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曆15年12月22日（西元1662年2月10日），鄭成功與在台的荷蘭人簽訂和約，其內容大致有以下重點：雙方即時放棄前嫌，化除敵意；荷蘭國應將熱蘭遮城堡及一切物資和金錢等屬於東印度公司的財產，全部移交給國姓爺；荷人可將一切私人動產經檢查後帶走；荷蘭人自台灣至巴達維亞城途中所需的糧食、日用品、自衛用槍彈火藥等，經報備後可以裝船帶走；荷人因候船滯留陸地期間，所需的糧食和日常用品，鄭氏軍民以合理價格供應，並不得隨意闖入熱蘭遮城或荷蘭人居所。鄭荷雙方和約共有18條，詳細看其合約內容，讓人充分感受到鄭成功對荷蘭人的寬大胸懷，讓荷蘭人很有尊嚴的離開台灣。和約經鄭成功和荷蘭長官揆一核准後生效，鄭成功終於將荷蘭人驅逐出台灣，總計荷蘭人自明朝天啟4年（西元1624年）至永曆15年12月（西元1662年2月）為止，總共統治台灣38年。

北魏孝文帝元宏（467年—499年），本姓「拓跋」，即位時只有5歲，由祖母馮太后執政。馮太后是漢人，對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曾立三長法，實行均田制。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親政後，深悉鮮卑族必須漢化才能鞏固政權，統一南北，乃秉承馮太后的政策，勵行漢化。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為名遷都洛陽，全面改革鮮卑舊俗：改鮮卑姓為漢姓，自己也改姓「元」；禁鮮卑語和鮮卑服飾；遷洛鮮卑人以洛陽為籍貫；鼓勵鮮卑貴族與漢士族聯姻；參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孝文帝嚴厲鎮壓反對改革的守舊貴族，甚至處死太子恂。孝文帝的改革固然使鮮卑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長足發展，促進了民族融合，但激烈的政策也使部分胡族怨懟，終於在孝文帝二十多年後爆發「六鎮之亂」。這一個「六鎮之亂」看來只是對於漢化政策的不滿，但是這也漸漸影響到鮮卑族的政權變化。雖然北魏後期分裂成東、西魏，但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卻是使得鮮卑族瞭解了漢族的文化，並漸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秦朝末年，中國大亂，匈奴漸漸侵入河南地。到了楚漢相爭時，匈奴有一位雄主崛起──冒頓單于。冒頓擁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征服了北亞三十餘國，又南侵奪回河南地以及中國西北若干關塞。前202年的西漢初，漢高祖親率大軍攻擊冒頓單于，在白登（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其30餘萬騎兵圍困七晝夜。僥倖脫困後，開始與匈奴和親，維持彼此和平。其後的文、景諸帝也是沿用和親政策以休養生息。到武帝時，漢朝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元朔二年(前127年)派衛青占領河套地區，前121年派霍去病奪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前119年衛、霍分東西兩路進攻漠北。霍去病擊匈奴至今蒙古國境內狼居胥山，衛青東路掃平匈奴王庭。右賢王率領四萬餘人投歸漢朝，單于及左賢王逃走。漢朝在東部聯合烏桓，西部以和親及通商的方式聯合西域諸國，壓縮匈奴的空間。前73年，漢與烏孫聯兵20萬進攻匈奴，直搗右谷蠡王庭。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單于獲勝據漠北，呼韓邪單于在前51年南下投靠漢朝。後來郅支單于率部眾退至中亞康居（今巴爾喀什湖與鹹海之間，即阿富汗、烏茲別克、哈薩克一帶），呼韓邪單于占據漠北王庭。前36年，為了清除匈奴在西域的影響，甘延壽、陳湯遠征康居的匈奴，擊殺郅支單于。前33年呼韓邪單于娶漢宮女王昭君，與漢建立更親密關係。漢武帝連年攻擊匈奴，雙方都付出極大的代價。對於匈奴而言，首先是人口的損失：在多次的戰爭之中，匈奴的人口減少了大半。其次是牲畜的損失：匈奴人以放牧為主，牲畜是他們的財產。戰時匈奴牲畜有為漢軍虜獲的；另外漢軍深入窮追，匈奴牛馬疲於奔避，普遍發生流產的現象。最後是領土的損失：匈奴首先失去河南和河西兩個大好的牧場，勢力被迫向東退縮，更與烏桓等族為敵。西方一向臣屬匈奴的西域諸國，也為漢勢力所深入。因此匈奴的版圖不但大為削減，同時又多方受敵，遂在武帝死後有了恢復和親之意。漢武帝對於匈奴的攻擊雖然相當成功，但是每次戰爭所耗費的資產往往無法估計。此外，武帝為了截斷匈奴的外援，對於朝鮮、西域以及西南蠻夷的控制也相當重視。如此多方面的戰爭消耗，將漢初以來六十多年積累的財富揮霍殆盡，國庫為之空虛，因此在武帝死後，昭帝改變策略與匈奴和親。西漢宣帝時，匈奴稱臣於漢。王莽時，因為改易匈奴單于的印信而激起叛變，邊禍再啟。東漢光武帝時，匈奴內部為爭奪單于之位而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日逐王比自立，亦號「呼韓邪單于」，率眾降漢，與北方的蒲奴單于相攻，自此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單于與北匈奴交戰失利，漢遂遷徙其部眾到五原、雲中一帶，並派兵加以保護。和帝時，南匈奴欲趁北匈奴內亂併吞之，因而請漢廷出兵攻擊。永元元年（89），竇憲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今蒙古杭愛山附近），並於燕然山勒石記功而返。永元三年，竇憲再遣部將伐北匈奴，破於金微山（今蒙古阿爾泰山），北單于遁逃。此後北匈奴僅剩殘餘部落寇擾西域，南匈奴則更加用心事漢。漢廷北邊，自此獲得長期安定。有史家推測北單于的蹤跡：先到今中亞細亞會合諸部，其後日益強大乃向西方擴張。五世紀中葉橫行於歐洲的匈族（Huns）「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據說便是北單于的後裔。

