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後，順利在中國進行通商、傳教。滿清政府不僅無法有效抵抗，甚至屈服順從。由於通商、傳教等問題在中國各地引起相當多的衝突與民怨，形成一股排外風潮，進而激起人民的革命思想。因為滿清政府不能維護國家主權、不能保護國家領土、不能庇護國家人民，因而想要把它推翻，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所謂舊體制，主要是指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倫理關係和價值觀念。這種舊體制下的一切與當時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又無法與之競爭。中國傳統式的農業經濟無法抗拒西方現代式的工商經濟，中國的專制政治也無法抵抗西方的立憲政治，中國的天朝觀念也無法抗拒西方的條約外交、強權外交。僅是將舊體制進行改革，無法應付嚴峻的時代環境。清人以少數民族入關以後，自始自終都一直在防制漢人，透過官制、八旗軍制、禁止通婚等手段以確保滿人本身的統治權。清代中葉以後，無論是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等內部動亂，其中都包含著漢人與滿人的種族衝突對立情緒在內。清代中葉以後，由於土地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日益嚴重。而鴉片戰爭以後，屢次戰敗的對外賠款，使國家經濟財政每況愈下，再加上西方工商業的入侵，對外貿易的入超，都使中國的財政經濟的負擔日益嚴重惡化，整個國家陷入國困民貧的狀態。清廷在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後，舊士紳階級失去獲取官員地位的機會，而學習西方知識的新知識份子或留學生也不依靠科舉制度。在舊士紳階級、新知識份子二者都失去出路後，清廷政權也失去根本的基礎。

王政復古後，日本仍然有不少的封建諸侯，因此明治政府決定廢除封建制度、1869年天皇發表詔書，所有封建諸侯必須將權力交還給天皇，從此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國家。透過有效廢除封建制度，明治政府得以集權中央，有效推行往後的改革措施，這是日本明治維新能夠順利推行的一個重要原因。1889年2月，明治天皇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強調天皇享有最高權力，可決定一切政務，並設置首相與帝國議會。但此部憲法和西方的民主政體或君主立憲有所不同，它強調天皇是神的後裔，將天皇神格化，並不是一部民主的憲法，也因此權力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德川幕府時代，日本是一個有嚴格的階級劃分制度的社會。除武士階級、士農工商一般平民外，尚有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社會內部問題嚴重。明治維新開始後，取消非人、穢多等賤民階級，使其與一般平民平等。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全國學習西化。各種軍事工業、民生工業，諸如造船工業、紡織工業等都大力學習西化。並且普?設立西式學校，大量翻譯輸入西方各種制度與理論學說，日本從此逐漸轉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制訂全國徵兵法，模仿德國軍制建立新式陸軍、模仿英國軍制建立新式海軍。不過雖然新式軍隊的建立皆是按照西方的軍事制度，不過日本仍然強調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影響日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

