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1日，當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傳回，部分北大學生立刻召開緊急會議，決定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3日晚上的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派代表參加。學生情緒激昂，號召救國，最後決定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5月4日下午，北大等13所大專院校三千餘名學生群聚天安門，手持白旗，上面寫著「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不承認軍事協定」、「拒絕和約簽字」、「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等字樣，沿途散發傳單。文學革命的影響在五四事件表現鮮明，學生普遍使用白話文標語、口號，最具代表性的由羅家倫以生動、簡潔的白話文撰寫的傳單「北京學生界宣言」：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遊行，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遊行開始時，學生有秩序的沿途高呼口號，讓不少北京民眾為之動容，連許多西洋人士也予以致意。遊行隊伍首先到達東交民巷(外國使館駐區)，但被外國駐警阻止，最後僅到美國使館遞了說帖。「內懲國賊」－曹汝霖（1915年奉袁世凱之命，與日談判簽署《二十一條》，時任交通總長）、陸宗輿（簽訂《二十一條》時的駐日公使，時任幣制局總裁）、章宗祥（時任駐日公使），是學生另一重要訴求。下午四點多，學生到了趙家樓曹汝霖住宅，據當時英國記者的報導，由於警察鎮壓的手段引發學生的激憤，憤怒的學生衝進曹宅，曹乘隙潛走，學生痛毆在場的章宗祥，並放火燒屋。隨後軍警鎮壓，逮捕學生32人。遊行學生被捕後，北京學生開始罷課，各校組織學生會及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5月7日被捕學生被釋放，但示威卻繼續擴大，並迅速向全國擴散，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的學生紛紛聲援。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開始街頭演講，號召抵制日貨，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等地也先後宣布罷課。學生全面性的罷課使得北京政府備感壓力，有意在某些問題和學生妥協，不過也盡力避免引起日本反彈及刺激到親日的軍閥。學生們對北京政府的處理相當不滿，尤其是被視為賣國賊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被留任，加上親日政策仍然不變，雙方的鴻溝甚難跨越。日本企圖介入干涉抵制日貨活動，在5月18、20、21日三天接連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鎮壓反日活動，並且調集駐中國的日本戰艦，巡弋於天津、上海等港口。北京政府轉趨強硬。首先撤除被視為是同情學生的官員，如步兵統領李長泰，接著取締由學生刊物，如《救國》、《北京晨報》、《京報》等。5月25日，教育部下令限學生三日內回校上課，並計劃以軍警到學校干涉行政、解散學生團體，強迫學生簽署同意上課的聲明，拒絕者將被開除。學生無視政府的命令，而北京的教員們也立刻表示抗議，並宣告如果政府採用這些高壓措施的話，他們將要集體辭職。面臨如此激烈的反彈，北京政府只好暫緩實施，但要求教員們勸導學生回校，並由教育部再次展開和學生的談判。政府和學生在某些部分達成協議，學生停止每日以三千人在北京進行的大規模反日宣傳活動，改以個人或小組（主要是組成救國十人團），呼?購買國貨取代抵制日貨等較為緩和的行動，以避免引起日本的外交抗議。不過親日派官僚仍然無法容忍，決心強力鎮壓。6月1日，總統徐世昌頒佈兩道命令，一是稱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為國家立下不小的功勞，二則歸咎學生糾眾滋事，擾亂公安，要求立刻復課，下令封禁學生聯合會、學生義勇隊等學生團體，並且宣佈北京實施戒嚴。因此，雙方的衝突日益激烈，也使得抗議活動從學生擴大到工商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