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一詞，中文原本即有指代人採買辦事者。在1737年以前，原指船上的小商販，或為停泊在黃浦的外國商船採購伙食的中國人，鴉片戰爭以前，指商館中的洋人「管家」，負責指揮管理中國僕役，此種買辦須取得官方執照，由行商推薦，為清政府監督外商的一環。後來轉指外國商行中的助手或採購。對於外國商人而言，語言的隔閡，貨幣、度量衡制度的混亂，以及難以理解的官場規則與商業習慣，加上大多數產品的運銷管道都長期掌握在以地緣或血緣為紐帶的商幫手中，讓外國商人完全摸不著頭緒。在經過評估之後，這些洋外發現，想以最低成本打入中國市場的最快方法，便是高薪聘用通曉中國商業制度的買辦，利用此人原有的官商人脈，取得在地商業情報，並拓展洋行的貿易。對這些由外商所開設的洋行而言，買辦同時是代理人、翻譯、仲介與顧問。隨著中外貿易的發展與買辦財富的累積，買辦可能同時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洋行的帳房、又是股東、同時經營也自己的事業。對於洋行而言，買辦是他們在華事業的重要操盤手，因此洋商不惜高薪聘請買辦。但對於買辦的信用也嚴格把關，除了正式的契約之外，還有許多的隱性制度來確保買辦的信用品質。為了確保買辦的出身與人品，洋行會透過正式的保證書與殷實的商號作保，或者由其他洋行的買辦推荐。這些到上海任職的買辦，在接觸許多現代化的思想與觀念後，眼界大為拓展，加上高薪與買辦身份的諸多方便，也樂於栽培親族與同鄉子弟成為買辦，因此在買辦之間便漸漸形成一個親屬、同鄉網絡。如清末在官商兩界都具相當影響力的買辦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人，都出身於廣東省香山縣，因此香山又被稱為「買辦故鄉」。買辦原本專指在外國商行服務，為中西貿易作中介的中國商人，但是到了民國時期，卻由於革命話語的塑造，而成為「漢奸」、「帝國主義的走狗」等必須被打倒的對像，而染上了負面色彩。但是，平心而論，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買辦確實有不可抹滅的貢獻。因應中西貿易需求而出現的買辦，是較早接觸西方的一群。他們在協助外洋商貿易的過程當中，習得了西方式的企業管理制度，與新式產業的經營方式，思想也較為開明。因此他們常利用本身的資金與社會關係，在本國試辦紡織廠、航運、保險等新式企業，而成為外商的競爭者。此外，由於常在各國商人之間活動，因此他們更容易看出當時中國的問題，因此如唐廷樞、徐潤等成功的買辦，便成為清政府官員經濟政策的顧問，他們的意見經常是政府制定經濟政策時的重要參考，因此也有學者將買辦視為「中西文化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