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的馬路最早是隨著租界的開闢而興修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近代化的馬路仍少。上海外灘在1840年代鋪設了馬路，目前知名的上海淮海中路，舊稱「霞飛路」，1900年由法租界公董局興建，最初名為西江路，1906年改名寶昌路，1915年更名為霞飛路，橫貫上海法租界。光緒年間，上海、天津紛紛引進日本的人力車，時稱「東洋車」，是一種人力的交通工具，有兩個輪子，上有座位，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因1913年上海租界規定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故又稱「黃包車」。由於輕便舒適，價格低廉，因此迅速在各地流行。汽車方面，光緒29年(1903年)從上海開始引進，但只有新進三輛試用。宣統元年增至156輛。據說領有汽車車牌1號為英國大使館，買辦商人劉子敬的汽車則登記為2號，足見其財力與對西式生活的亦步亦趨。而袁世凱也曾購買一部賓士汽車送給慈禧太后，據說慈禧坐過一次，它現今停放於北京頤和園內。電車方面，有軌電車是德國人西門子於1882年發明的，傳入中國是在光緒32年(1906年)，比利時人在天津租界鋪設有軌電車，之後上海電車公司成立。上海在1908年第一次通行電車，自靜安寺行駛至外灘，路旁圍觀者眾多，但乘坐者只有24人，其中大多是外國人，因為當時中國人以為坐電車會觸電，所以很多人不敢乘坐。 汽車與電車的引進，促成中國通商口岸交通近代化的起步與發展。

橘子是宋代產量最大的水果之一，當時品種有二十七種之多，其中尤以「溫州乳柑為」冠，《橘錄》載：「溫人謂乳柑為真柑」，乳柑乃因食之味似乳酪而名（當時乳酪比較接近今日的鮮奶酪而非起士），果實「顆皆圓正，膚理如澤蠟。始霜之旦，園丁採以獻，風味照座，掰之則香露噀人」，以溫州產的為最上品，其他地方所產的「不敢與溫橘齒」。梨在中國的栽培範圍亦廣，但以河北梨最為出名，河北「鵝梨」馳名全國，陜西、京西所產亦多，鄭州梨更是以大出名，有大至一斤者。相傳有個田姓小孩數歲仍不會說話，大人拿了這種梨子給他吃後，驚訝的開口說：「大好！」，故鄭州梨別名「語兒梨」。

纏足多由婦女為之，大多是女孩的母親。擇一日子(可能是女孩的生日)，女孩坐在椅上，雙腳用熱水洗淨，置於膝頭，趁腳還溫熱，將大拇指以外的其他四趾，向腳心用力扭折，且在趾間縫邊，灑上明礬粉，使皮膚收斂並防止發炎與化膿，然後縛緊。接著，以八尺至十尺長的裹腳布緊纏，再用針線密密縫合固定，不可過鬆，有經驗的人，會慢慢雙腳併攏，先讓足部習慣這種束縛，之後再慢慢加緊。兩足被捆緊，發熱、發炎、紅腫。故纏足適宜秋季之後，時間可以從數天至兩個月。通常會選在女孩五、六歲時開始纏足，因為腳骨還未長大、長硬，較易收效，目標是將小腳纏成符合「瘦、小、尖、彎、香、軟、正」這七個要訣，在大人軟硬兼施下，小女孩不得不答應，因為大人常以：「不纏足，將來嫁不出去」為威脅。經過試纏、試緊、裹瘦、裹彎、保養幾個步驟始告完成，這樣的纏足過程造成腳骨嚴重變形，令人目不卒睹。

