誠的人們在每個月的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固定會祭拜土地公，另外每年有兩次更盛大的祭祀活動，一個為農曆的二月二日，這一天除了是商人們做頭牙之外，也是土地公的誕辰日；另一個是八月十五日，是土地公得道升天的日子。二月二日是春祭，祈求土地公保祐農作物生長順利；八月十五是秋祭，秋天收成之後，感謝土地公的保佑豐收，也就是所謂「春祈秋報」。這兩天，家家戶戶都會宰雞殺鴨，準備豐盛的祭品虔誠祭拜，也會在土地公廟前的演平安戲，又稱為 「土地公戲」。「安土地公金」就是在二月二日祭拜土地公祈福時，農人會以竹枝夾著金紙（土地公金），插在田中，祈求豐收。到了八月十五日會重複，以感謝土地公庇佑農作物豐收。「安土地公金」也稱為「安土地公拐杖」，民間流傳土地公是白髮蒼蒼的老伯伯，行動比較為不靈活，人們就以竹枝或蘆葦枝夾土地公金插在田地上，當作土地公的拐杖，而土地公金，則是作為答謝土地公之「禮數」。另一種說法認為「安土地公金」是土地公看管的標記，表示這塊田是土地公的管轄區域，就如同俗諺所說：「土地靈，虎豹不入境」，兇猛的野獸、妖魔鬼怪等，看到土地公金不敢隨便入侵，農作物自然可以豐收。

一、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1836-1921)，英國蘇格蘭人，1860年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之後又在德國柏林、法國巴黎等大學深造，曾擔任伯明罕總醫院住院醫師。 1863年奉英國長老教會之命來中國宣教，其傳教經過與貢獻如下： 1.1865年5月28日在台灣南部的打狗登陸。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 2.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人地區傳教，並設立教會。 3.1868年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台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84年10月20日，因為夫人生病，前往廈門，1885年4月在由該地歸國，1921年過世。他的次子馬雅各二世受父親的影響，也從故鄉來台傳教行醫，主持『新樓醫院』。二、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84.03.21~1901.01.)，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偕叡理博士(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之後在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崁腳及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1878年5月27日，和五股坑的張聰明(華人)結婚。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 馬偕在台30年間，傳教於漳、泉、客家、平地、高山各族裔之間，設立教會達60餘所，施洗信徒達4000人之多。並訓練本地人為牧師，更以拔牙達兩萬顆以上聞名。1900年5月馬偕，因喉癌聲音全部沙啞。11月前往香港治療。1901年1月自香港返台，病況日益嚴重。6月2日馬偕博士經過長久疾病的糾纏，病逝淡水寓所， 享年五十八。三、李庥(Rev. Hugh Ritchie，1840~1879.09.29)，蘇格蘭人，倫敦英國長老教學院畢業，1867年李庥偕夫人於12月13日抵達打狗(今高雄)，為英國長老教會首任駐台灣牧師，成為馬雅各醫師的好同工。對台灣長老教會主要貢獻為從事傳福音、建立教會和倡導女子教育之工作： 1.先後開拓今旗津、鳳山、屏東、里港、鹽埔、竹仔腳以及客家村落南岸、杜君英等教會。 2.1875年起又遠赴後山(今台東海岸)設立成功石雨傘、富里、觀音山等教會。 3.1879年向台南教士會建議興建女學，並差派女傳教士來臺專責女學之規劃，堪稱倡導台灣女子教育之先鋒。1879年9月因染患瘧疾病逝於台南，葬於高雄。其倡導女學遺志由李庥夫人繼續推動，遂有1887年台南『新樓女學校』之設立。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並致力提倡『婦女教育』，1879年9月29日因病在台南去世。四、甘為霖(Rev.Dr. William Campbell，1841.04~1921.)，蘇格蘭拉斯哥人，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和自由教會學院。他具有冒險性格，於三十歲時志願成為宣教師，1871年12月10日抵達高雄旗津，在轉往台南，展開對台灣傳福音工作，其傳教過程與貢獻如下： 1.1872年數度拜訪中部巴宰平埔族和其他原住民部落。 23.1886年與高長搭船前往澎湖馬公佈道，自此開啟澎湖宣教的大門。 3.1891年他在台南設立『訓瞽堂』，開啟台灣盲人教育，更是台灣盲人福利之父，他也為他們刊印浮凸版書，直到1897年由台灣總督府接辦為止。 4.1913年編著的《廈門音新字典》(俗稱《甘字典》)，字數達1萬5千字，至今已發行15版，是台語研究的鎮山之寶。 5.另外對台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致力於荷蘭史料的編譯與收集工作，其中以1889的《台灣宣教之成功》和1903年的《荷蘭統治下的台灣》最為珍貴。 他在台灣工作46年，於1917年2月21日返國，1921年9月9日在故鄉過世，享年80歲。日本人鈴木明對他的評語是：『甘為霖不是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是純粹為了神才前來台灣傳教』五、巴克禮(Rev.Dr. Thomas Barclay，1849.11.21~1935)，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士，蘇格蘭人。格拉斯哥大學、自由教會神學院畢業。1875年6月5日巴克禮博士來台差派至高雄。 主要有四大貢獻： 1.1876年創設台南神學院，培養本地傳教人才。 2.1885年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今《台灣教會公報》)，推動白話字教育。 3.翻譯白話字舊約、新約聖經譯本。 4.編著《增補廈門音漢英大辭典》。1895年接受台南府城士紳請託，與日軍乃木希典將軍協議不流血入城。1935年因腦溢血病逝於台南，一生為台灣奉獻了60年。六、吳威廉(Rev.William. Gauld，1861.02.25~1923.06.)，加拿大安大略省人，畢業於多倫多大學、諾克斯神學院。1892年10月22日加拿大母會宣教師吳威廉牧師偕夫人來台，到達淡水。其傳教過程與其貢獻如下： 1.1901年馬偕去世後，積極推動台灣教會自立自治。 2.1904年膺選為第一屆北部長老中會議長。 3.1912年促成南北長老教會成立『台灣大會』 4.曾協助設立『淡水中學校』、『淡水女學校』，並於1901年與1921年兩度擔任『台北神學校』校長。 5.他擅長建築設計，台北神學校、淡水女學校以及淡水英國領事官邸，皆出自其手筆。 牧師娘專精於聖樂及聖歌隊指揮，努力協助教會事工，許多年間，他在女學校、中學校及神學校教音樂，也使教會在唱詩方面，更為進步。對北部教會西方聖樂的推行有相當大的貢獻。 吳威廉牧師在台奉獻前後32年之久，1923年病逝於淡水。

