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傳道」是宣教活動中的重要部分。福音的傳入，多半是藉著醫療行為而進行的。雖然一般中國人對傳教士所開的西醫院仍存有相當多的誤解，如認為西洋醫師對屍體解剖、用酒精保存畸形人體發育的標本、或是幫人開刀等，是不軌的行為。但不少貧窮人家只能求助於傳教士醫師。因此，教會仍利用在華的醫療事業來進行傳教活動。起初教會在中國的醫療事業，規模都很小，數量也不多，通常是附設在教堂裡的。1900以後，傳教士對醫療事業更加注重，對原有的醫院擴大規模，並在各地新設醫院及診所。教會醫療事業的經費來源，有一半來自醫院的收入，另一半是靠捐款。早期開設的教會醫院，一般是不收費，目的是要博得好感，大部分全靠捐款維持，例如伯駕醫生(Peter Parker) 在1835年創辦的「博濟醫院」，是中國境內第一個現代化的醫院。伯駕傳教的方法，是在病人手術之前把基督教的小冊子送給病患，向他傳教，手術完之後，又繼續傳教。但後來教會醫院都有收費，只對少數貧病者施醫給藥，條件是必須信仰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的醫療事業雖然是以傳教為目標，但也把西方的醫術、西藥、醫院制度及醫學教育傳入中國，對中國的醫療事業有相當大的幫助。

古埃及人的衣料主要是從尼羅河畔旁生長的亞麻紡織而成，一般男性用一條布圍繞腰和臀部，貴族則是穿著打褶的圍裙，象徵太陽的光輝，婦女則穿緊身長袍。 古埃及人喜愛打扮，會用脂粉盒裡的眼圈墨化妝，喜歡用藍色和黑色，不論男女身上配戴項鍊、手鐲、胸飾等裝飾品。富人們一定戴假髮，在祭典時穿上最美麗的服飾，法老會載象徵權力的假鬚。在法老的墓室中還發現涼鞋，木乃伊必須穿上涼鞋，以確定重生的時候可以使用。

土地公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很久遠的上古時代，人們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與大自然對抗，對於未知的大自然有著敬畏和感謝的心情，一方面害怕山川之神或日月星辰的神明降災禍，另一方面，他們相信掌管土地的神明，可以控制農作物的豐收與歉收。所以為了表示對掌管土地神明的尊敬與感謝，因此祭拜土地神，祈求保佑耕作順利。人們把掌管土地的神明稱為「社」，在商、周時期是以「示」這個字當作「神」字使用，所以「社」這個字拆開來就是「示」和「土」，表示「土地的神」的意思，「社神」也就是中國的土地神。在古代，「社」除了表示土地神，也可用來表示祭祀的場所，祭祀場所會以立石或種樹表示，所以許多土地公廟旁都會種植大樹，甚至田在田裡頭會以石頭代替土地公。每當清明節掃墓的時候，總要先祭拜墓旁邊的「后土」，大家都將「后土」視為土地公。《史記》中記載：「湯以伐夏，祭告后土」，「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可見夏商周時期，后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國家有何大事都需祭祀告知后土。在其他許多古書中都有提到「后土」一詞，有的認為是人名，有的認為是神名，也有說成是官名，但不管怎麼說，「后土」都是與土地的崇拜或祭祀有關。「后土」既然是掌管土地之神，當人們面臨親人死亡要安葬造墓時，就必須在墓地的旁邊祭拜后土神，除了祈求后土神能允許在土地開工外，也希望后土神能幫忙守護這個墓地。

與神社參拜政策互為一體兩面的，就是「寺廟整理運動」，日人拆除台灣舊有民間信仰的寺廟，獎勵各街庄以參拜神社取代傳統信仰，很多漢人信仰受到壓迫，甚至沒收寺廟的神像集中焚毀，稱為「神佛升天運動」。1938年台灣總督府召集各地方官會議，授權地方政府開始整頓寺廟，有關寺廟整理的原則為：一、寺廟以全廢為原則，但過度時期可一街庄保持一寺廟；二、舊有慣習中的祭祀活動的改善以及寺廟管理的行為須盡量合理化；三、祭祀的神明應改為純正的佛教或道教的神佛；四、寺廟的建築物必須漸次改為佈教所或寺院型態；五、被廢止的寺廟及神明會等宗教團體，其財產另外組織教化財。日人實施寺廟整理運動的原因，事實上與其因應戰爭爆發的政策有關：一來是為了排除皇民化運動的障礙，為了徹底根植臺灣人敬神尊皇的思想、神社參拜、大麻奉齋、日本式的生活普及等觀念，與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冠婚葬祭、年中行事等不可分割的寺廟，就變成皇民化最大的妨礙。