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挾其豐沛的資源、優秀的人才與強大的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脫穎而出，並成為冷戰時期自由國家陣營的龍頭。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有了嶄新的面貌，兩強對峙的局面不再，美國成為唯一的超強國家，為了重新定位自身在後冷戰時期的角色，許多後冷戰時期的新思維紛紛出籠，其中又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與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最為受到重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其主要觀點在於：80年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並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而是歷史本身的終結，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變化無疑是表明西方和西方思想的勝利，這正是「人類思想演進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最後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這並不是說此後就再也沒有什麼事件發生了，在福山看來，以後發生的事件只能是西方自由主義的進一步普遍化，他強調，目前自由主義還只是在思想或意識領域取得的勝利，離現實物質世界的勝利還很遠。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其主要觀點則為：冷戰結束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間的地理分界線，將是未來的戰爭線」；「文明是文化的統一體」，是「最高的文化群體和範圍最大的文化認同」。文明的歷史作用比民族國家更大。決定未來世界格局的是八種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未來重大衝突將爆發在這些不同文明間的地理分界線上；文明之間所以發生衝突並成為人類社會中一切衝突之源，主要原因在於：第一，文明差異不僅確實存在，而且是根本差異；第二，世界愈來愈小，歸屬不同體系的人們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第三，全球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革的進程，使人們脫離傳統的地域認同，也削弱了把民族國家作為認同的根源；第四，文明的強化由西方的雙重角色引起；第五，文化特徵的差異較難改變，因而也就比政治經濟特徵的差異較難妥協與解決。第六，經濟區域主義日趨上升。上述兩個理論的觀點，基本上決定了美國後冷戰時期的對外方針，歷史終結論成為美國向外傳布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重要論點，並試圖以各種形式(不論威脅或利誘)使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能被納入此一經濟體系之中；文明衝突論則賦予美國繼續肩負世界警察的責任，在冷戰結束後，不同文明間的差異成為美國的假想敵(主要是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給予美國持續強化軍事力量的動力，然而，這其中皆帶有西方文明的優越感與強烈的意識形態，無形中也成為新帝國主義實踐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