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近代化的馬路最早是隨著租界的開闢而興修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近代化的馬路仍少。上海外灘在1840年代鋪設了馬路，目前知名的上海淮海中路，舊稱「霞飛路」，1900年由法租界公董局興建，最初名為西江路，1906年改名寶昌路，1915年更名為霞飛路，橫貫上海法租界。光緒年間，上海、天津紛紛引進日本的人力車，時稱「東洋車」，是一種人力的交通工具，有兩個輪子，上有座位，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因1913年上海租界規定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故又稱「黃包車」。由於輕便舒適，價格低廉，因此迅速在各地流行。汽車方面，光緒29年(1903年)從上海開始引進，但只有新進三輛試用。宣統元年增至156輛。據說領有汽車車牌1號為英國大使館，買辦商人劉子敬的汽車則登記為2號，足見其財力與對西式生活的亦步亦趨。而袁世凱也曾購買一部賓士汽車送給慈禧太后，據說慈禧坐過一次，它現今停放於北京頤和園內。電車方面，有軌電車是德國人西門子於1882年發明的，傳入中國是在光緒32年(1906年)，比利時人在天津租界鋪設有軌電車，之後上海電車公司成立。上海在1908年第一次通行電車，自靜安寺行駛至外灘，路旁圍觀者眾多，但乘坐者只有24人，其中大多是外國人，因為當時中國人以為坐電車會觸電，所以很多人不敢乘坐。 汽車與電車的引進，促成中國通商口岸交通近代化的起步與發展。

纏足多由婦女為之，大多是女孩的母親。擇一日子(可能是女孩的生日)，女孩坐在椅上，雙腳用熱水洗淨，置於膝頭，趁腳還溫熱，將大拇指以外的其他四趾，向腳心用力扭折，且在趾間縫邊，灑上明礬粉，使皮膚收斂並防止發炎與化膿，然後縛緊。接著，以八尺至十尺長的裹腳布緊纏，再用針線密密縫合固定，不可過鬆，有經驗的人，會慢慢雙腳併攏，先讓足部習慣這種束縛，之後再慢慢加緊。兩足被捆緊，發熱、發炎、紅腫。故纏足適宜秋季之後，時間可以從數天至兩個月。通常會選在女孩五、六歲時開始纏足，因為腳骨還未長大、長硬，較易收效，目標是將小腳纏成符合「瘦、小、尖、彎、香、軟、正」這七個要訣，在大人軟硬兼施下，小女孩不得不答應，因為大人常以：「不纏足，將來嫁不出去」為威脅。經過試纏、試緊、裹瘦、裹彎、保養幾個步驟始告完成，這樣的纏足過程造成腳骨嚴重變形，令人目不卒睹。

摩天大樓顯然是量體龐大的結構體，而且光是物理性的表現及非自然形成的高密度集區，就成了已開發國家的城市象徵。在許多城市中，摩天大樓已經成為城市核心、商業中心與金融樞紐。另一方面，與其爭論摩天大樓是否適合人類，不如從蓬勃發展的亞洲觀點來看，如何設計這些摩天大樓。在東亞的住商合一城市來說，新建的摩天大樓會破壞原有街景。台北101大樓的位置設在信義重劃區的理由也在這裡。

在北京小平原上除了誕生董家林古城外，還在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地區誕生了另一座城市－薊城，目前通過考古證實的是春秋戰國以來的薊城，此時的薊城已是燕國的都城，其方位一般認為是在今北京城區宣武門至和平門一線以南，即今北京城區西南部，因為自1956年以來，在這個區域中發現了200多座春秋、戰國至漢代的古陶井，陶井是用一節節陶質井圈套疊成圓筒狀，在井底還發現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水井密集表示此區居民很多，而居民大範圍集中在當時應只有在城市中才會存在。另外，1957年發現了一處以戰國文化為主的遺址，出土有饕餮紋半瓦當，此乃燕國宮殿建築常用的構件，以及另有出土十枚方折式”匽”字刀幣，這都為燕都薊城位於今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區域提供了證據。在春秋晚期特別是戰國時期，薊城已發展成為”天下名都”之ㄧ。【史記．貨殖列傳】所謂”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是對燕都薊城的地位與作用之恰當評價。可惜到秦滅燕時，薊城遭到破壞，但是後來由於此地軍事地位重要，所以在秦漢之時，城池又被修復起來。