由於中國內部不斷的發生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行動，光緒三十三年清廷為了抵制日漸高漲的革命風潮，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籌備立憲行動。諭設資政院，並令各省籌設諮議局，並創刊「政治官報」，以宣傳立憲政令，介紹各國的憲政思想與制度。光緒三十四年頒佈了「憲法大綱」，以九年為召開國會實施立憲的期限。可惜憲法大綱中，卻將皇帝的權力提高到比日本明治天皇的權力還大，失去君主立憲以君主為虛位元首的意義。宣統元年和宣統二年，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分別正式成立，成員多半為曾經擔任官吏的士紳。各省諮議局成立後，他們的共同政治要求，是向清廷請願儘速召開國會，經過三次請願風潮後，再加上中央資政院開會討論後，全體議員均表示贊成，清廷迫於壓力下，將九年的預備期限縮短為六年。宣統三年清廷頒佈內閣官制十九條，並公佈了所謂責任內閣的閣員，十三人內閣名單中，滿人佔了八名、漢人四名、蒙古人一名。而滿人八名中，皇族又佔了四位，又以聲名狼籍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因而被譏稱為「皇族內閣」。經過此次事件後，立憲派人士對於清廷大失所望，認為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奧古斯都去世後，緊接著的四個皇帝與奧古斯都有親屬關係，皆屬朱利安(Julius)與克勞狄(Claudius)兩個氏族的成員，因此稱為朱利安．克勞狄王朝，但這四位帝王並不稱職，尤其是這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帝王－尼祿(Nero)更以荒淫暴虐聞名。羅馬帝國承受住了這些帝王的暴政，西元96年至180年羅馬連續出現五位賢明的帝王，分別為內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東尼奧(Antoninus Pius)及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這五位帝王謙虛、愛戴臣民，此期間亦為奧古斯都之後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因此稱之為「五賢帝」時代，一些羅馬帝國的基礎建設，如：法律、度量衡及道路交通等都在此時代獲得統一。有文人將這個年代稱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五賢帝時代的輪政方法也相當和平，他們都有選定繼承者，然後收養其為義子，以避免輪政交替時出現的動盪。五賢帝的最後一位帝王奧里略，深愛哲學，為斯多噶派哲學家，有哲學家皇帝之稱。雖然他勤政，但當時羅馬帝國已出現衰勢，因日耳曼人的侵擾，奧里略親率軍隊作戰，軍費龐大，對羅馬帝國造成負擔，且此時瘟疫大作，使得羅馬帝國國勢由盛轉衰。

在眾多改革項目中，廢除八股考試的變革，因為牽連到全國各地眾多科舉考生的前途利益，為最受爭議的項目，所遭受的阻力也是最大，因而失去民間知識份子的支持。而汰除閒散衙門與冗員，更直接衝擊官員的既有地位與利益，遭到強烈的反對聲浪。至於裁撤綠營，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導致眾多滿人的既得利益喪失，引來滿漢之間的嫌隙對立，使滿人官員更為痛恨猜忌。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即提出質疑「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認為古文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乃是漢人為幫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所偽造，藉以動搖泥古的保守觀念，舊學說不完全可信。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認為經書乃是孔子假託古人言論，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將古代政治理想化，藉以託古改制，藉以強調孔子也是維新派，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由於此二書的內容過於激烈，遭到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而其改革主張也過於躁進理想化，導致變法運動不僅被守舊派人士強烈反對，更無法獲得維新派人士的有效的支持。光緒皇帝在明言「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後，慈禧太后答允不過問下，光緒頒佈國是詔，變法運動正式展開。然而光緒皇帝並無實權，真正實權仍然掌握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再加上主持改革的官員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既欠缺實際的政治經驗又位居小官，沒有實際影響力，而原本支持變法的重臣諸如翁同龢等人，在過程中皆遭到罷退，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官員又皆由守舊派所掌控，導致所擬訂的改革無法推行。袁世凱由於參與過強學會，又曾和翁同龢深談時局，慷慨激昂，儼然是個觀念前進的愛國志士，使維新派人士以為袁支持變法維新。由於守舊派擁有實權，維新派等人於是希望取得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支持，後由譚嗣同力勸袁世凱發動政變、誅殺榮祿，保護光緒。但袁世凱卻出賣維新派，將其密謀告訴守舊派大臣榮祿，慈禧太后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推翻新政，逮捕維新人士。

在後三頭時代的內戰中，屋大維最後以雄厚的武力獲得了最終勝利，儘管個人的權力已達高峰。但在改組元老院的時候，凱撒被刺的歷史教訓，讓屋大維體認到君主獨裁的困境，因此在他集權的過程中，屋大維格外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因此他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即「元首」或「首席元老」之意)，以元首、執政官的名義執掌全國行政，元老院實際受元首控制。因此在歷史上稱屋大維所成立的政府為「The Principae」（元首制）其實是一個獨裁的政治體制。最主要原因是因「第一公民」所擁有的權力包括：（一）「大將軍」之軍權：擁有全國軍隊的指揮權。（二）「首席保民官」之權：使其個人神化、擁有否決權、赦免權等。（三）擁有締結條約和頒佈刺令之權。因此屋大維被稱為羅馬「皇帝」（源於imperator，意即勝利的將軍），羅馬共和時代從此結束，進入帝國時代。

