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祖鄉土教材

以台東縣海端鄉龍泉部落舉辦之布農族射耳祭活動為例,運用學生敘說自己的文化,補充有關當地布農族祭儀活動內涵

台獨運動的起源可以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但基本上戰前的台獨運動和戰後的台獨運動在性質上並不相同。戰前的台獨運動所要對抗的對象是日本帝國主義，而戰後的台獨運動所要對抗的對象，早期是國民黨政權，近年來逐漸轉變為海峽對岸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就戰後的獨立運動而言，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對台獨運動有著很大的影響。二二八事件期間雖然並沒有出現任何台獨主張，但對台人產生獨立想法有重大的影響。雖然根據目前的史料，在該事件以前已有零星之台獨主張的出現，不過，政府接收台灣之初，台人確實抱著歡欣鼓舞的心情，期待五十年異族統治的「差別待遇」結束。沒有想到，陳儀政府在台灣的倒行逆施，不但造成「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也使得台人對中國之統治者徹底失望，導致戰後新一波台灣獨立運動的興起。被稱為「海外台獨運動初期最著名的領導者」的廖文毅，於二二八事件後遭到通緝而亡命海外，先逃至香港，再轉至日本、歐洲、美國等地，從事反政府運動，並鼓吹台灣獨立，最後集中於美國，使美國成為台獨勢力的大本營。1947年，廖文毅先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1951年，廖又在東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接著，分別在1955年9月和1956年2月先後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1960年2月，由王育德主導，幾個台灣留學生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另外，史明結合幾個團體，於1967年4月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次年解散，再創「獨立台灣會」。隨著台灣留學生在海外各地的逐漸增加，原本以日本為根據地的獨立運動，慢慢擴展到美國、加拿大、歐洲。釵h新的台獨運動團體相繼出現，例如「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等。進入70年代以後，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台獨組織聯合起來，組成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並將總部設於美國。二二八事件後在海外興起的台灣獨立運動，出現多種不同版本的「台灣民族論」。不過，他們的共同點則是對所「外省人」有相當的疑慮和排斥，並以推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為目標。這也是為何每次提到二二八事件時，總會伴隨著省籍情結的出現。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傷口已經存在，我們應該做的是盡量撫平它，對二二八受難家屬做最大的補償，才能使臺灣從省籍情結中走出來，讓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真正結合在一起，共同為臺灣的未來努力。

1949年4月省政府頒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規定第一期農作物收割繳租，僅按每年正產物的37.5%，隔年，立法院通過「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確立佃農對地主收納地租，一年不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37.5%為準。有鑒於過去的口頭約定以及不合理的書面租約，常常發生糾紛，所以一律廢止，且依照減租辦法，全部換訂新約，訂定租期不得少於6年，中途不得非法中止租約，期滿需要承租仍可續約，並由當地鄉鎮區長證明。新訂租約規定一式三份，除業主、佃農各一份外，鄉鎮公所也各有一份，以備政府隨時檢查。 實施減租後農民因租期獲得保障，而帶動增產意願，土地生產總量逐年增加，且因標準收穫總量計算租額規定，所增產之收益均歸佃農所有。耕地減租，佃農因租率由50%至70%，一律減為正產物收穫量37.5%。民國37年，中等水田一甲，總收穫量為4649公斤，繳租後收益稻穀為2092公斤；減租施行的38年，佃農收穫量為4860公斤，增產收益為211公斤，減租收益為814公斤，佃農可得3117公斤，比減租前增加收穫。 耕地減租後，地主對土地投資興趣減低，地價逐年下降。

由於未獲得滿意的答覆，台北市民於28日罷市罷工，並示威請願。然而，在這一期間又發生公署衛兵開槍事件，使得亂事越加嚴重。首先是民眾圍攻專賣局。民眾因緝私傷人事件未解決，因此於28日上午9時遊行，至10時到位於今重慶南路的專賣局台北分局，群眾誤以為局內查緝員其中之一是昨天兇手，乃將他與另一警員圍毆致死。並將局裡所存之火柴、菸酒、汽車及腳踏車丟到街上焚燒。隨後民眾轉往長官公署抗議。下午一點左右，約有四五百名群眾往長官公署前進，沿路並有人呼喊口號，另有民眾以為長官公署有米可領，乃尾隨而至，場面浩大。然而，群眾至中山路路口尚未到公署廣場前，即被配備整齊的士兵所攔下，不久槍聲響起，民眾四處奔逃，有人傷亡倒地，此即公署衛兵開槍事件。這件事也是導致整個局勢惡化的關鍵所在。然而，事件真相已經無法釐清，唯一能確定的是此事件之後，官民對立已是形同水火，而台人自光復以來所累積的怨氣也一股腦地爆發出來。於是，台人原本發洩的對象從長官公署擴大到所有的外省人。在對抗公署的同時，也對外省人進行暴力的行為。