二來台灣傳統的信仰可以說是「支那的信仰」，把中國的思想從台灣掃除是必要的，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中國與日本是敵對的關係，中國的色彩變成疾病一般，在台灣被窮追猛打。寺廟的撤廢、神佛像的燒毀等等，是掃除從中國來的迷信很重要的象徵。其三，地方官廳對於寺廟或神明會龐大的財產都相當在意，若是寺廟整理之後，這些財力對神社的建造、國語講習所或集會所的建設，甚至可以轉為其他社會教化事業的利用，寺廟整理當然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剛開始整理寺廟時，台灣傳統寺廟的各種神像，凡是泥塑者均被摧毀，木雕的除了部份送政府研究單位典藏外，大部分都被燒毀，寺廟則是被拆除，各種祭祀器具都被毀棄，如果能夠獲得保留的寺廟，還得將寺廟的屋脊兩個角拆除，讓寺廟變成日本式的建築物。廢除寺廟的行動實施後，引發民眾的不安，在台灣的日籍僧侶及學者，都不主張以強迫的手段整理台灣的傳統寺廟，1939年日本國會議員即質詢過這個問題。只是台灣總督府的目標是藉著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的精神日本化，在日人看來，寺廟與迷信的整頓，不可諱言是皇民化運動的一環，只是這個措施雖然有助於陋習的改良，卻往往引起更多的民怨。很多寺廟為了自保，紛紛加奉佛教的神祇如觀世音菩薩、釋迦摩尼等，以免被拆除。1936年起，地方也發起改變台灣傳統廳堂配置與祭祖習俗的運動，台南州東石郡鹿草庄的後堀、麻豆店兩個村落，舉辦了「牌位燒毀儀式」，總共有1224座牌位堆積在焚燒場中，由僧侶舉行盛大莊嚴的焚化儀式，從此之後各地紛紛起而效尤，不僅祖宗牌位，連神佛像與掛軸都難逃燒毀的命運。

《古蘭經》（Kur’an 或Qur’an）是伊斯蘭教的根本經典。對許多穆斯林而言，古蘭經是真主給予身處於物質世界中的信徒最清楚及偉大的指示，提供了道德上的指引，例如人應如何生活、如何處世。「古蘭」意指應閱讀或背誦的書。穆斯林稱古蘭經時，常在其前面加上敬語，如「神聖的」或「高貴的」；也常用「阿耳吉塔普」（al-Kitab：即經書之意）一詞與古蘭經交互使用。古蘭經，乃是穆罕默德在西元610~632年間傳教的過程，由其口述門徒紀錄並輾轉抄誦而成。這些紀錄零散分布於各個地方，有些寫在羊皮紙上、有些寫在棗椰葉上、駱駝肩部較扁平的皮上或是憑著穆罕默德追隨者的記憶。古蘭經歷經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及第三任哈里發奧斯陸主導才編輯而成。阿布?伯克爾擔心經文散佈於各地，可能日久生誤，便下令整理經文，確保經文完整無訛，爾後命人書寫一部保存，民間收藏部份，一律焚毀，以免造成混淆。在西元650到656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統治期間（644~656），以古來氏方言為標準，將阿布?伯克爾的抄本，重新整理和統一出《古蘭經》的定本，共抄寫出七部，每部三十巨冊，分別保管於伊斯蘭教七大名城，麥地那、麥加、巴林、葉門、大馬士革...等。現今世界通行的《古蘭經》，是當年奧斯曼定本的複製本。全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六千兩百餘節，分為麥加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二）和麥地那章（約佔全經三分之一）古蘭經所講述的故事和一些先知所傳授的啟示，與希伯來聖經及新約聖經部份內容相通，但古蘭經的體裁比較像是古阿拉伯的傳統信仰，經文是採用押韻的散文體，雖不似詩歌般，但比一般散文更便於記憶。長久以來伊斯蘭教世界一直很抗拒將古蘭經由原有的阿拉伯文翻譯成其他的語言。雖然這種情形已經沒有了，但一些傳統的規定仍保留著，例如將付印的古蘭經稱為馬沙伊（masahif，單數為mushaf；意即裝訂或卷冊），這個字只能以單數型態出現，印墨與紙張無法完全涵蓋或表達這神聖的字義。至今書商都不會在古蘭經上標示價錢，若有意購買者，詢問價錢的適當用語是：這部經要多少「禮」。