明朝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金門島東面的料羅灣，鄭成功率領著二萬五千人的軍隊登上了近四百艘戰船，浩浩蕩蕩往澎湖前進，三月二十四日抵達澎湖，等到軍隊在澎湖整裝完畢，便迅速的在四月一日繼續東進台灣。鄭成功的軍隊在強風巨浪中向東南方的台灣航行，終於在四月二日的黎明，高掛著鄭字旗幟的數百艘軍艦，在濛濛的大霧中，悄悄來到鹿耳門外港，於北線尾島外的海邊下錨。中午過後不久，鹿耳門潮水開始大漲，原本淺水的水道慢慢變成寬闊的航道，又在順風的吹送下，船行如飛，戰船趁勢湧進鹿耳門水道，進入台江內海。此時船隊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線尾外海原處，另二批陸續魚貫進入鹿耳門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兩面和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之間。 傍晚，鄭成功的軍隊衝過荷軍防線，先在赤嵌樓以北的禾寮港(約在今台南市忠義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陸，接著進占赤崁，直逼普羅文西城。四月六日，普羅文西城的荷蘭守將萬倫坦棄城投降，鄭荷雙方的戰鬥暫告一段落。短短五天，鄭軍便攻陷了戰力薄弱的普羅文西城，迫使荷蘭人全數退守在隔著台江水域、位在普羅文西城對岸的熱蘭遮城，雙方進入了長期的對峙交戰狀態。守在熱蘭遮城的荷蘭人，先派出使者與鄭成功談判，鄭成功\要求荷蘭人退出台灣，而荷蘭人並不願意，只願意增加每年給鄭成功的貢品，所以談判破裂，雙方繼續對峙。西元1662年一月，鄭成功下令發動總攻擊，攻擊結束後，荷蘭守軍僅剩六百人，荷軍作戰士氣低落，鄭成功又派人去勸服荷蘭人投降，台灣荷蘭長官揆一在衡量情況後，同意有條件投降。

