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臺灣逐漸由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過渡到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當中有不少社會文化的變遷明顯由社會領導階層為主導，以民間團體為運動的主體，持續地倡導和鼓吹並獲致預期的成果。當中，纏足與辮髮原是臺灣社會根深蒂固的風俗習慣，終在總督府與社會領導階層之合作下，漸次變易與革除。1899年，臺北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糾合紳商同志四十人，籌組「臺北天然足會」，並向臺北縣當局提出立案申請，揭開組織化放足斷髮的序幕。該會係社會中、上階層組成之團體，反映臺灣社會開明的紳商受到總督府宣導的影響，不僅對於纏足之弊害有所認識，且鑑於中國放足運動之發展，亦行遙相呼應之舉。另一方面，日本社會新氣象之刺激亦頗有助於放足運動之發起，日治之初，總督府即屢次招待臺灣各地紳耆前往日本旅遊參觀，不少人對於日本女子保持天足、普受學校教育，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而日本官民的鼓勵和支持亦是放足運動得以順利組織化的要因之一。1900年3月，另有參事許廷光、臺南新報記者連雅堂等臺南地區紳商名流籌組天足會，會規與臺北天然足會大同小異。1903年，大阪舉行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在總督府鼓勵下，臺灣社會中流以上紳商前往參觀者多達五百餘人，由於目睹日本女子教育及生活狀況，自是年八月起各地士紳紛紛提出重視女子教育及解放纏足之呼籲。對總督府而言，教育為同化的工具，移風易俗為貫徹同化政策必要的過程。1900年放足運動展開之初，臺北縣下各學校即曾做調查和勸說，其他各地的學校亦扮演類似的角色。至於斷髮風氣，則由當時國語學校和醫學校兩所最高學府首開其風，概言之，斷髮風氣之興起實以學校為中心。國語學校為培養公學校教師及臺人公、私事務人才的機關，對於學生新觀念的灌輸及新習慣的養成較為重視。迨放足斷髮運動掀起熱朝時，臺人公學校教師更身負重任，扮演運動中堅分子之角色。當時日人認為臺人公學校教師乃地方新知識分子，負鼓吹文明之責任，當以身作則、率先斷髮。身為公學校教師的蔡培火更是呼籲臺人教師積極響應該運動，以盡社會上流階層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