能夠記得古蘭經全部經文的人享有很高聲望，了解其全部涵義者稱為哈非斯（hafiz；意指守護者），是榮耀的頭銜。在古蘭經還以口語傳誦及靠記憶的年代，守護者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這些內容能夠一句不漏且完整無誤的流傳下去。穆斯林總以敬畏之心來看待古蘭經，所以他們把古蘭經擺在家中一個崇敬又特別的書架上，閱讀時要先經過宗教儀式之後，才取下來閱讀。虔誠的穆斯林總是設法在每一天唸一段古蘭經，這樣在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部唸完一遍。不識字者則可以用手指頭順著經文溜一遍，深信藉由這種簡單的虔誠行為可以得到祝福。古蘭經本身就是藝術表達的來源，華麗的古蘭經已成為伊斯蘭藝術的最佳實例，古蘭經中的美術體書法被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從建築物到陶藝和金屬容器上，甚至衣服上的圖案，都可見其蹤跡。

西從摩洛哥起、穿過北非與中東與阿拉伯半島，東到伊朗邊境，大約有二十個國家。這個區域中大多數人民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一種宗教，但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統一性，政治體制也大不相同。但外界看來，阿拉伯世界就宛如一個整體無異，然而在他們之間，行為、組織、價值觀皆有顯著差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阿拉伯人抱怨，表面上雖獲得自由，但他們社會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束縛。部份伊斯蘭統治者仰賴西方支持，自願放棄自然資源或軍事基地的權利，來回報西方，而受西方扶持建立的以色列對阿拉伯人的重創，更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對西方於是產生了矛盾複雜的愛惡情感。西方意識型態的根基，是將世界視為世俗的和民主的，並以資本主義作為運作邏輯。但伊斯蘭意識形態則是以宗教信仰作為核心，穆斯林以伊斯蘭教作為生活總體的表現。當兩股意識型態交會時，有折衝，有妥協，也將有所堅持。「世俗主義」（secularism）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社會基石。西方通常認為伊斯蘭世界接受民主政治與現代化之後，應該就會像政教分離的西方國家一樣，生活中也會呈現宗教和世俗的差異。然而就穆斯林而言，宗教制度與權力體系與現實的政治結構是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模糊的地帶，如果只是奉行片段的伊斯蘭教義就就已不是穆斯林。就西方來看，一些推動世俗化的中東國家，並未完全開放社會，而對於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而言，這些世俗化的半調子國家卻又是伊斯蘭的叛徒，在推動世俗化的過程中，引發不少紛亂。世俗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第一步，然而穆斯林認為國家和社會不過是宗教的體現而已，因此有著法人組織的社會，在穆斯林眼中就成為了非宗教社會，非宗教社會的本質對穆斯林來說是無疑就是異端邪說。當一些穆斯林領袖宣稱伊斯蘭領袖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學說時，嚴然已觸及了西方最珍貴的價值－民主，彷彿對世界傳達一種聲音：伊斯蘭教是只講求獨裁軍事領袖的宗教，徒增對於伊斯蘭負面的宣傳。二十世紀是民主主義擴張的世紀，當全球已經進入所謂的民主第三波時，中東伊斯蘭世界仍停留在傳統獨裁與新式專制兩種政治制度的光譜中徘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雖未臻完美，但此時代似乎沒有比民主更好的政治體制。只是當穆斯林國家在接受民主理念或某種自身能控制的民主時，傳統舊結構卻不斷干涉新體制的形成，使得真正的民主政治無法運作，因次有的地方表面上可能是實行民主政治，但其實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部落主義或封建主義。就現狀而言，穆斯林仍無法發現轉換到民主體制而不傷害到既有傳統結構的制度，因為太多的民主，似乎意味著直接跌入無政府狀態，所以伊斯蘭國家對於民主政治上的實踐仍是諸多保留的。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