清代的皇家園林主要修於康、雍、乾三朝，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山一帶的五座行宮，通稱”三山五園”，即暢春園、圓明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和清漪園（瓮山），而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圓明園（明朝時稱清華園），建於康熙48年，經過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共六朝營建，前後歷經150年，集結中國皇家園林精華，為世界公認之”萬園之園”。圓明園的特點之一是將宮殿與園苑建築相結合，園內仿紫禁城也呈前朝後寢的佈局，前面建有”正大光明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皇帝處理政務地方；後面是以”九洲清晏”殿為主的一組建築，是帝后居住和飲宴的場所。在圓明園裡，不僅有江南的奇園秀景，也有傳統的亭台樓閣，還有西洋的宮殿建築，圓明園也因為這座由當年義大利傳教士郎世寧、法國傳教士王致成及蔣友仁設計籌畫的巴洛克風格西洋樓，而得到「東方凡爾賽宮」之美稱。當年圓明園的建築及維修費共用去白銀2億兩（比頤和園足足多了將近十倍），耗費當時六年的國家總收入，可惜竟然在1860年英法聯軍時，被一把火燒了三天三夜，如今只剩空盪的園林和殘破的遺址，令人唏噓不已。

西元1115年，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建立金朝，國號大金。宋徽宗宣和二年（西元1120年），宋、金結盟攻遼，約定由宋出兵燕京，勝利後燕、雲等州歸宋，宋則把原來給遼的”歲幣”轉納給金。宣和四年（西元1122年）宋軍攻遼失敗，燕京後來反而是由金兵攻下，因此金向宋要求每年四十萬的銀、絹，以及一百萬緡的燕京代稅錢和銀、絹、米糧各十萬的勞軍費，以作為換取燕京及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的代價，宋取得燕京後改為燕山府。宣和七年（西元1125年），金滅遼，之後兩次南下攻宋，取得燕山府，靖康二年（西元1127 年）北宋亡。西元1153年，完顏亮下詔將金朝國都自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市）遷至燕京，初名聖都，不久改稱中都。完顏亮之所以要遷都燕京，首要原因是為了鞏固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因為在1141年金、宋雙方達成和議，以淮水為界，金的統治地區向南擴大到淮水流域以北的廣大地區，但是金朝要以遠在東北的都城會寧府顯然是難以控制黃、淮地區，要指揮南下用兵也感到鞭長莫及，故勢必要將國都南遷。完顏亮遷都後，確立了五京名號，即中都大興府（今北京），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南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北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中都”之名即取五京當中之意，而中都也成為整個擁有中國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統治中心，今天的北京正式成為中國北部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從此開始。不過到了1215年，蒙古軍隊佔領了中都城，金朝在中都的統治從此結束。金中都城是在遼南京城基礎上向東、西、南三面擴展而成的，北面受河道的影響未向外擴展。中都城的修築是仿照北宋都城汴京修建的。中都還修建多座宮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太寧宮（即今北海公園前身）。

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並稱阿里山五奇勝景。其中尤以森林鐵路最負盛名。直立式汽缸車頭、之字型折返道、螺旋形爬山道及熱帶、暖帶及溫帶三種林相為其特色。1906年臺灣總督府核准日人「藤田組」開始興築阿里山森林鐵路，以開發其森林資源。因為阿里山森林資源的開發，在阿里山北門車站附近聚集許多與林業相關的行業，帶動了嘉義地區的繁榮，並招來許多外地人來這裡討生活。尤其在林森西路一帶有很多木材商因此而發展致富。早期生活環境不好，許多阿里山沿線的住戶靠著在火車靠站時，在火車外面叫賣維生。這些叫賣的阿婆或小女孩拉高嗓門的叫賣聲，是早期火車停靠時常見的景象。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生活環境的改善，這些景觀已不復見。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並稱阿里山五奇勝景。但也有許多人是為了山櫻花而來，山櫻花成了阿里山除了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之外吸引遊客的另一大美景。花季時，滿山的櫻花讓人陶醉。