在纏足風氣盛行的年代，有許多男性對「蓮足」的喜愛，達到痴狂的程度，甚至有些文人手中若不握一隻弓蓮或小腳，則無法讀書寫作。但實際上，並非所有人皆對纏足表示贊同，宋人車若水是最早對此提出質疑的人。他在著作《腳氣集》中表明，將四、五歲無辜小女孩的腳纏得那麼小，是件很殘忍的事，不明白纏足與限制婦女活動有什麼好處？另外，宋代理學家程頤也對纏足不表贊同，因此力行不准族中女子纏足。但對大多數人而言，纏足不僅認為是種美的代表，甚至成為女子是否能嫁到好婆家的重要憑藉，故纏足成為主流風尚。日後，對纏足提出更強烈質疑、反對的意見者，則一直要到了清朝。纏足在清時可謂到了極盛時期，雖然在滿清入關時，禁止女子纏足，但主要的對象是針對滿族婦女(滿人並無纏足習慣)。至於漢人婦人，當時一方面在服飾上有「男從女不從」的規定；另一方面，因漢人纏足對滿人的統治無不太大危害，故纏足並沒有受到清官方太大的反對和禁止。至於在民間，則有人對於纏足提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例如李汝珍(約1763~1830)在其名著《鏡花緣》中，以林之洋在女兒國被選為妃，而被強迫纏足的情形，反映女子承受的痛苦，從中也表達他反纏足的觀感與強烈的抨擊。除了李汝珍外，尚有袁枚(1716~1798)、俞正燮(1775~1840)等人，他們可謂是清末天足運動的先驅。清末天足運動的發起，主要是受到當時西方勢力的強大影響所致。簡言之，當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後，顯露出清廷的實力已遠遠落後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諸國，而西方各國也逐漸摸清楚中國的實力，從此中國開始陷入悲慘的境地，民族自信心隨之一落千丈，原本自恃的一切，成為落後、野蠻、殘忍的象徵，而「小腳」也由原本美的象徵，而被視為是殘忍的代表。但對三寸金蓮負面的看法，並不是突然出現並立刻成為普遍共識，而是經過一段長時期的推動與發展，且過程是曲折不斷。近代反對纏足的呼聲高漲，與來華的洋人有很大的關係。傳教士為早期主要推動者，雖然早期他們對於是否要革除為中國陋習之一的纏足，看法有所分歧。後來認為必須透過有組織、系統的推行，成效才易彰顯，因此成立戒纏足會，推行教會學校禁止纏足女性入學等。也有些西方婦女參與其中，著名者有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立德夫人(Mrs. Little)。他們也舉辦演講與編刊物來宣傳反纏足言論，並希望此能影響中國上層階級，藉上層力量而影響下層民眾；梁啟超等人即受到影響，而反對纏足。至於在國內，清末由於國家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許多有識之士不斷思考如何救國，而以康有維、梁啟超為主的維新派人士也不例外。他們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響，同時也思索如何革除中國缺點而使國家強大，推行天足運動，成為他們解決中國弊病的方法之一。在推行天足運動中，最重要的途徑，是要求男性不要娶小腳妻子，一旦纏足不再與婦女婚姻有利害關係，是更容易讓他人接受且實際不纏足。在來華西人與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廢除纏足的運動中，甚至慈禧太后也曾下懿旨禁纏足，同時也有地方官員參與。但這些努力主要是點的發展，故成效仍屬有限。到了民國時期，不纏足運動才在政府推行罰錢等政策，有計劃、有組織的推動下，才收到較大的成效，最後使得纏足風氣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廢除纏足不是一致性的，而是有區域的差別。基本上，天足運動是沿海地區接受度高於內陸、城市高於鄉村、上層階層高於下層民眾。另外，在推行的過程中，曾出現因太過急躁而造成民眾反彈，也傷害了纏足婦女的尊嚴。例如，當眾強迫脫下小腳婦女的弓鞋；也有官員趁機敲詐。另外，一旦緊纏的小腳，若要放足，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並不能立刻放足，否則疼痛難耐，造成更大傷害。但當時的官員並沒有注意到，而強迫婦女立刻放足，對纏足婦女的生理，又造成另一層傷害。再加上當「以天足為美」成為社會主流時，纏足被視為落伍，又造成纏足婦女的心理壓力。這些無法放纏的婦女，成為時代下的犧牲品。無論如何，放足由原本全然受到排斥、到逐漸接受，甚至成為一股運動，到了民國30年代左右，除了原本早已纏足至無法放足的女性之外，基本上中國已不再有人纏足。到了現今，據說在中國雲南仍可找到年歲已高的纏足婦女，成為中國金蓮風尚的見證。

“山頂洞人”之稱呼是因為其遺址正好位於龍骨山的山頂，剛好在”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頂部之上。這個遺址是在1930年發現的，1933－1934年進行了兩次發掘，發現重要的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山頂洞”遺址分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個部分，古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主要是出土於上室和下室。上室地面有灰燼層，並發現骨針和裝飾品，推測應是山頂洞人的居住地，而下室發現3具完整的頭骨和一些體骨化石，人體周圍並散佈有赤鐵礦粉和陪葬品說明這裡是墓葬地。經過測定，”山頂洞人”生活年代距今約2.7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人類，由頭骨及一些體骨化石推算，他們的骨骼型態與現代人類已沒有太大的差別。山頂洞人遺址中出土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骨角器和裝飾品卻非常豐富，從這些由獸牙、魚骨、蚌殼磨製而成的裝飾品以及骨針（用以將獸皮縫製成衣服）可以說明他們已開始用獸皮縫製衣服禦寒遮體並且具有審美意識。在他們墓地周圍散佈有赤鐵礦粉，表示他們在埋葬死者時可能實行灑赤鐵礦粉的原始宗教儀式，說明他們已有原始的宗教信仰。

元代以後菜餚口味的變化也相當明顯，烹飪主流跟著改變，由清蒸、拍粉清炸、清炒等，可以吃出原味的調理方式，發生變化。因為清淡的調味、量少精美的裝盤方式，這對不同生活的蒙古和色目人，是很難以下嚥的。清淡的調味對於大量使用香料與醬汁的色目人，感覺無法忍受，所以淋醬，醬爆、醬炒、裹麵炸、炸後淋醬等重口味的調理方式，就在這一時代逐漸的出現了。量少而精美的裝盤方式，對於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來禦寒的蒙古人，更是難以饜足，所以大盤菜的裝盤方式，就逐漸取代了原本的精緻裝盤法。原本中原地區很少採用的直接燒烤（華南跟塞外較常用），也被華北地區所接受了，可以見到華北地區逐漸適應了征服者的習慣，這種口味較重的調味法，也符合當時庶民階級的需求，畢竟大量裝盤與較濃的調味方式，是靠體力勞動的庶民階級，更喜好的吃法。因此，蒙古游牧飲食的習慣，對一般庶民階層的改變是相當大的，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尤為顯著。

