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場近代化的路線之爭，雙方的主張都有一定的堅強理由。戊戌政變後，雖然立憲派遭到挫敗，但仍然取得較多數國人的支持。尤其是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獲勝的事實被視為是君主立憲戰勝皇帝專制的鐵證，又因為清廷下詔進行預備立憲，使得中國在這一段期間仍然是以君主立憲為政治路線的主流，革命派仍未取得多數人的支持。但隨著時勢的變遷，庚子拳亂、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讓多數人認清清廷並無改革的誠意和能力，革命派最後成為清末政治運動的主流。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中國歷史上，自從王莽、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後，在政治上就很少有人再敢輕言變法了。然而鴉片戰爭以後，排山倒海而來的西力衝擊乃是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局。迫使若干對於時代有著敏銳觸感的讀書人，朦朧地認識到墨守祖宗之法已是不可行了。最早見諸於議論並有具有具體積極主張的有魏源、馮桂芬等人。魏源的見識承認了中國在器物方面完全不如西方，然而馮桂芬則更進一步的注意到中國在軍事以外的缺失「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率先呼籲在政治制度方面進行改革。甲午戰爭後，中國的政治運動即存在二股政治勢力的分立，一股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改革派，一股為孫文等人所領導的革命派。大體來看，兩者均是主張從制度變革的方式來進行，只是在手段上有溫和與激烈的差別。在初期，改革為主流力量，獲得多數人的支持，然而在經歷庚子拳亂與皇族內閣事件後，維新派對於清廷改革的誠意，大失所望，轉而支持革命。革命運動於是成為主流力量。在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和皇族內閣等一連串事件中，維新派的勢力雖然一再地遭受到打擊，但主張維新改革的人士依舊寄望於清廷，例如康有為始終寄望於光緒皇帝，梁啟超雖然曾經與革命派人士合作，但最後還是回頭支持君主立憲的路線。雖然動機與革命派一樣是為了自強救國，但是他們最大的盲點在於錯認清廷有改革的誠意。他們誤以為只要不斷的宣傳請願，就可以使清廷接受他們的主張進行改革，但事實證明清廷不過是藉著君主立憲的招牌企圖繼續保有政權，而多數的官員與士紳也只是以維持自己的地位與利益為目的而支持維新，不可能真正的進行改革。中國近代化運動第二階段以制度改革為核心精神，在這個階段中出現了維新與革命二條路線之爭，固然最後革命路線在激烈的路線論爭中取得勝利，但是維新派人士質疑革命路線所可能造成的惡果，都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一一出現。至此，不論是改革或革命，僅是進行制度的變革並無法有效達成自強救國的目標。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知識份子開始進一步宣揚新觀念、新思想，質疑批判固有的傳統思想文化價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後，思想文化的革新成為主要重點，中國的近代化改革進入第三個階段。總結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道路上，共可以分為器物改革、制度變革、思想文化革新三個階段。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共經歷了約80年的時間，當我們檢視這段歷史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時，可以發現其實有不少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主張走在時代前端，然而時代環境的氛圍與條件並無法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的可行性，無法獲得多數人的支持，但卻在往後社會內部環境逐漸變化後慢慢形成可以支持這樣的思想主張，因而成為時代主流。譬如鴉片戰爭時期的魏源、馮桂芬；甲午戰爭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立憲運動時期的孫文。另一方面，甚至會出現某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主張竟然從激進改革路線退縮為保守傳統路線，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人，檢視他們的思想主張的內容，其實前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實際上是時代社會環境改變的太快，令他們的思想主張反而呈現退縮的現象。如果將這80年來的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張加以先後整理，其實可以拼湊出一張完全符合中國近代化路線演進的藍圖，從器物改革演進成制度變革，再從制度變革演變成思想文化革新。

漢代時期施行察舉與詔舉之制時，士人應詔，特為禮遇，考士均由公家備車赴京，是以日後稱赴京應試之舉人為公車。1895年，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得知了馬關條約的苛刻內容後，聯合各省參加會試的一千三百多名考生，上書光緒皇帝，其主張重點為要求遷都、拒絕議和、實行變法等，這次考生聯合請願運動事件即為「公車上書」。雖然此行動的三大主張沒有實現，但這次聯合請願運動影響頗大，不僅使康梁師徒兩人聲名大噪，逐漸成為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物，它也是清末第一次知識份子的聯合政治請願運動，並有效形成輿論宣傳的發展，成為清末政治請願運動的起點，促成國民問政的風氣，催生了許多議政的學會組織。

