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並稱阿里山五奇勝景。其中尤以森林鐵路最負盛名。直立式汽缸車頭、之字型折返道、螺旋形爬山道及熱帶、暖帶及溫帶三種林相為其特色。1906年臺灣總督府核准日人「藤田組」開始興築阿里山森林鐵路，以開發其森林資源。因為阿里山森林資源的開發，在阿里山北門車站附近聚集許多與林業相關的行業，帶動了嘉義地區的繁榮，並招來許多外地人來這裡討生活。尤其在林森西路一帶有很多木材商因此而發展致富。早期生活環境不好，許多阿里山沿線的住戶靠著在火車靠站時，在火車外面叫賣維生。這些叫賣的阿婆或小女孩拉高嗓門的叫賣聲，是早期火車停靠時常見的景象。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生活環境的改善，這些景觀已不復見。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並稱阿里山五奇勝景。但也有許多人是為了山櫻花而來，山櫻花成了阿里山除了神木、日出、雲海、晚霞與鐵路之外吸引遊客的另一大美景。花季時，滿山的櫻花讓人陶醉。

中國的長城最初作為軍事建築，主要用來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最早的長城建於春秋戰國時代，最早是為防止匈奴入侵而建，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歷朝歷代都有對長城做過修復工作，而大規模修築長城的最後一代是明朝，主要是用來防備蒙古和女真等外族入侵，明代長城才是我們今日見到的萬里長城。居庸關－萬里長城西起甘肅嘉峪關，東至鴨綠江邊。居庸關是萬里長城上最負盛名的雄關之一。居庸關位於北京西北約60公里，南俯京師，北拒塞外，自古即為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居庸關兩側高山聳立，中間一條峽谷，縱深約20公里，俗稱“關溝”。居庸關關城即設於溝的正中。居庸關建築於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的交會處，為北京與北方的門戶。居庸之名，始於春秋戰國時期，《呂氏春秋》中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的記載。居庸設關始於漢代，但只是居庸縣和軍都縣兩縣之間的關口，還不是長城上的關口。據長城專家考証，居庸關修築長城是自北魏才開始的，到北齊天保六年（公元555年）自幽州北的夏口（今南口）至恆州（今山西大同）修了長900多里的長城，後來又從這裡往東修至山海關。這時居庸關才和長城有了聯繫，成為長城上的一處重要關口。

到了二十世紀，「褲裝」漸漸成為女性流行的服飾，然而女人要真正可以自由的選擇穿褲子或穿裙子，甚至穿起軍服，那可是一段說來話長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在二十世紀一路走來坎珂，今天女生可以自由穿著淑女褲、七分褲甚至是牛仔褲的「前門襟穿著權」，真可說是得來不易。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裝的發展在「慶祝和平、找回歡樂、期待復原、建立新時代」的氣氛下有了極大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女褲才算是真正取得了與「女裙」平等的地位。尤其受到戰後嬰兒潮的影響，以青年人為主題的流行文化時代到來，不管是髮型、外套上衣、領結、緊身長褲、膠鞋等等，都看到當時的青少年他們在穿著行為上自我選擇的新主張，而這些新主張也慢慢使得「女生穿褲子」的觀念變得普及，「女生穿褲子」不再被視為異類。

元代以後菜餚口味的變化也相當明顯，烹飪主流跟著改變，由清蒸、拍粉清炸、清炒等，可以吃出原味的調理方式，發生變化。因為清淡的調味、量少精美的裝盤方式，這對不同生活的蒙古和色目人，是很難以下嚥的。清淡的調味對於大量使用香料與醬汁的色目人，感覺無法忍受，所以淋醬，醬爆、醬炒、裹麵炸、炸後淋醬等重口味的調理方式，就在這一時代逐漸的出現了。量少而精美的裝盤方式，對於大口喝酒、大塊吃肉來禦寒的蒙古人，更是難以饜足，所以大盤菜的裝盤方式，就逐漸取代了原本的精緻裝盤法。原本中原地區很少採用的直接燒烤（華南跟塞外較常用），也被華北地區所接受了，可以見到華北地區逐漸適應了征服者的習慣，這種口味較重的調味法，也符合當時庶民階級的需求，畢竟大量裝盤與較濃的調味方式，是靠體力勞動的庶民階級，更喜好的吃法。因此，蒙古游牧飲食的習慣，對一般庶民階層的改變是相當大的，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尤為顯著。

