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蔣渭水從大安醫院出發，以文化與社會改革為志，開啟了臺灣史上思想最奔放的新文化運動。渭水驛站位於大稻埕，鄰近蔣渭水創立的大安醫院舊址。大安醫院不僅是蔣渭水行醫之地，也是推動臺灣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據點。渭水驛站展出蔣渭水生平、臺灣民報與臺灣文化協會會報等珍貴史料，並透過4DViews蔣渭水影片與大安醫院袖珍模型等不同的展現方式，忠實呈現蔣渭水奮鬥歷程與生平故事。蔣渭水爭取民主與政治權益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們傳承與致敬。

彰化縣芳苑鄉的潮間帶牛車採蚵文化，最早紀錄於日治時期，為當地養蚵產業與自然環境互動下孕育出的獨特生活方式。當時居民飼養牛隻不僅用於農耕與運輸，亦扮演運蚵的重要角色，據傳全盛時期當地曾有300多頭海牛。這種以牛車載運蚵苗與成蚵的方式，體現出人與動物協作、適應潮間帶地理條件的傳統智慧，顯示其蘊含系統性知識與傳承脈絡。2012年BBC報導此文化奇景，2016年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然隨著機械化取代牛車，海牛數量大幅減少，2020年僅剩7頭，是需要政府介入保存的當地文化之一。

「張火爐木雕文昌筆」文官一筆安天下　筆筆細磨傳工藝通霄 DOC 職人張火爐老師，手藝靈巧不藏私，學員親自體驗手作，傳承在地故事。火爐老師「文昌筆」木雕課程，展現通霄雕刻歷史與信仰文化，延續發揚「地方人學地方事」的文化精神。從文昌筆談起木雕歷史，舊時通霄原是木雕之鄉，隨著交通便利日漸發達，木雕產品遷往三義，藝術雕刻、木雕藝品在三義鄉漸漸熱銷聞名，通霄則轉為鑽研神佛頭像雕刻，可見各地區對產業變遷的適應與發展略有不同。文昌筆「文官一筆安天下，武將一刀見太平」典故，意指文人知識力量，若遵循風水法則，即有開智慧、助升官的吉祥好運，而生意人也樂取其意，希望「小筆生意、大筆進帳」廣開財源進帳來。

「東港迎王平安祭典」 由東港東隆宮所主辦，此俗推估約形成於清領初期，惟其後演變情況不明；日治時期，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舉辦王醮時間有時在秋天，有時在春天。日昭和 12年（ 1937）丁丑科後中斷 14年未辦，直至 1952年春天始恢復舉行，至翌科（ 1955）因戒嚴時期申請許可問題改以利用雙十節慶典名義舉辦迎王祭典，此後即固定在 10月底前後（農曆 8 9月）舉行， 逢丑、辰、未、戌 3年一科的辦理週期，也就此明顯確立祭典核心時程前後 8天 。其辦理動機，原緣於驅瘟除疫之俗，其後隨著時代演進而加入不同信仰元素，至近代始定稱為「東港迎王平安祭典」，最早「四縣份」的祭祀形態，也由「七角頭」所取代，遶境範圍並擴充至東港周邊農區（市郊農業聚落）；而原竹架紙糊的王船，亦在 1973年易為木造大船，祭典主導者的「大總理」，更數度變更制度。2008年，屏東縣政府以「東港王船祭」為名通過縣登錄民俗，2010年變更為「東港迎王平安祭典」，並於此年通過中央登錄為重要民俗，保存團體為「財團法人臺灣省屏東縣東港東隆宮」。

京劇於十九世紀中期在北京逐漸成形，為融合徽劇與漢劇的產物，並吸收崑曲、秦腔、梆子等傳統戲曲藝術的優點，自清朝時期，四大徽班陸續進京演出，與湖北漢調藝人相互融合，最終在道光年間由三慶班主程長庚促成皮黃唱腔的成熟發展。京劇結合唱、念、作、打等綜合表演形式，建構出完整的戲劇體系，流傳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是中國戲曲中影響力最為深遠的劇種之一，廣為流佈海內外。京劇早期以老生為主角，從前三傑到後三傑皆以此為演出重心。至民國初年，隨著梅蘭芳的崛起，旦行逐漸受到重視，京劇劇本也開始文人化，四大名旦共同推動了劇本與表演藝術的高度發展。1930年代海派京劇的盛行，使京劇藝術在南北間形成風格對話，藝術語彙更為豐富。1949年以後，京劇傳入台灣，成為文化政策扶植的重點，以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為宗旨，強調對傳統表演形式的維護。至1970年代末，台灣本地京劇演員開始探索創新與現代化表演的可能，並隨著兩岸文化交流加深，在新世代觀眾的審美思維推動下，逐步發展出具台灣人文精神的新編京劇作品。

歌仔戲為二十世紀初由農閒歌謠自娛發展出小戲形式的老歌仔，隨時代與生態變遷發展出內台、廣播、電影、電視、外台、劇場等不同的表演型態，伴隨臺灣獨特歷史社會脈絡發展，是為近代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大眾文化及戲曲劇種，更是保存臺灣音樂、語言、表演、戲劇等文化元素的載體。而歌仔戲後場音樂為歌仔戲表演藝術不可或缺之一環，其編制分文場和武場，文場樂器組合以弦管樂器為主，用以配合演唱曲調，武場樂器則以打擊樂器為主，用以調節表演節奏及烘托舞臺氣氛。