台北市參議會邀請台籍國大代表及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於3月1日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提出數項要求：解除戒嚴令、釋放被捕市民、軍警不許開槍等，並由陳儀向全省廣播。陳儀全部接受，並認為應該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此即名稱的由來。然而，處委會在官方的運作下規模急遽增大，許多成員加入，使得處委會竟變成各派系勾心鬥角的戰場。3月2日下午2時，處委會假中山堂三樓開會，會中決定採納「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之意見，由商會、工會、學生、民眾、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五方面選出的代表組成處委會。惟最後決定擴大組織，包括省內各參議員、國大代表，並定每日上午十時與下午三時在該會處理民眾之要求。然如前所提及的，其中各個派系不是全為台人著想，同時也想趁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其中「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乃一重要的本土勢力，與另一本土勢力「憲政協會」處於對立的狀態。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也想趁利用事件以建立大功，不論如何，在官民交涉之際，社會秩序有逐漸安定的跡象。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推行的國語運動是剛性，更加講求效率。也就是說，國語推行是積極推行且限期完成地。行政長官陳儀擬定的藍圖：著手國語及國文的教授，使臺人能明瞭中國文化，並可望於四年之內完成。但是，也因為陳儀的語言政策，求取速效，遭致部份臺人反感，這也是二二八事件前，另一項文化衝突。戰後初期國語運動的推行方式如下：一、制訂國語普及計劃，按照接管計劃綱要及計劃內容，限期逐步實施。二、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1946年4月，正式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各縣市也成立國語推行所，訓練各地教授國語文的人員。。三、著重訓練工作人員，培養國語文師資，完成大量的師資招聘。四、創設臺灣省編譯館，編審一系列教科書、國語書報，以及語文教材的編印。五、注重國音，推動國音廣播示範。國語文推行的層面甚廣，連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等，也限用中文發行與撰寫。不僅如此，除了推行之外，更積極禁止教師使用日語授課，查禁部份日文圖書。臺灣光復屆滿週年，公署已明文廢止報刊的日文版，遏阻報章雜誌日文版的發行。從一系列的動作可清楚知道，公署推動語言政策的步調。有鑑於臺灣光復未久，臺灣現有的國語文教科書不足，雖有中華民國教育部編訂的教科書，由中國運抵臺灣，但緩不濟急；因此，公署並未禁止私人編寫教科書。另外，部份臺人及出版社，傳抄及重刊戰前中國及日人編輯的國語文讀本，遂造成戰後初期，國語文教科書種類繁多。雖然，當時市面上流通的國語文讀本，良莠不齊，但也適時補足了部份臺人對於國語文求學若渴的需求。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乃在1947年2月27日，查緝人員接到密報，前往當時位於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查緝，但僅查獲一四十歲寡婦林江邁的私煙。查緝人員不理小販林江邁哀求，仍將其金錢與私煙全部沒收，甚至以槍托擊傷林氏的額頭。後因急於離開，其中一名查緝人員傅學通開槍示警，卻誤中市民陳文溪。往後事件有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因專賣局官員查緝私煙不當，誤殺了民眾，事後又處理不當，激起民怨。因此民眾聚集不散，有人到處宣揚此事，有人則到《臺灣新生報》要求刊登此事件。次日事情越演越烈，民眾群聚抗議，台北工人、學生、商人也都加入抗議行列。2月28日下午一時，群眾往行政長官公署前進，不料受到公署士兵開槍射擊，此為「廣場事件」。下午二時，群眾至中山公園（今之二二八和平公園）佔領臺灣廣播電台，向全台廣播，號召臺灣各地群眾反抗官吏，終於使得查緝私煙不當事件演變成為全島性的反政府行動。關於查緝私煙事件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據長官公署的說法，林江邁是因與查緝人員爭執「互毆」時流血的。二、據警備總司令部的說法，林氏是當地流氓在雙方爭執時，以「亂石圍擊」而受傷的。三、《台灣新生報》報導則說：「查緝員以槍托擊傷林江邁頭部」。四、一般民間說法，均稱查緝員以槍管或槍托擊傷林江邁。然而，經台北地方法院經查證驗傷後判決稱：「林江邁……向葉得根哀求發還私煙，葉憤其糾纏不已，隨手以手槍敲伊頭部，致伊頭部被挫傷流血。」由上可以確定，一、二的官方說法是不正確的，林江邁確實是被手槍敲傷頭部。另一方面，查緝私煙也不單純。除了與民生有關之外，其中也有許多流弊。首先，走私其實與部分不肖官員有關，然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當然引起民怨。其次，緝私員品質不佳，緝私變成私吞。而緝私員與警察執法態度不佳尤為嚴重，使人民心生反感，因此查緝人員與民眾發生衝突時有所聞。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加上沒有得到官方滿意的答覆，終於引發隔日的二二八事件

修改自基隆市本土語言教材，內容為基隆在地俚諺，為了解本地傳統生活的一門途徑。

作者參加外婆喪禮，經過家人同意，用鏡頭將整個土葬出殯當天的過程拍攝下來，哀戚中透露出對外婆永遠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