天津教案發生於1870(同治9年)，牽連許多國家，傷害規模空前，引起各國嚴重的關切，幾乎釀成戰爭。受害者有天主教堂教士修女多人，及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法國與俄國商人。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天津市民懷疑天主堂，認為他們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以製藥，乃包圍天主堂。豐大業前往交涉，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大肆咆哮，鳴槍示威，隨後又槍傷天津知縣劉傑的隨從，遂被氣憤的民眾毆斃。民眾更憤而焚毀天主教仁慈堂，死傷達20餘人。天津教案發生之後，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處理。根據曾國藩的調查，天主教仁慈堂內男女幼童一百五十餘人，是由家屬送至教堂養育，並非拐騙而來，且當時天津城也無兒童遺失的報案，被教堂掩埋的嬰屍，也都有心有眼，教士拐買兒童、剖心挖眼之說，應是謠傳。曾國藩力辯對洋人的不實謠言，並查緝兇犯，嚴禁滋事，將天津知府、知縣撤職。於是朝野內外皆認為其偏護洋人。朝廷囑曾國藩勿失民心，將曾國藩調為兩江總督，以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接辦調查。最後清廷賠償死者家屬四十六萬兩，並派崇厚前往法國致歉，流放府縣官員，並處死、杖罰、流放參與教案的天津民?數十人，天津教案才告了結。天津教案最後雖能和平落幕，但總理衙門意識到教案頻傳及其後果嚴重，乃擬定了「教務章程」八條，希望能對傳教士有所約束，以調和民教之間的衝突。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教案仍然頻傳不止，甚且愈演愈烈，最後爆發義和團全面性的非理性反教運動。

波斯灣戰爭起因於伊拉克和科威特兩國間因領土、油權利益等糾紛，以及伊拉克對油償、租借布比揚島、瓦巴島談判的破裂。於是伊拉克於1990年8月2日揮軍十萬入侵科威特，兵力不足二萬及戰鬥機不到百架的科威特毫無招架之力，8月8日伊拉克完全侵占科威特，此舉引起許多國家關注。1990年，伊拉克總統海珊在會議上指責阿拉伯國家生產石油過量，導致油價低廉，使伊拉克在半年內蒙受約140億美元的損失。海珊更直指科威特違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規定，過量輸出，造成油價下跌。故要求科威特拿出一百億美元作為油償並取消之前伊拉克所欠下的300億美元的債務，這不合理的要求使會議不歡而散。會議後一個月，伊拉克派遣副總統薩敦哈馬迪到科威特索錢，科威特表示沒有這麼多現金，伊拉克討債不成，遂轉以武力威脅，並從7月中開始在伊、科兩國邊境頻繁調集重兵。 伊拉克為排除外在勢力干擾，先後試探埃及與美國意見。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里爾．格拉斯皮對海珊表示，「對阿拉伯內部的爭執如伊科之間的邊境爭執美國表示中立。這使海珊錯估形勢，誤以為美國允許他用武力解決問題。因為此次侵略行動可能會引起中東區域性的戰爭，甚至引發世界大戰，於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1990年11月29日通過678號決議案，要求伊拉克於1991年1月15日期限前撤出科威特。限期屆滿，伊拉克仍拒絕撤離科威特，聯合國宣佈以武力驅逐伊拉克。1991年1月17日淩晨3時，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約有30多萬人、1200輛飛架及1000多輛坦克，戰爭首日，多國部隊進行3次大規模空襲，投下約1.8公噸的炸藥，相當於一個半廣島原子彈的爆炸能量。歷經38天的空襲，到2月24日，多國部隊發動地面攻勢，對伊拉克開始實施毀滅性的「沙漠風暴」戰爭，3天後宣佈停火，歷經100小時地面作戰之後，伊拉克最後無條件投降，戰爭劃下休止符。