新教的改革思想也傳播到羅馬教會所在的義大利半島，已有人察覺羅馬教廷的道德敗壞與各種弊端，不少當地的教士也承認教會改革的需要與急迫性，甚至有教士公開宣揚新教的改革主張。1534年保羅三世（Paul Ⅲ，1534-1549）被選為教宗，致力於宗教和道德的改革，整頓神職人員，並且實行嚴格的書籍檢查制度與宗教裁判。1545年，opd 首度在特稜特（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召開會議，以解決宗教改革以來的紛爭，之後的教宗朱利三世（Julius Ⅲ）、庇護四世（Pius Ⅳ）仍持續召集新舊教徒在特稜特召開大會。直至1563年，教會終於確定︰教士獨身、宣佈重罰納妾之神職人員、七聖禮之不可廢……等主張，改革以增進教士的道德與紀律為主要目標。 在特稜特會議期間，羅馬教會內部有不少進行改革的修會，他們絕大多數都擁有無比的愛心與行動力，同時能忍受惡劣的環境與嚴格的規律，以實際的行動來從事各類服務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者是西班牙的羅耀拉。羅耀拉原本是個軍人，在因傷休養的期間，深受基督及聖母的感召，決定奉獻一切給上帝。1522年，他在聖母面前發誓永守慈悲與貧窮的信條，就過著苦行的修士生活，三十三歲那年，更決心以教育磨練他的心志，認真研究哲學及神學，此時，他已經有了跟隨者。西元1537年，他和他的跟隨者希望能將自己奉獻給教皇，羅耀拉稱呼他的小團體為「耶穌的武士」，終生為反對不相信及離異份子而戰。1540年，教宗認可了這個團體，承認耶穌會是羅馬公教的正式修會之一，可以設立修院、招收修士、從事傳教等工作。1547-1552年間，羅耀拉制定了耶穌會的規律，欲加入的人必須經歷兩年的學習，而且要求對上帝絕對服從，經過嚴格的精神鍛鍊與從事低賤的工作，以確定這些學員都是能幹且進取的人之後，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開始學習數學、古典文學、哲學及神學等，以培養成為一般的修士，或是有機會可以出任高級的神職。嚴謹的訓練過程，能確保培養出一群學識淵博而且充滿宗教熱忱的傳教士。羅耀拉以嚴厲的權威指導他的小團體在世界各地的行動，他本人也過著嚴苛的生活，一把果核、一片麵包及一杯水就能維持生命。歐洲只是耶穌會活動的一小部份，他們還派遣教士到前往亞洲、美洲、非洲等地傳教，他們忍受每一個苦難，視之為上帝的禮物，他們忠於職守，照顧弱者，同時又有良好的教養與風度，因此為羅馬公教爭取了不少信徒，例如︰明末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豐富的學識贏得了不少當時中國士大夫的讚賞，進而接受羅馬公教的洗禮，開啟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羅耀拉去世前，至少已有一百所耶穌會學院，學院以古典文學為基，並以拉丁文教授，同時強調人格教育。祈禱、默思、懺悔、聖餐、彌撒及神學之外，每日再三地教誨，施以嚴格的訓練，加強對宗教的熱忱。因此，雖然耶穌會的組織並不大，但耶穌會的聲望及影響力漸增，被認為是天主教改革最輝煌的成果。