明十三陵是中國明代13個皇帝陵墓的總稱。位於北京市昌平縣天壽山下。明代遷都北京後，自成祖朱棣起至思宗朱由檢止，共十四帝，除景帝朱祁鈺因故別葬金山外，其他皇帝均葬於此。依次為成祖長陵、仁宗獻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憲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慶陵、熹宗德陵、毅宗思陵。十三陵共葬有13位皇帝和23位皇后以及嬪妃、太子、公主及眾多陪葬的宮女，為中國和全球現存規模最大、帝后陵寢最多的一處皇陵建築群。明十三陵的的東、西、北三面環山，依山勢建圍牆。正門大紅門開在南端，在各山口、水口處建關城和水門。大紅門前有石牌坊和下馬碑，牌坊為中國最大石坊，門南兩側皆有下馬碑；門東北為拂塵殿，為皇帝祭陵更衣所在，今僅存遺跡；門北為總神道，直達長陵。神道南端建有大碑樓，內立”大明長陵神斥t德碑”，碑樓外四隅各立雕龍華表，碑樓北神道兩側立石望柱和巨大石像生18對，相向而置。再北為石柱組成的牌樓式欞星門。神道北端有支路，通向各陵。陵園規模大小不同，形制大致相同，各建在山前，都有圍牆，門前豎無字石碑。十三陵中以長陵規模最大，目前只開放長陵、定陵、昭陵和神道，現建有定陵博物館，展示出土器物。

近代化的馬路最早是隨著租界的開闢而興修的，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中國近代化的馬路仍少。上海外灘在1840年代鋪設了馬路，目前知名的上海淮海中路，舊稱「霞飛路」，1900年由法租界公董局興建，最初名為西江路，1906年改名寶昌路，1915年更名為霞飛路，橫貫上海法租界。光緒年間，上海、天津紛紛引進日本的人力車，時稱「東洋車」，是一種人力的交通工具，有兩個輪子，上有座位，由一個人在前面拉行。因1913年上海租界規定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故又稱「黃包車」。由於輕便舒適，價格低廉，因此迅速在各地流行。汽車方面，光緒29年(1903年)從上海開始引進，但只有新進三輛試用。宣統元年增至156輛。據說領有汽車車牌1號為英國大使館，買辦商人劉子敬的汽車則登記為2號，足見其財力與對西式生活的亦步亦趨。而袁世凱也曾購買一部賓士汽車送給慈禧太后，據說慈禧坐過一次，它現今停放於北京頤和園內。電車方面，有軌電車是德國人西門子於1882年發明的，傳入中國是在光緒32年(1906年)，比利時人在天津租界鋪設有軌電車，之後上海電車公司成立。上海在1908年第一次通行電車，自靜安寺行駛至外灘，路旁圍觀者眾多，但乘坐者只有24人，其中大多是外國人，因為當時中國人以為坐電車會觸電，所以很多人不敢乘坐。 汽車與電車的引進，促成中國通商口岸交通近代化的起步與發展。

走到文藝復興，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建築師布魯內勒斯基所設計的孤兒院，通常被視為第一座文藝復興建築。他的工程技術與對古代建築形式的復興，備受讚揚。加上哥德式建築令人聯想起北方，而佛羅倫斯共和國的領導者在古羅馬本身找到更高貴的血統。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脈絡下，布魯內勒斯基的重返羅馬圓柱、圓拱與矩形窗戶，就不只有美學上的意義而已，還包括了時代的需求。

