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禁教的政策至十九世紀，因西方列強的進逼而解禁。1858年英法聯軍，清朝戰敗，允許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並且開放台灣府城(安平)、淡水，打狗(今高雄)、雞籠為通商口岸。1860年又允許傳教士在中國各地租買田地及建造教堂。自此天主教傳教士可自由來臺，並可居住在口岸，進行傳教工作。1859年道明會派遣郭德剛(Fernando Sainz)神父等來臺傳教。起初，他們不時受周遭居民及官府的騷擾與阻礙，但傳教工作仍繼續進行。此時期的傳教先從南部開始，繼而擴展到中部及北部地區。1859年12月郭神父在高雄前金建立起第一個傳教據點。1861年屏東萬金(今萬巒鄉)建立傳教據點。1875年彰化羅厝(今埔心鄉)建立中部第一個教會。1887年和尚洲(今蘆洲)開教，為北部第一個教會。據1889年的教務統計，當時全台共有萬金(屏東)、前金(高雄)、山腳(高雄鼓山)、台南、沙崙仔(嘉義)、羅厝(彰化)，及和尚洲等七個天主堂，信徒約一萬人以上。天主教開教模式是先派一位傳教員了解當地民情，如果當地居民友善，就先行租屋，當作道理廳，由傳教員定期講道，經過半年或一年後，再由傳教士神父施洗。當教友漸多時，傳教士即設法建教堂，再以教堂為根據地，向四處傳教。此外，天主教教會也配合台灣民間信仰的習俗，吸引信徒，在重要的教會節慶時，將聖母像抬出遊行，並燃放鞭炮，頗有遶境的味道。

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

一、馬雅各(Dr.James L.Maxwell，1836-1921)，英國蘇格蘭人，1860年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之後又在德國柏林、法國巴黎等大學深造，曾擔任伯明罕總醫院住院醫師。 1863年奉英國長老教會之命來中國宣教，其傳教經過與貢獻如下： 1.1865年5月28日在台灣南部的打狗登陸。6月16日開始設教行醫。 2.1865年11月由英國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帶領馬雅各醫師進入旗山附近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鎮、崗仔林等平埔族人地區傳教，並設立教會。 3.1868年又將傳教中心自打狗移往台南府城，積極在此進行醫療傳道。 1884年10月20日，因為夫人生病，前往廈門，1885年4月在由該地歸國，1921年過世。他的次子馬雅各二世受父親的影響，也從故鄉來台傳教行醫，主持『新樓醫院』。二、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84.03.21~1901.01.)，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偕叡理博士(又稱馬偕)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是北台灣長老教會最早引進者，1872年3月7日抵達打狗，隨即由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師(Dr. Matthew Dickson)由海路來北部。1872年3月9日登陸淡水並和李庥牧師約定以大甲溪為界，以北區域屬於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宣教區。 1872年4月10日於淡水租屋設教(開設淡水教會)。阿華(嚴清華)為馬偕牧師第一位學生。之後在內港(台北)、錫口(松山)、水返腳(汐止)、崁腳及基隆等地為人拔牙與傳教。1878年5月27日，和五股坑的張聰明(華人)結婚。1880年在淡水創建台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院。 馬偕在台30年間，傳教於漳、泉、客家、平地、高山各族裔之間，設立教會達60餘所，施洗信徒達4000人之多。並訓練本地人為牧師，更以拔牙達兩萬顆以上聞名。1900年5月馬偕，因喉癌聲音全部沙啞。11月前往香港治療。1901年1月自香港返台，病況日益嚴重。6月2日馬偕博士經過長久疾病的糾纏，病逝淡水寓所， 享年五十八。三、李庥(Rev. Hugh Ritchie，1840~1879.09.29)，蘇格蘭人，倫敦英國長老教學院畢業，1867年李庥偕夫人於12月13日抵達打狗(今高雄)，為英國長老教會首任駐台灣牧師，成為馬雅各醫師的好同工。對台灣長老教會主要貢獻為從事傳福音、建立教會和倡導女子教育之工作： 1.先後開拓今旗津、鳳山、屏東、里港、鹽埔、竹仔腳以及客家村落南岸、杜君英等教會。 2.1875年起又遠赴後山(今台東海岸)設立成功石雨傘、富里、觀音山等教會。 3.1879年向台南教士會建議興建女學，並差派女傳教士來臺專責女學之規劃，堪稱倡導台灣女子教育之先鋒。1879年9月因染患瘧疾病逝於台南，葬於高雄。其倡導女學遺志由李庥夫人繼續推動，遂有1887年台南『新樓女學校』之設立。他是屏東、阿里港、東港及東部教區的開拓者，並致力提倡『婦女教育』，1879年9月29日因病在台南去世。四、甘為霖(Rev.Dr. William Campbell，1841.04~1921.)，蘇格蘭拉斯哥人，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和自由教會學院。他具有冒險性格，於三十歲時志願成為宣教師，1871年12月10日抵達高雄旗津，在轉往台南，展開對台灣傳福音工作，其傳教過程與貢獻如下： 1.1872年數度拜訪中部巴宰平埔族和其他原住民部落。 23.1886年與高長搭船前往澎湖馬公佈道，自此開啟澎湖宣教的大門。 3.1891年他在台南設立『訓瞽堂』，開啟台灣盲人教育，更是台灣盲人福利之父，他也為他們刊印浮凸版書，直到1897年由台灣總督府接辦為止。 4.1913年編著的《廈門音新字典》(俗稱《甘字典》)，字數達1萬5千字，至今已發行15版，是台語研究的鎮山之寶。 5.另外對台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致力於荷蘭史料的編譯與收集工作，其中以1889的《台灣宣教之成功》和1903年的《荷蘭統治下的台灣》最為珍貴。 他在台灣工作46年，於1917年2月21日返國，1921年9月9日在故鄉過世，享年80歲。日本人鈴木明對他的評語是：『甘為霖不是為了英國的利益，而是純粹為了神才前來台灣傳教』五、巴克禮(Rev.Dr. Thomas Barclay，1849.11.21~1935)，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士，蘇格蘭人。格拉斯哥大學、自由教會神學院畢業。1875年6月5日巴克禮博士來台差派至高雄。 主要有四大貢獻： 1.1876年創設台南神學院，培養本地傳教人才。 2.1885年創辦《台灣府城教會報》(今《台灣教會公報》)，推動白話字教育。 3.翻譯白話字舊約、新約聖經譯本。 4.編著《增補廈門音漢英大辭典》。1895年接受台南府城士紳請託，與日軍乃木希典將軍協議不流血入城。1935年因腦溢血病逝於台南，一生為台灣奉獻了60年。六、吳威廉(Rev.William. Gauld，1861.02.25~1923.06.)，加拿大安大略省人，畢業於多倫多大學、諾克斯神學院。1892年10月22日加拿大母會宣教師吳威廉牧師偕夫人來台，到達淡水。其傳教過程與其貢獻如下： 1.1901年馬偕去世後，積極推動台灣教會自立自治。 2.1904年膺選為第一屆北部長老中會議長。 3.1912年促成南北長老教會成立『台灣大會』 4.曾協助設立『淡水中學校』、『淡水女學校』，並於1901年與1921年兩度擔任『台北神學校』校長。 5.他擅長建築設計，台北神學校、淡水女學校以及淡水英國領事官邸，皆出自其手筆。 牧師娘專精於聖樂及聖歌隊指揮，努力協助教會事工，許多年間，他在女學校、中學校及神學校教音樂，也使教會在唱詩方面，更為進步。對北部教會西方聖樂的推行有相當大的貢獻。 吳威廉牧師在台奉獻前後32年之久，1923年病逝於淡水。

