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行一條鞭法時，里甲、均徭、雜泛各役，已合併在條鞭銀內徵發。但不久之後，一些官府既收條鞭銀，又照舊徵派徭役，形成條鞭外加役的情形。明朝官員呂坤歎道：「輸銀之外，又輸力矣；條鞭之外，又條鞭矣。」《堂邑縣志》也記載：「萬曆中行條鞭法，三徵遂併為一，且額外諸多名色盡編正賦，一時便之，派之至今。然條鞭既屬正供，一遇度外事故，不得不額外羨取。條鞭未行不過取之額外而已，至是則額外之後又額外焉。」明末又有「三餉」的徵收。萬曆四十六年（1618），因「遼東兵事興」，官員李邦華建議：「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毛，得餉二百萬。」明年，增賦如舊，又明年，再議增賦，畝增二釐，得銀百二十萬。先後三次增賦，得銀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崇禎三年（1630），畝再增三釐，於是「遼餉」每年增賦六百一十五萬兩。崇禎十年，因討伐流寇急需軍費，戶部楊嗣昌建議銀一兩加收三分，得銀二百萬兩，謂之「剿餉」。崇禎十二年（1637），楊嗣昌又建議田地每百畝增銀三四錢，得銀七百三十萬兩，謂之「練餉」。明末三餉，使得百姓大困，明朝未幾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