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是50年代女性主義唯一代表。她在1949年出版《第二性》(The Second Sex)，轟動一時，反對男性將女性的形象塑造成「另一個」，和男性不同的人，並且永遠是次等的那一個人，她透過歷史、生物和心理分析駁斥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偏見，成為現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偶像。1960年代開啟了第二波的女性主義時期。1963年女權運動者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gue)一書，提出了「無名的問題」，觸及許多女性在家庭缺乏價值又空虛的體驗。1970年是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快速起飛的一年，但大量的女性運動也帶來一些內部的衝突，對於何者為「正確」的堅持，有時缺乏容忍不同意見互存的經驗，因此有時後顯得武斷且排外，例如黑人婦女與同性戀的議題。歷史上，女性一直被視為男性的附庸，像中國古老諺語中:「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性終其一生都附屬在男性之下，沒有自我的生活。女性主體意識是指女性可做自己主人。隨著社會開放，女性獲得教育權、經濟權與從政權，女性擁有更獨立的地位，夠主動地協調與社會、文化自然與他人的關係，並不斷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體認自我的價值，展現女性的自我意識。自196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學者從對女性地位的不滿，到對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追求，主張聯合所有女性，極力掙脫女性受限的刻板印象，成為真正的人。這樣努力的過程可稱之為「意識之翻攪」（stirrings of consciousness），由於意識的覺醒。讓傳統加諸的女性化（femininity）的特質，以失去自我為美德，到超越傳統的性別偏見，成為真正、充實又充分自我實現的完人，此即女性主義追尋覺醒的意義所在，使女性尋求自我認同，成為一個能自主的人。目前女性的新主體位置，化身為女超人（superwoman），成為身兼數職、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女強人。先天男女確實存在某些性別差異，例如：女性的語文能力一般較男性好、男性在視覺的空間能力一般比女性表現佳，但後天社會對於性別差異的養成影響更大，後天社會及家庭的教養會是更重要的因素。舉例：若一孩童具有很高的語言天份，但當他在語言發育的關鍵期得不到好好的栽培，他日後的表現可以是很平庸；相反，若孩童的語言天份只屬平庸，但得到適當的栽培，仍可有不錯的表現。所以社會上雖某程度上存在著性別形象的差異，但若過度僵化地將之定型，很可能會限制了孩童潛能的發展，及影響了兩性於工作上的合作。過去刻板的性別印象普遍存在於社會當中，在過去教科書中與電視媒體中，更常見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等角色形象的描繪，將性別角色狹隘化及刻板化引起社會不少批評。我們應當了解哪些是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例如：男性就是獨立的、堅強的、勇敢的、理性的、 有主見的、有能力的、積極進取的、富有領導能力的，而女性則是溫柔的、情緒性的、 依賴的、順從的、關懷的、害羞的、有愛心的、有耐心的。但因社會結構的改變、教育普及、生育觀念的政變與醫療進步使得傳統性別角色轉變成現代性別角色，強調男女的平等角色(equalitarian role)、剛柔並濟的人格(androgynous roles)男女漸傾向平權，但不可否認，因為性別刻板印象在社會固著，改變有限，現在社會中女性對於成功仍有恐懼，對於男女平權之路仍有一段努力進步的空間。「兩性平等」是指兩性在社會地位與價值上的平等，彼此相互尊重，學習接納兩性間的差異，欣賞彼此不同的優點，建立兩性間彼此尊重、欣賞、和諧、互補的關係。除個人外，兩性平等也需從法律和教育著手，透過法律保障基本權益，並透過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發揮潛移默化的觀念改變。推動兩性平等最大的阻力，可能是來自兩性的疑慮（skepticism）男性擔心既得利益會受損，女性則擔心恐會失去了女性特質，因此社會在推動兩性平等時不該只著重一方，過去因女性在傳統社會上一直處於弱勢，在討論與政策上，對女性的照護著墨較多。兩性平等並不是要齊頭式的平等，需要在平等處，等量齊觀；在不同處，尊重差異，給與適度的體恤與方便，讓每一個人都愉快自在地發揮潛能，才是兩性平等的精義，也是國家、社會與機關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