當馬丁路德的思想與著作陸續傳入英國時，吸引了不少支持者，但英國的貴族及教會都反對新教，英國政府因而採取嚴厲的反新教措施，將路德的學說斥為異端，禁止新教言論的散佈，逮捕倡導新教的改革人士，當時的國王亨利八世甚至還親筆寫了一篇「七大聖典衛護論」（Defens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以反駁馬丁路德，並且為了表示忠於教宗，還特別包裝以金色封面，派遣特使呈獻給教宗李奧十世，李奧十世封贈亨利八世為「信仰衛護者」（Defense of the Faith）。不久之後，亨利八世卻因為婚姻問題而與羅馬教廷決裂。原來亨利八世的哥哥亞瑟（Arthur）娶了西班牙公主凱薩琳（Catherine）為妃，不到半年，亞瑟去世，為了延續與西班牙王室聯姻的機會，便將凱薩琳改配給亨利八世。凱薩琳比亨利八世大六歲，兩人所生的子女多數夭折，只有瑪麗（Mary）一人存活，加上凱薩琳已難再生育，於是亨利八世想起了舊約聖經中所言︰「人若娶兄弟之妻不能生子」，認為自己應是違背天意而遭天譴。此時，亨利八世迷戀上凱薩琳身邊年輕貌美的侍女安妮寶琳（Anne Boleyn），深得亨利八世喜愛。亨利八世於1527年向教宗提出離婚要求，以年幼被迫與寡嫂成婚為由，請求當時的教宗克力門七（Clement Ⅶ）批准其離婚案。面對此案，克力門七世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若批准了離婚案，則勢必為教廷埋下後患，因為凱薩琳是西班牙兼神聖羅帝國皇帝查理五世的姑母，而且查理五世的軍力控制了羅馬等地；若不批准離婚案，則又得罪了亨利八世，克力門七世只得採取拖延戰術，壓下此案不批。亨利八世對教宗的拖延感到不耐煩，在國會的支持下，遂自任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成功結束他與凱薩琳的婚姻關係。亨利八世雖然脫離了羅馬教會的控制，但英國國教派仍保有舊教的教會組織、教義解釋、禮拜儀式等。直到1547年，亨利八世病逝，年僅九歲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Ⅵ，1537-1553）即位。因為輔政大臣傾向新教，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姆（Thomas Crammer）在1548年寫成「公共祈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一書，並經國會通過，下令全國的教堂一體遵行。政府積極的清查教堂的財產，同時焚毀與天主教相關的著作或是祭品，甚至禁止望彌撒，使得舊教在英國反而成為異端。西元1553年，愛德華六世病逝，其姊瑪麗繼承王位。瑪麗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新教信仰者當政的時期，她的信仰讓她飽受苦難。1554年，她下令全國恢復天主教信仰，規定新教及其他教派均屬非法，不得活動與散發出版品。但英國國內的新教勢力並未因此衰微，瑪麗王后甚至聽聞新教徒正策劃叛變，為了貫徹天主教信仰，大開殺戒，前述的大主教克蘭姆也是殉道者之一，受迫害的新教徒因此稱她為「血腥瑪麗」（Bloody Mary），這段迫害時期並不長，她在1558年病逝，由亨利八世與安妮寶琳的女兒伊莉莎白一世即位。 羅馬教廷因為伊莉莎白一世的身世而拒絕承認她合法的英王地位，伊莉莎白一世決定恢復新教，使得英國教會再次脫離羅馬教宗而獨立，確立英王是英國國教派的領袖，並且修訂「公共祈禱書」，通令全國各教會採行。西元1563年，制定「三十九信條」（Thirty nine Articles），作為全英國國教派遵守的教規，奠定了英國國教派的教禮、教義之基礎。伊莉莎白一世不僅打壓了天主教徒，也不能容忍新教的極端派—清教徒（Puritans）的批評，這些清教徒後來便遠走北美洲，開闢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