北亞游牧民族的經濟生活主要建立在「逐水草而遷徙」的草原游牧制上。這種草原游牧與牧場畜牧制不同，既不栽培牧草，也不儲備乾草以待乾旱或雪寒，卻高度仰賴自然，順應季節的循環而輾轉於夏季和冬天的牧地之間。這種草原游牧經濟的特色之一，是對自然變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極為敏感，草地對牲畜的包容力隨著氣候而增減。《史記》說天災使匈奴「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絕非誇大之詞。因而游牧民族可能在短期間喪失原有的生活資源，必須另闢蹊徑謀生。據中國部分史籍記載，匈奴人是夏朝的遺民。《山海經?大荒北經》稱犬戎與夏人同祖，皆出於黃帝。《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史記索隱》引張晏的解釋說夏的後裔淳維，在商朝時逃到北邊，子孫繁衍成了匈奴。另有一說認?，移居北地的夏之後裔，是夏桀的兒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帶著父親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即是中國所稱的匈奴。部分學者根據《史記》記載的後半段文字，認?匈奴原是山戎、獫狁、葷粥。王國維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把匈奴名稱的演變作了系統的概括，認?商朝時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時的獫狁，春秋時的戎、狄，戰國時的胡，都是後世所謂的匈奴。又有一說把鬼戎、義渠、燕京、餘無、樓煩、大荔等史籍中所見之異民族，統稱?匈奴。還有人認?匈奴與先秦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不可混?一談，匈奴應是西方草原的一個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還未游牧至中國北部。上述看法，在近現代學者中並未取得統一。由於匈奴的起源問題不能解決，匈奴的族屬和語系也都成?懸案。中國直至漢初冒頓單于以後，對於匈奴內部才有大致的瞭解。《史記˙匈奴列傳》便明確描寫匈奴的政治階級：在單于下面分別設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稱賢者為「屠耆」，因此稱太子為左屠耆王。這些大臣都是世襲制。

南匈奴在東漢時內徙中國，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帶。三國時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個部，4世紀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劉淵在成都王司馬穎手下為將，乘西晉「八王之亂」後的混亂，劉淵起兵佔領了華北大部分地區，自稱漢王。311年，劉淵攻佔洛陽，316年攻佔長安，滅西晉，國號趙，史稱前趙。匈奴別部羯族的大將石勒自立，滅掉劉氏的勢力，統一黃河流域，仍號趙國，史稱石趙或後趙，後被漢人冉閔所滅。匈奴人與小月氏人融合，稱為匈奴別部盧水胡。其中沮渠家族在今甘肅地區建立北涼國，後被鮮卑人拓跋氏的北魏所滅。匈奴與鮮卑融合產生了鐵弗部，其主劉勃勃被鮮卑拓跋氏擊敗後，投奔羌人的後秦。勃勃後自稱天王，在河套地區創立夏國，以為帝王「徽赫與天連」，乃改姓赫連。431年，夏被北魏所滅。匈奴融入鮮卑族宇文氏部落，西魏權臣宇文泰即帶有匈奴人血統。557年，宇文泰子覺篡西魏建立北周政權，581年被漢族外戚楊堅所篡。以上是十六國及南北朝時期，匈奴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最後一場演出。之後匈奴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從中國歷史中消失，和其他民族一起融入華夏族為主體的漢族。匈奴後裔漢化後，所改漢姓有劉、賀、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陝西、山西等地。

古人常將中國、中州用作中原的同義語。一般認為，古代中原係指黃河中下游，華夏族集中分佈的區域，中心是古豫州。隨著華夏民族的大融合，以及華夏文化或周文化的擴展而擴大。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文化較先進的華夏族自視文明，自稱中國，以別於四夷。一些夏、商時期尚屬夷蠻戎狄的周邊地區，隨著成康之世的分封，華夏文化的傳播，也納入中原文化區。實際上，兩周時期的中原地區除了今河南省外，主要還包括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省的部分地區。考古研究顯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種植水稻。信史時代的商、周，文獻中都有農耕方式的記載，而古籍中也經常提到周代有井田制度。夏商周王朝的稅收來源是廣大的農民，「士農工商，國之四民」一詞，顯現中國對於農民地位的重視。春秋戰國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以及鐵製農具的使用，使得中國的農業更上一層樓。中國農業的進步，促成了糧食與人口的增加。這些都是中國可以形成一個大帝國的條件。漢族始於黃帝時代，歷經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秦漢時期逐漸形成，至今已有約5000年（一說4700年）的文明史。漢族的族源以華夏民族為主，而漢族之名則自漢朝開始。漢族為主體的中國長期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文化價值，另外兼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佛教源起印度，漢代傳入中國，至魏晉南北朝興盛；道教則是本土形成的宗教。此外，也有少數漢族人口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等宗教。現在的中國民族是經過多次民族融合冶煉而成，大抵分為幾個時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宋元、明清。隨著戰亂及外患結束，所謂的外族也漸漸地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

