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漫長的中世紀裡，宗教建築在西歐的政治社會發展中獨自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法國建築師在十二世紀最驚人的成就，即創造一種使得結構、建造、視覺表現形式三者結合在哥德式主教堂中的系統，而大教堂即象徵著宗教信仰。彩色玻璃窗取代實牆、飛扶壁的使用，正是最好的說明。由於哥德式建築不斷地向上爭高的結果，倚賴外牆便成為需求，飛扶壁的使用符合了這一趨勢，也增加了視覺表現方式。位於巴黎西南80公里的夏特爾大教堂是法國哥德式建築的經典作，其大門雕刻與彩色玻璃窗都是藝術珍寶，眾多的飛扶壁將重量分擔給外部支柱後，內部牆壁不需承受太大壓力，可以設計大型彩色玻璃窗，少了笨重的石牆與支柱，增加建築本體的優雅輕巧。

二次大戰期間，由瑞士畫家兼建築師賈內荷(Charles-Edouard Jeanneret，1887-1965年)和德國建築師也是設計師的密斯?范?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年)兩位建築領袖發展出直截了當與簡單明瞭的風格特色，前者以筆名柯布榭(Le Corbusier)聞名於世，他把房子定義為「一個居住用的機器」，認為房子應以理性的態度來構想、設計和建造。許多有天份的建築師都受這樣觀念啟發。葛羅培斯就對包浩斯的師生說：「我們的目標是清楚的有機建築，建築內部邏輯會藉由立面和策略來發散並展現；我們要讓建築適應這個充滿機器、收音機和快速汽車的世界，要讓一棟建築的功能清楚的從形式的關係中顯現出來。」柯布榭的理想在撒瓦伊別墅(Savoye House)設計案中幾乎實現。

奧古斯都在晚年宣稱：「昔日由磚塊建成的羅馬，如今已成為大理石之都」。因此對羅馬人而言，大理石是宏偉的象徵。不過目前唯一大規模倖存的是萬神殿的內部。

楊貴妃愛吃荔枝，讓這種水果帶著一股莫名的風韻，唐玄宗甚至遣專人為其摘取新鮮荔枝，由江南一帶替楊貴妃摘採鮮荔枝送至長安，還說荔枝上尚沾朝露，這可能是則穿鑿附的故事。因「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兩地相去何只千里，就算策馬不分晝夜狂奔，一定超過保鮮時限。而且「荔枝過一日，則色味俱變」，已經變質的荔枝，楊貴妃可會喜愛？事實上在四川也產荔枝，巴蜀與長安相去不遠，策馬狂奔一日可到，所以楊貴妃所食的荔枝，產自巴蜀盆地而非江南的可能性較高，但巴蜀荔枝的味道，遠不如嶺南荔枝的甜美，若和福建荔枝相比，也顯得肉少果酸。在宋代航運業相當發達，「閩中荔枝，三日到永嘉」、「四明海舟，自福唐來，順風三數日至，得荔子色香都未減」，福建的荔枝已經可以在短時間內送至京城。宋代的荔枝已經大規模的進行栽種，荔枝產量大為增加，大盤商人購買時需用「以林斷之」的方式簽約購買，可見其規模。除以新鮮荔枝內銷，更以製成蜜餞的方式外銷世界各地「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鑄之」。荔枝可說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氣息的一種水果了。

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年)和邁雅(Adolf Meyer，1881-1929年)率先創造了戰後時期令人驚奇的國際風格—玻璃帷幕，沒有飛簷的平面屋頂，四周沒有任何支撐力量的立方磚，以及將裝飾限制在最簡單的水平線條之內等，這種國際風格將在摩天大樓的設計上結合發展。他創造了一種堅硬穩固的量體。他們建造的法古斯(Fagus)鞋廠然而，由於方格單位的利用，在建築元素上他仍維繫了和過去的關係，以及一種對稱的傳統感受。