新教的改革思想也傳播到羅馬教會所在的義大利半島，已有人察覺羅馬教廷的道德敗壞與各種弊端，不少當地的教士也承認教會改革的需要與急迫性，甚至有教士公開宣揚新教的改革主張。1534年保羅三世（Paul Ⅲ，1534-1549）被選為教宗，致力於宗教和道德的改革，整頓神職人員，並且實行嚴格的書籍檢查制度與宗教裁判。1545年，opd 首度在特稜特（Council of Trent，1545-1563）召開會議，以解決宗教改革以來的紛爭，之後的教宗朱利三世（Julius Ⅲ）、庇護四世（Pius Ⅳ）仍持續召集新舊教徒在特稜特召開大會。直至1563年，教會終於確定︰教士獨身、宣佈重罰納妾之神職人員、七聖禮之不可廢……等主張，改革以增進教士的道德與紀律為主要目標。 在特稜特會議期間，羅馬教會內部有不少進行改革的修會，他們絕大多數都擁有無比的愛心與行動力，同時能忍受惡劣的環境與嚴格的規律，以實際的行動來從事各類服務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改革者是西班牙的羅耀拉。羅耀拉原本是個軍人，在因傷休養的期間，深受基督及聖母的感召，決定奉獻一切給上帝。1522年，他在聖母面前發誓永守慈悲與貧窮的信條，就過著苦行的修士生活，三十三歲那年，更決心以教育磨練他的心志，認真研究哲學及神學，此時，他已經有了跟隨者。西元1537年，他和他的跟隨者希望能將自己奉獻給教皇，羅耀拉稱呼他的小團體為「耶穌的武士」，終生為反對不相信及離異份子而戰。1540年，教宗認可了這個團體，承認耶穌會是羅馬公教的正式修會之一，可以設立修院、招收修士、從事傳教等工作。1547-1552年間，羅耀拉制定了耶穌會的規律，欲加入的人必須經歷兩年的學習，而且要求對上帝絕對服從，經過嚴格的精神鍛鍊與從事低賤的工作，以確定這些學員都是能幹且進取的人之後，才可以進入下一階段。開始學習數學、古典文學、哲學及神學等，以培養成為一般的修士，或是有機會可以出任高級的神職。嚴謹的訓練過程，能確保培養出一群學識淵博而且充滿宗教熱忱的傳教士。羅耀拉以嚴厲的權威指導他的小團體在世界各地的行動，他本人也過著嚴苛的生活，一把果核、一片麵包及一杯水就能維持生命。歐洲只是耶穌會活動的一小部份，他們還派遣教士到前往亞洲、美洲、非洲等地傳教，他們忍受每一個苦難，視之為上帝的禮物，他們忠於職守，照顧弱者，同時又有良好的教養與風度，因此為羅馬公教爭取了不少信徒，例如︰明末到中國傳教的利瑪竇也是耶穌會傳教士，他豐富的學識贏得了不少當時中國士大夫的讚賞，進而接受羅馬公教的洗禮，開啟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在羅耀拉去世前，至少已有一百所耶穌會學院，學院以古典文學為基，並以拉丁文教授，同時強調人格教育。祈禱、默思、懺悔、聖餐、彌撒及神學之外，每日再三地教誨，施以嚴格的訓練，加強對宗教的熱忱。因此，雖然耶穌會的組織並不大，但耶穌會的聲望及影響力漸增，被認為是天主教改革最輝煌的成果。

1948年以色列在中東建國後，歷經4次中東戰爭，在美國斡旋下於1978年簽訂了「大衛營協定」，但仍未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紛爭。其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間因領土、宗教等長期問題，衝突嚴重，恐怖活動層出不窮，從早期零星的個人式自殺行動，進而演變成有組織、有計畫、有訓練的大規模恐怖活動。1993及1995年以、巴間的兩次奧斯陸協定（OsloⅠAccord 、Oslo Ⅱ Accord），曾替中東的和平開啟曙光，1995年新的巴勒斯坦當局已獲得約旦河西岸其他六個城市治理權，卻因互不信任和暴力阻止了奧斯陸協定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