牡丹社事件是台灣發展史上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清政府對台灣一直採取封山禁海的消極治理政策，在這之後，清政府開始認識到台灣海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開始重視台灣的建設。日軍侵台之後，清政府首先任命沈葆楨為駐台欽差大臣，開始了解牡丹社事件發展的狀態以及尋求解決的方式，事件告一段落之後，沈葆楨上了一篇萬言建議奏章，建議清政府在台灣增設新的行政區，重視台灣防務，並推展台灣的建設。 清政府接受沈葆楨的建議，開始積極推展台灣的海防建設、並推行一連串開發台灣的政策，例如首先廢除中國渡台耕墾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等地設招墾局，由官方提供船費、口糧，招募閩粵人民渡台耕墾。此外，販賣鐵、竹兩項也一律弛禁。而開山撫「番」、台灣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等措施，也都是為了因應新的台灣局勢而所推行的政策。清政府這些新的改革政策都為台灣發展注入新活力，也讓台灣煥然一新。

雖然清政府在外交上吃了個大敗仗，但對台灣的治理上卻突破以往的消極觀念。沈葆楨來台首先提出了澄清吏治、加強海防、開山撫番等積極有效的治理政策，並加強各地的建設，增設郡縣以拓展行政區，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招募中國人士到台灣開墾，促進了台灣社會的繁榮與發展。在短短一年任期內，沈葆楨所推展的各項建設包括有：首先廢除中國人民渡台的各種禁令，並鼓勵大家前往台灣的後山(東部地區)開發。對於「生番」居住的地區也進行全面性的開發及進行文教發展的工作。在經濟政策上則請求清政府准許台灣煤礦減輕出口稅收，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此外，在地方行政與建設上，他主張福建巡撫移駐台灣解決開山通道、建設聯絡東部重要道路，並於台灣南端設置恆春縣城，重新調整台灣各地的行政轄區，改淡水廳為新竹縣，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在艋舺增設淡水縣，都歸新設立的台北府管轄，從此台灣的發展重心開始逐漸北移。沈葆楨所推行的政策為台灣發展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光緒十一年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循著沈葆楨的基礎繼續建設台灣，從此台灣的發展又邁入了另一個里程碑。

鄭成功原名森，字大木，為鄭芝龍之子。當清軍入關、明朝瀕臨滅亡之時，鄭芝龍等人擁立唐王，於福州建立政權。唐王相當賞識鄭成功，賜姓朱，改名成功，因此大家都稱呼鄭成功為「國姓」或「國姓爺」。 滿清軍隊在渡過長江以後，作戰並不順利，因此，便以高官厚祿來引誘手中掌有兵權的鄭芝龍投降，這一招果然讓鄭芝龍動心，鄭芝龍便投降清朝。鄭成功在其父尚未投降清朝時，便力阻其父投降，然而，其父還是不聽其勸告而投降清朝，但是鄭成功繼續堅持抵抗清朝。鄭成功自永曆元年（西元1647年）正式進行反清復明的活動以來，在中國東南沿海與清軍對抗了十餘年，永曆13年鄭成功自金陵敗退，10月又退守廈門，此時的鄭成功知道，如果要與清軍作長期的對抗，訓練兵士和籌備糧食都需要再做長期的打算，再加上廈門和金門容易被清軍再度進攻，因此，鄭成功不得不開闢另一個反清復明的新基地，以便能長期抗清。台灣漢人在荷蘭人的統治下，生產出豐富的稻米，不但可以自給自足還可以外銷，提供軍糧絕沒有問題，此外，台灣自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以來，已成為東亞貿易據點，有可觀的貿易利益，而其地理位置距離中國又適中，進可攻退可守，在這些原因下，鄭成功決定攻取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新基地。 另外又由於在台灣的漢人何斌來歸，詳細告訴鄭成功台灣荷蘭人的相關情報，其後鄭成功又與部將討論進攻台灣的事項，鄭成功決定在永曆15年（西元1661年）正月東征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