依據周芬娜的考證，西安「餃子宴」源自唐代「二十四節氣餛飩」。古代餛飩與餃子的區分不明顯，兩者通常都被稱作「餛飩」；到了清代乾隆年間才出現「水餃」一詞，方真正在指今日的「餃子」。唐代「二十四節氣餛飩」依節氣不同，配合了不同的內餡，有海參、魷魚、鮮貝、鵪鶉、雞、魚、豬、兔、牛、鹿、鵝、鴨、羊、豆腐、韭黃、香菇等等二十四種，再配合各式不同的外皮，包成各種造型；相同的內餡搭上不同的外皮，變化多樣，這也是餃子的樂趣之一。「餃子」的造型千變萬化，以現在的「餃子宴」為例，常常為依照內餡而替餃子作造型，若是魚肉餃外型就是金魚，鴿肉餃則捏成乳鴿貌，四喜餃就是露出四色內餡的四色餃子；其中最難捏製的莫過冕頂餃子，外皮薄的可以看到內餡的色彩，型製複雜，蒸熟後夾起仍不破皮。除了內餡與外皮的搭配組合，沾醬的選擇也可依個人喜好，不斷變化出新的風味，餃子可說是集中國麵食烹調技術的精華所在。

尼羅河上游季節雨會造成尼羅河谷的氾濫，6-9月是河水氾濫的季節，10-1月是退水季，2-5月是乾旱季，農業活動則受到河水漲退的影響。最早的灌溉活動即靠尼羅河每年的洪水淹沒兩岸農田形成的肥沃土地。 亞斯文水壩(Aswan High Dam) 在1961年至1971年期間完成，壩頂高約111公尺、長約3830公尺，興建後使埃及大部分耕地得到常年性灌溉。但是也出現了土壤的鹽鹹化和排水問題。

1948年以色列在中東建國後，歷經4次中東戰爭，在美國斡旋下於1978年簽訂了「大衛營協定」，但仍未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紛爭。其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間因領土、宗教等長期問題，衝突嚴重，恐怖活動層出不窮，從早期零星的個人式自殺行動，進而演變成有組織、有計畫、有訓練的大規模恐怖活動。1993及1995年以、巴間的兩次奧斯陸協定（OsloⅠAccord 、Oslo Ⅱ Accord），曾替中東的和平開啟曙光，1995年新的巴勒斯坦當局已獲得約旦河西岸其他六個城市治理權，卻因互不信任和暴力阻止了奧斯陸協定的發展。

利瑪竇，字西泰。1552年生於義大利，1583年來到中國，1601年進入北京，之後的10年，利瑪竇憑藉其精湛的數學、天文知識和宗教熱忱，結交士大夫，努力融入中國社會之中。利瑪竇不但通曉中文，而且熟讀五經，擅常用儒家的經典來解釋基督教教理。其豐富的學識和無礙的辯才令人佩服。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此種傳教模式，被其他相繼來華的耶穌會士採用，使耶穌會在中西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瑪竇精於數學及地理，懂得製作天體儀和地球儀，並常製作日晷贈與中國官員。為了能順利將天主教向中國傳播，利瑪竇認為應該從中國的上層階級著手，因此努力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廣泛的與士大夫交遊，並且認同中國人的祭祖等傳統風俗。他肯定中國人是一個崇尚自然理性的民族，認為儒家思想並沒有和基督教義理有相衝突的地方。他透過向中國的士大夫介紹西方自然科學與思維方式來傳教。1609年，利瑪竇創立「天主教聖母會」。他除了向受洗者講說天主教義理外，也繼續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與經典。後來，他在北京籌建了一座大教堂，親自監工，不辭勞苦。1610年，利氏病逝，享年57歲。明廷為了表示哀悼，賜予葬地，可見利氏在明帝心目中的地位。

911事件後，美國總統布希致電英國、法國、德國等他國領袖，促請各國共同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美國本土遭到恐怖份子攻擊後，布希說美國將領導全世界戰勝恐怖主義，在美國與全世界能免於遭受恐怖主義威脅之前，「美國絕不手軟」。美國不僅要將911事件主謀賓˙拉登繩之以法，並誓言終結支持恐怖主義的組織與國家，欲將恐怖主義連根拔除。911事件後，全球力言共同反恐，但各地恐怖攻擊仍層出不窮，從中東等地及亞洲各地都有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如2002年峇里島爆炸事件、各地美國領事館受到自殺式襲擊等，面對恐怖攻擊仍無法全面防堵，因此如何防恐儼然已成為全球的共同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