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正式往日本派遣留學生開始於1896年。此後，隨著國內外局勢的緊迫與科舉廢除、學堂興起的展開，赴「日本游學者相望於道」。1896年僅有13人赴日留學，1903年就增加到1000多人，1906年激增至一萬多人。留日學生的人數以數倍的速度直線上升，而在維新運動時期，在大聲疾呼「新政」的情況下，留學日本成為當時的主旋律。一定的政治運動是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產物，留日學生運動的出現根源於當時特定的時代脈絡中。西學方進入中國之際，面對陌生文化時，中國知識份子由於不通外國文字，無法直接閱讀西書，只能藉助傳教士的介紹以及翻譯書籍的閱讀，此時傅蘭雅、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的譯著，便成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知識份子的新知來源。當時，諸如同文館、廣方言館、格致書院、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以及《萬國公報》等機構，對於西學東漸，都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這個階段的影響雖然重要，翻譯刊行了許多書籍，帶動社會對「新學」的好奇。但是，這個影響仍侷限於少數知識階層。西學真正全面影響中國文化是透過留日學生，大量翻譯東洋著作所促成的。康、梁之外，蔡元培、張謇等人亦認為翻譯西書才難費鉅，不如日文有同文之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當時的知識份子對疲弱中國所開出的藥方便是向日本廣派留學生。1901年，清政府透過詔旨和各省督府大員多次號召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並答應留學歸國後分別給予舉人進士職稱，分配各種官職。1903年清廷向全國轉發張之洞擬定的「鼓勵游學畢業章程」，具體規定留日歸來學生凡由日本普通中學堂畢業並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身，分別錄用；凡由高等學堂畢業並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分別錄用；凡由大學堂畢業並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予進士出身，分別錄用；凡由國家大學堂畢業持有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持有博士文憑者，除給予翰林出身外再給予翰林升階，並分別錄用為官。而在實際學習科目上，在戊戌變法前出國留學的學生沒有學習文科的意願，但留日學生卻反其道而行對理工實用科目不感興趣，這與中國當時思想界的思想狀況有關，在經歷連番戰爭的失敗，中國思想界從注重實用器物層面轉而提出學習西方先進的社會制度，於是出國留學生開始注重文科。在1898年日華學堂學習的26名留日學生中，其中13名學習社會科學。楊樞在1903年的奏折中亦稱：「現查各學校共有中國學生一千三百餘人，其中學文科者一千一百餘人。」1905年清廷派遣300多名官紳赴日留學，其留學科目大體分為四科，「曰法律、曰政治、曰理財、曰外交。」留日學生對文科學習的興趣還可從當時期刊的報導看出端倪，1909年《教育雜誌》中的報導云：「近日留日學生，大都趨向法政，願習實業者少。」為此，清政府進一步規定：「此後官費學生，蓋學習農、工、格致各項專科，自費出洋之學生非學農、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給官費。」留日學生的興起與取道日本認識西方的策略，為當時的中國學術思想界帶來許多便利之處。然而，這種便利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問題。文化上東洋風影響國人甚鉅，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體」自清末直至五四之前，影響青年甚廣，實則就是「日本化文體」。實藤惠秀就指出：「因為日籍翻譯和重譯之勢如風起雲湧，使中國的言語文章必然地日本化了。」又說「現在的中國實在是如果不用日本用語，便不能談高深的學問。」對求新求變的知識份子而言，在時空緊迫的壓力下，實在無太多的選擇。伴隨著這種方便性的同時。學術研究實在沒有充足的時間來逐漸孕育發展，更徨論生根茁壯了。這個時期的學術研究，便是以翻譯及套用日本學術成果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