康熙以後，中外之間的貿易逐漸形成一定的進行方式，其中中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行商」，他們是一批取得官方批准經營權的商人，就意義上可以說是一批由官方所指定的「官商」，各個行商又以所組織的「洋行」來經營對外的貿易活動。然而清廷又規定「洋行」不可各自與外商進行交易，而必須由「洋行」所聯合組成的「公行」來進行實際的對外貿易。因此，「公行」就有了二種角色地位。一方面是一個有獨佔性的商業工會組織，外國進口與中國出口的一切貨物，都由其負責收購承銷，也就是壟斷了一切對外貿易活動。二方面是一個替清廷執行職權的組織，外商在中國的貿易活動、外交活動都必須透過此組織辦理，無法與清廷進行直接的交涉。所以這一套具有壟斷獨佔性質的「行商體制」造成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現象，埋下了中外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的種子。

由於中國歷史文化悠久優越，自秦漢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長期在東亞世界擁有優越性的領導地位，因此歷代中國王朝視四周鄰邦為戎夷蠻狄，以「天朝上國」自居，與四周鄰邦並無所謂的平等外交與互惠貿易的觀念，只有「天朝－藩屬」的上下觀念。在這種天朝觀念的影響下，對於四周鄰邦的貿易互市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想法，四周鄰邦能夠與中國貿易是一種天朝給藩屬的恩賜，而中國也可以隨時中斷貿易。總之對外貿易是抱持著消極的心態。宋代以後，由於東亞區域的各游牧民族逐漸開化，自認文化最為優越的中國漢族和四周鄰邦的關係愈趨緊張，在這種局勢的影響下，中國對於四周鄰邦的關係，開始強調夷夏之防的警戒心理。明清時期，對於夷夏之防的強調更是嚴厲。因此和四周鄰邦互市貿易不但是皇恩浩蕩下一種對於夷狄之人的恩惠表示，也是羈糜遠人的一種方法。在這種夷夏之防的心理因素之下，不會真正把中外之間的商務貿易看做是一種互市互惠的行為，所以外人前往中國貿易就不能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應該完全聽從接受天朝對於貿易的所有安排。傳統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所有一切物質上的需求均能夠自給自足，所以對於外來貨物的需求並不高，造成中國本身對外貿易的動機並不強烈，開放與四周鄰邦貿易只是一種恩賜或羈糜外人的手段，而非目的。工業革命以後，由於西方各國生產力大幅提昇，因此對於中國的原料與市場有著強烈的需求與企圖。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夕，中西雙方對於商業貿易的看法，明顯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而雙方又各自以自己的成見要求對方接受，造成摩擦叢生，關係愈趨緊張。

西方世界的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觀念自此逐漸深入影響中國，衝擊中國固有的一切事物。雖然此一戰爭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大多數的清朝官員與知識份子並沒有從此戰爭的失敗得到教訓，也沒真正瞭解到失敗的原因，與西方人士的接觸往來依舊以固有的天朝觀念處理運作，導致外交與通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最後因為二次英法聯軍的慘敗，才使清廷醒悟到中國的外交與軍事必須進行改革。然而從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期間，卻因為固守天朝觀念，讓中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延誤了二十年的時間。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岸、沿河港口逐漸對外開放通商，這些通商口岸，雖然都侷限在於沿海與沿河的城市範圍，但卻是西方文明進入傳統中國的先鋒，也是中國近代化的媒介。西方人藉著這些通商口岸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讓西方文明得以源源不斷輸入中國。通商口岸的進步與變化，對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而言，則是一項最強而有力的直接刺激，可以親身體驗感受西方文明的優越與進步，並孕育了一批新思想價值觀念的知識份子，加速中國傳統天朝秩序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