中國的長城最初作為軍事建築，主要用來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最早的長城建於春秋戰國時代，最早是為防止匈奴入侵而建，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歷朝歷代都有對長城做過修復工作，而大規模修築長城的最後一代是明朝，主要是用來防備蒙古和女真等外族入侵，明代長城才是我們今日見到的萬里長城。居庸關－萬里長城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至鴨綠江邊。居庸關是萬里長城上最負盛名的雄關之一。居庸關位於北京西北約60公里，南俯京師，北拒塞外，自古即為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居庸關兩側高山聳立，中間一條峽谷，縱深約20公里，俗稱“關溝”。居庸關關城即設於溝的正中。居庸關建築於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的交會處，為北京與北方的門戶。居庸之名，始於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中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的記載。居庸設關始於漢代，但只是居庸縣和軍都縣兩縣之間的關口，還不是長城上的關口。據長城專家考証，居庸關修築長城是自北魏才開始的，到北齊天保六年（公元555年）自幽州北的夏口（今南口）至恆州（今山西大同）修了長900多里的長城，後來又從這裡往東修至山海關。這時居庸關才和長城有了聯繫，成為長城上的一處重要關口。

依據周芬娜的考證，西安「餃子宴」源自唐代「二十四節氣餛飩」。古代餛飩與餃子的區分不明顯，兩者通常都被稱作「餛飩」；到了清代乾隆年間才出現「水餃」一詞，方真正在指今日的「餃子」。唐代「二十四節氣餛飩」依節氣不同，配合了不同的內餡，有海參、魷魚、鮮貝、鵪鶉、雞、魚、豬、兔、牛、鹿、鵝、鴨、羊、豆腐、韭黃、香菇等等二十四種，再配合各式不同的外皮，包成各種造型；相同的內餡搭上不同的外皮，變化多樣，這也是餃子的樂趣之一。「餃子」的造型千變萬化，以現在的「餃子宴」為例，常常為依照內餡而替餃子作造型，若是魚肉餃外型就是金魚，鴿肉餃則捏成乳鴿貌，四喜餃就是露出四色內餡的四色餃子；其中最難捏製的莫過冕頂餃子，外皮薄的可以看到內餡的色彩，型製複雜，蒸熟後夾起仍不破皮。除了內餡與外皮的搭配組合，沾醬的選擇也可依個人喜好，不斷變化出新的風味，餃子可說是集中國麵食烹調技術的精華所在。

北海公園是北京城最古老的皇家園林，為遼、金、元、明、清五代的皇家禁苑。北海園林開發始於遼代，金代又在遼代初創的基礎上營造太寧宮，大定十九年（1179）建成，後更名為萬寧宮。太寧宮是金代皇帝遊玩避暑的一處重要離宮。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遷都，喜愛瓊華島，以此處為中心建設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把瓊華島改名萬壽山（後改萬歲山）。萬歲山所在的湖泊，稱為太液池。以萬歲山、太液池為中心，東為大內，西為隆福宮和興聖宮，形成三宮鼎立，宮殿與園林緊密結合的格局。明朝永樂十八年（1420年）又多次修建，清初順治年間，建藏式白塔，把萬歲山改名為白塔山，乾隆時期對北海進行一次重點改建，奠定現在北海的規模和格局。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使北海幾成廢墟。1925年北海則闢為公園。北海公園主要由北海湖和瓊島所組成，在北海公園中最值得一看的是九龍壁，因為上面的七彩琉璃磚非常難得，而大陸現存的九龍壁有三座，有一座在山西大同明王府門前，一座在北京故宮皇極門前，只有北海公園內這一座才是雙面都有九條龍的，九龍戲珠於波濤雲海之間姿態各異，栩栩如生。

二次大戰期間，由瑞士畫家兼建築師賈內荷(Charles-Edouard Jeanneret，1887-1965年)和德國建築師也是設計師的密斯?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年)兩位建築領袖發展出直截了當與簡單明瞭的風格特色，前者以筆名柯布榭(Le Corbusier)聞名於世，他把房子定義為「一個居住用的機器」，認為房子應以理性的態度來構想、設計和建造。許多有天份的建築師都受這樣觀念啟發。葛羅培斯就對包浩斯的師生說：「我們的目標是清楚的有機建築，建築內部邏輯會藉由立面和策略來發散並展現；我們要讓建築適應這個充滿機器、收音機和快速汽車的世界，要讓一棟建築的功能清楚的從形式的關係中顯現出來。」柯布榭的理想在撒瓦伊別墅(Savoye House)設計案中幾乎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