立憲派認為革命將導致內亂及列強瓜分危機，應設法改良現有政府，實行立憲。革命派認為革命志在建立民國，有正當目標與嚴格法紀，因此只會有短期的革命行動，不會有長期的內亂。列強干涉方面，縱使情勢引起國際干涉，亦無須畏懼，因為如此將促使國民同仇敵慨。至於現在的政府，絕無改良的可能，也無改革的誠意，無法期待在體制內進行改革，只有將其推翻，才能挽救國家。梁啟超對於革命黨「驅除韃虜」的號召，深表反感，斥之為「小民族主義」，主張文化民族主義，認為應將國內各民族視為整體，以對抗列強侵略。革命派則是主張種族民族主義，認為必須打倒腐敗的外族政權，民國成立以後，國內各民族獲得平等才能融為一體。立憲派認為當時中國人程度尚無資格實行民主政治，即使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只能先實行「開明專制」，訓練人民政治能力，再轉移至立憲。革命派則引用天賦人權學說，強調自由人權是人類所共同具有，天生具備擁有的權力與能力。只要民國政府一成立，可以透過制度運作。工業革命後，西方各國貧富日益懸殊，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避免中國未來重蹈西方覆轍，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立憲派則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組織優於西方，土地兼併不劇，如實行土地國有政策，將導致更多問題，強調當前應做的是獎勵資本、保護勞工。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機構，朝貢事務是由禮部負責。西北邊疆事務包括俄國事務，是由禮藩部負責。自東南海上來的國家，有關事務是由兩廣總督負責。英法聯軍後，因為外人要求公使駐京，使中國對於國際間外交事務運作有了進一步認識。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現代形式的官方外交機構，此一機關後來演變成為洋務的總匯，商務與教務也同歸於此機關辦理，並在上海、天津分別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和海關總務稅司籌辦相關事務。又光緒三年首次設立駐英大使，由郭嵩燾擔任，後又陸續於美日俄德法等國設立。1861年恭親王奕訢派李泰國為總稅務司，此後各口岸掌海關者多為外人，以英人為最多。1863年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從此任職總稅務司四十餘年，在他掌理下，1875年中國各海關有英國人252名，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員有156名。中國的近代海關行政在外人的掌理下，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此外，1868年清廷聘請已經退休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訪問西方各國。這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人才不足，而向外國借用人才的例子。自強運動最需要的人才為翻譯、機械製造和輪船駕駛。由於中外事務交涉起初都是用教士為翻譯，頗為不便。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後，又分別設立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培養外語人才和翻譯西書，藉以加強對西學的認識。同治四年成立的江南製造局，因其附設譯書局大量翻譯西書的結果，清人又有更多的管道認識西方。除了自辦學堂培養人才外，清廷也開始派遣學生前往西方各國留學，學習各種知識技術。自強運動的首要重點為建立國防工業，其中主要可分為兵工廠、造船廠、紡織廠、煉鋼廠四類。在這段時期，分別建立了江南機械製造局、天津機械製造局、漢陽兵工廠、福州造船廠、上海機械織布局、廣東織布局等。為中國近代化的工業奠定初步的基礎。由於清廷體認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建立新式海軍。光緒十一年正式成立海軍衙門，李鴻章負責進行北洋海防的軍務籌辦，先後成立天津武備學堂、威海衛劉公島水師學堂、旅順船塢。並陸續購買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等軍艦，建立北洋艦隊。交通建設為建立國防、發展工商業的基礎。當時所注意的為輪船、鐵路、電線建設。這段時期分別成立了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還有部分地區的鐵路建設、電線建設。以及基隆煤礦、漠河金礦、大治鐵礦、唐山煤礦的開採。除了中國人本身的努力外，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民間的努力宣傳介紹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中最為著名的有英美傳教士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尤其是外人林樂知所編輯的「萬國公報」週刊，詳細介紹西方各種知識，對於往後中國改革運動的發展，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傳統中國是一個強調文化觀的的民族，華夷之分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界線，並非以血統來區隔。秦漢之後，中國逐漸形成統一的龐大帝國，和境外各民族的聯繫逐漸密切。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主動與西域諸國結交，從此東西絲路交通大開後，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漢人開始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同文化的國家，在遙遠的西方也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帝國，並以「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不僅將其對等看待，且表敬慕之意。魏晉南北朝時，東西貿易的往來依舊不衰，佛教的弘揚尤稱盛事。隋唐帝國時代，東西文化交流更加興盛，隋煬帝曾親幸突厥可汗帳中，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商。唐太宗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並接受四夷君長所上的「天可汗」尊號，成為東亞國際盟主。中國人對於異族的看法出現明顯的轉變，是從宋代開始。由於北宋長期處在外敵的威脅之下，思想於是強調夷夏之防，對外措施趨於消極保守。明清時代，在西方歷經大航海時代、宗教革命、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劇烈變化後，中國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的認識更加自大無知，顯現出一股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