剪紙藝術為傳統中華文化中重要的常民裝飾美術之一，保存者的作品除能體現往昔常民的生活形態、民俗節慶、吉祥寓意外，更汲取文學名著、書法名畫、歷史人物等作為創作題材。

過去三灣先民沿中港溪，經過頭份來到三灣拓墾、從事農耕，為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每逢重要日子鄉民都會徒步前往竹南的五穀宮參拜，頗為交通遙遠所苦，於是乃叩求神農大帝分靈聖駕三灣建廟。據載三灣五穀廟建廟於清咸豐2年（1852），期間迭經地震毀壞與數次改建，到民國69年農曆6月11日登龕，即為今日所見兩層樓建築樣式，是三灣社區重要的的信仰中心。民國105年，三灣五穀廟吳秋榮董事長請三灣數位機會中心 (三灣DOC) 協助拍攝五穀廟故事介紹影片，三灣DOC即以此需求爭取跨部會資源，向文化部申請社區營造補助計畫，利用補助經費開設「紀錄我們的守護神-三灣五穀廟」微電影製作共45小時課程，完成「心依神農」影片製作。藉由「心依神農」影片的拍攝，一方面展現三灣DOC逐漸成熟的影音製作技巧，也帶動新進學員參與數位影音的學習與應用，更讓三灣DOC有機會成為社區的數位影音服務團隊，使DOC能與社區緊密結合，利用數位呈現社區特色，成為在地的數位特色中心，DOC才有可長可久的可能。

北管戲曲是台灣民間極為活絡且普遍的戲曲，傳入台灣的時間因為缺乏記載，難以判定，根據邱坤良教授在《野台高歌》（1980年）書中推斷，約在乾隆、嘉慶年間隨移民陸續登陸。其內容繁雜，並非單指一項劇種，幾乎在1912年以前引進台灣本島而被保存，除閩南語系及客家語系以外的戲曲，全被涵括在北管範疇內，又依傳台先後，而有古路的福祿與新路的西皮。「北管」是台灣特有的稱呼，和「南管」是相對稱的名稱，二者除在表演型式、樂器曲調等方面均異外，最直接區別莫過於出在語言上，絲竹婉約的南管使用「閩南土腔」；鑼鼓喧天的北管則使用「變質京音」（或喚官話）。北管究係何時傳入宜蘭？根據文獻記載，約莫於清道光年間自彰化引進，一時間豐沛的戲曲音樂促使年輕子弟趨之若騖，於是學習者日眾，子弟館亦紛紛成立。至咸豐年間，傳有蘇普、簡文登分以西皮、福祿不同曲風設立曲館；另一說法稱簡文登分兩組授徒，一傳西皮，一習福祿，其徒遂分兩派傳藝下去。姑且不論真相如何，日後北管史上著名的械鬥事件，確實是因分了派別而埋下衝突的因子。但究竟這兩大系統在蘭陽地區有何不同？實際上使用的樂器、奉祀的神明及曲牌、劇目上均有所差異。基本辨識法，福祿社團稱「社」，專用殼仔絃擔任頭手絃，與台灣其他地區的「雙教」子弟班及亂彈戲班一樣供奉西秦王爺；西皮社團則稱「堂」、「軒」，以吊規仔為頭手絃，並與歌仔戲、四平戲班同樣奉祀田都元帥。清同治年間，宜蘭之西皮與福祿分派拼陣，夾雜地方政治角力，終致械鬥流血場面。當時，西皮派以溪北舉人黃禶緒為首；福祿派以溪南墾首陳輝煌為首。對峙局面除延燒至光緒年間，並還擴展至基隆、台北、花蓮等地。光緒21年因清日甲午戰爭失敗，台灣自此進入日治時期。這時的北管音樂在異族統治下，武力對抗稍減，取而代之是排場的炫耀較勁，如行頭的增添與力求裝飾華麗、成立西樂部奏演西洋音樂、禮聘戲先生教授粉墨登台的北管子弟戲等。如此風光的場面，在日治末隨著「禁鼓樂令」的實施與中日戰況的日益激烈，亦不得不暫時劃下了休止符。1945年二戰後，北管社團又如雨後春筍般復甦。1970年間，社會轉型，娛樂型態轉變，北管因老成凋謝又缺乏新血輪參與，而走入灰暗期。1980年間，女子紛紛投入與本土意識抬頭，對北管界之振興燃起希望。但好景不常，依據1997年「宜蘭縣傳統藝術資源調查報告」資料顯示，蘭陽地區雖有八十餘團子弟軒社活動，但均瀕臨傳承延續窘境，今日，更因時代變遷使傳統戲曲失去原有的空間，包括職業戲班，能搬演亂彈戲人才已寥寥可數，藝人凋零、後繼無人，北管戲曲的存在與發展產生了嚴重危機。是故以積極作為輔助優良北管劇團傳承推廣，確實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19世紀末期，日本統治台灣後，立即展開土地調查與各種天然資源的盤點。其中「林野調查」計劃在西元1910年(明治43年)開始實施，但因為花蓮港廳觸及原住民生活地區，之後在台灣總督府強硬的「理蕃政策」，迫使原住民搬遷原居住地後，調查計劃才逐步完成。這段期間，營林局也執行有花蓮港廳的森林調查，當時的調查範圍就涵蓋了大部分的「林田山事業區」。結果發現未曾見過的大森林，特別是檜木…等高經濟樹種，然而主導「林田山事業區」森林開發的，並不是台灣總督府的官營伐木，而是資本家經營的伐木事業率先在此區展開。...在總督府的核准下，台灣興業株式會社陸續完成領用公地和收購民地等手續，建置起林木生產基地，很快地新林場誕生的消息傳開。各方人士紛紛移民到林田山或周邊山區，尋找就業機會，辦公室、工廠、宿舍、工寮等建築和員工的進駐，讓林田山「摩里沙卡(森坂)聚落」逐漸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