隨著天主教各教會進入中國，各教會或教會內部對中國儒家文化的認識漸漸出現了分歧。其中最引起爭論的，就是中國的祭祖與祭孔活動，究竟是屬於宗教性質，抑或只是中國的禮俗。假使祭祖祭孔的活動是屬於宗教性質，那就違背基督教不崇拜偶像的教義。1628年(崇禎元年)，耶穌會為了解決歧見，便在中國召開會議，達成共識：不把中國的祭祖祭孔活動，當作是偶像崇拜。較晚到中國傳教的方濟會與道明會，對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成功既羨慕又嫉妒，加上不贊成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因此將對中國的禮儀之爭再度點燃，也使得羅馬教皇對此問題逐漸重視。耶穌會士擔心爭論的結果會影響在中國的傳教，也派員回羅馬為在中國的傳教方式辯護與解釋。最後羅馬教皇於1704年頒佈禁令，嚴禁入教的基督教徒行中國禮儀。教皇頒佈禁令後，派遣使團到中國面見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對此禁令極為憤怒，下令只有經過朝廷批准的教士才可在華傳教。多數的教士意識到此舉將會嚴重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情形。因此1719年(康熙58年)教宗再度派人來華交涉，希望中國能允許傳教士繼續在華傳教。不過這次的交涉並未成功，傳教士所提出的條件反而惹惱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決定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

鴉片戰後，中國於1844年 (道光24年)所簽的中美、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中，允許外國人在五口建造教堂，中國人若將禮拜堂或墳地觸犯毀壞，地方應嚴拘重懲。同一年，道光皇帝准許中國人至外人建造的天主堂作禮拜、入教，正式廢除了對基督教的禁令。1846年，道光皇帝頒佈諭旨，認為天主教是勸人為善，與其他邪教不同，因此准免查禁，並且歸還康熙年間的天主教教產。道光所頒佈的諭旨，明確規定傳教士的活動僅限通商口岸，仍然禁止入內地傳教。至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中規定，中國有保護傳教的責任。咸豐10年(1860)的中法北京條約，允許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地建造教堂、醫院，中國人民任其信教，地方官須善待保護。條約對天主教的保護，易引起民教衝突，造成教案頻生。雍正禁教後，教堂多被沒收充公，有的已改建，有的是多次易手，要查還相當困難。傳教士仗著條約和外國的勢力，常不顧實情，任意需索，要求會館、書院、廟宇等，應予退還，甚至強迫買賣田地、低價勒索，或強迫官方撥用土地，遭致民間反感。此外，傳教士深入內地傳教，也常攻擊、破壞中國一些傳統習俗，或干預訴訟，使中國社會秩序大受動搖。再者，教民破壞神像、毀壞祠堂，民間酬神賽會演戲時，教民既不出資，又參與觀戲遊樂，讓平民心生不滿。種種民教之間的誤會、衝突，皆在條約保護、內地傳教後一一浮現，教案也隨之發生。

由於尼羅河兩岸缺乏良好的建築木材，勞動者通常使用蘆葦、紙草、黏土等河岸邊容易取得的物品燒製成泥磚，建築房屋。貴族及富人多採用茅草、泥磚及灰泥作為主要的建築材料，牆壁上通常繪有壁畫。法老的原意是「大的房屋」，古埃及人的住所不管是國王住的宮殿、貴族的別墅或者平民住的房屋，皆以泥磚建造，神廟、金字塔則由石頭築成，以象徵法老死後「永恆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