二次大戰期間，由瑞士畫家兼建築師賈內荷(Charles-Edouard Jeanneret，1887-1965年)和德國建築師也是設計師的密斯?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年)兩位建築領袖發展出直截了當與簡單明瞭的風格特色，前者以筆名柯布榭(Le Corbusier)聞名於世，他把房子定義為「一個居住用的機器」，認為房子應以理性的態度來構想、設計和建造。許多有天份的建築師都受這樣觀念啟發。葛羅培斯就對包浩斯的師生說：「我們的目標是清楚的有機建築，建築內部邏輯會藉由立面和策略來發散並展現；我們要讓建築適應這個充滿機器、收音機和快速汽車的世界，要讓一棟建築的功能清楚的從形式的關係中顯現出來。」柯布榭的理想在撒瓦伊別墅(Savoye House)設計案中幾乎實現。

周口店距今北京城區西南約50公里，位置正處於西山山地向平原過渡的山麓丘陵地帶。這一地帶有一些低平小山，地質成分主要為石灰岩，在經過千百萬年的溶蝕，這些小山中逐漸發育成溶洞和裂隙，其中一座叫龍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個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紀20年代，在龍骨山東北坡最大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原始人類的牙齒和骸骨化石以及大量遺物、遺跡。這種原始的人類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類學上的正式名稱叫「北京直立人」，俗稱叫「北京人」，這個洞穴後來被稱為”猿人洞”。在北京人的考古發掘過程當中是先從哺乳動物化石的發掘開始的，1921年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和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當地百姓的指引下開始進行發掘，經過兩年的努力，他們發掘出大量的哺乳動物化石，其中甚至包括兩枚古人類的牙齒，由於在當時古人類化石相當罕見，所以這項消息的宣布震驚當時中外學術界。因此當時由地質學家翁文灝主持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學院達成協議決定於1927年正式對周口店遺址進行發掘，在此後的兩年間，出土大量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以及古人類的下頷骨和牙齒化石。最後總算在1929年12月2日這一天，在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主持下發現了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成為北京人考古過程中最值得紀念的一天，也使我們終於可以透過復原一窺古人類的真面目。從遺址的文化堆積來看，”北京人”從70萬年前到20萬年前就已生活在這裡，出土了近十萬件的簡單打製石器，以及發現豐富的用火證據，證實北京猿人已知用火取暖、熟食和嚇退野獸。

纏足的目的，是要將腳束縛、抑制其生長，而保持小腳的形式，但在完成小腳的過程中，是十分痛苦的。纏足的方式可分為兩種：1.早纏，俗稱「慢裹」：大多是有錢階級的婦女纏足的方法，在女孩約在3~4歲左右起，母親將小腳關節弄脫臼，用布緊纏，使腳無法隨身體成長而長大。因為是採用漸進的方式，所以纏足的時間較長，但較不疼痛，且比較容易達到三寸的標準。但纏足後的婦女行走不易，需要別人攙扶才能走路。另外，身體會比較虛弱，容易生病。2.急纏，俗稱「快裹」：較為貧窮的中下階層的家庭，會採用此一辦法。這是因為中下階層的家長忙於謀生、與女孩必須工作等因素，使得她們大多比較晚才纏足，大約在8~9歲，甚至有人至15~16歲時才纏足。纏足時大多挑一吉日，請有經驗的老婦負責，將除了大姆趾以外的指頭，迅速、一起扳折到腳底板，再用布緊緊纏緊。由於是在短時間內，將腳趾頭弄斷、纏緊，達到形成小腳的效果，故所耗費的時間較短，對整體身體健康，造成的摧殘相對較小。且纏足完成後，仍可以進行粗重的工作，甚至可以背重物、練武功。正因為是急速纏足，所以不僅在纏足過程中，較慢纏方法更加疼痛，而且纏成的金蓮外觀比較難看且大，很少能達到三寸。雖然纏足對女子的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對古人而言，小腳是種美的代表。且小腳又與婚姻的幸福與否產生關聯。簡言之，當時人認為若有一雙三寸金蓮，才易嫁到好夫家。因此不論貧富之家的女孩，皆努力纏足。然而，是否纏足、纏足的樣式、流行的程度等，是會因地域、種族、身份、氣候上的不同而有差異。例如在清朝時，滿族婦女基本上是不纏足的；在漢人中，客家婦女則多為大腳。又如明朝曾規定，有些身份較低的人，是不准纏足。因此在注意到普遍的流行中，也不要忽略差異性的存在，而誤以為所有人皆做同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