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展開前，教會本身內部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教會的形象大受打擊，此，接踵而來的外在情勢變化更是讓教會疲於奔命。十四世紀以來，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思考與生活開始有了轉變。首先是十四世紀初，歐洲各地經歷了嚴重的飢荒和黑死病的流行，持續了百餘年，使得歐洲人對「神」產生懷疑，無法理解這場災禍降臨的原因，況且，連服務「神」的神職人員也無法倖免於難，更讓人對教會的角色感到困惑。僥倖存活的群眾依然要面對教會或是地主的苛捐雜稅，生活辛苦。就在同時，許多「異端」順勢而起，企圖擺脫羅馬教廷管轄的宗教世界，為苦難大眾找尋另一條出路。其次，發祥於義大利北部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思想上的改革。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興盛的商業貿易，義大利北方的幾個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商人們在物質豐足之後，追求更精緻的藝術享受，中古世紀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滿足他們對文學、科學或藝術的要求。為了找尋更具創意與吸引力的題材，許多人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去尋找新的元素，恢復古希羅的文化精神成為此一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人本主義」（Humanism）的理想，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重視個人精神的獨立。於是，不少知識份子將這個精神表現在關懷現世社會，反映現世問題。而當時的教會和教士便成為文人學者筆下的最佳題材，他們以犀利的文字諷刺教會的衰敗與腐化。如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evine Comedy）充滿著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譴責，對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頌，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薄伽丘（Gis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談」（Decameron）中，以黑死病流行的時代為背景，生動的描述了當時修士、教士們的醜態，反映他對教士腐化的輕視態度；又如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在以拉丁文寫作的《愚人頌》（In Praise of Folly）中，指責教會愚弄人民，並抨擊教會的虛偽與偏見。再者，書籍的流通與印刷術的使用也成為宗教改革能夠推展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教育幾乎都掌握在教會的手中，書籍昂貴，流通困難。直到十世紀左右，造紙術才藉著回教徒輾轉從中亞傳入歐洲，十四世紀時，紙張開始大量生產，為印刷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1456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利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了第一本聖經—「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厚達1282頁。不久，這項技術傳遍了歐洲，書籍得以大量印刷，並以低廉的價格嘉惠讀者。而透過聖經的大量印刷，使得人們能夠透過自行閱讀聖經來理解教義，不一定要依靠教士們的解說和詮釋，思想的傳播因此更為快速。除上述思想的轉變問題之外，教會還得面對更棘手的狀況。中古時代，教皇透過滿佈歐洲的教會組織，可以直接或間接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治，因此教皇可說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領袖人物。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興起，以工商業者為主的中產階級希望透過與王權的合作，掃除各地封建諸侯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障礙。因此，在中古後期，歐洲的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起來的新興國家。受到歐洲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支持的世俗王權，愈來愈難以忍受教會的操縱與，常與教會發生衝突。例如︰十一世紀起，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就因為義大利北部的歸屬問題，彼此爭戰不休，衝突不斷，延續三、四個世紀；十二世紀時，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也因限制教會權力而與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貝克（Thomas Becket）發生衝突，後來，貝克遭人謀殺，引起軒然大波；到了十四世紀，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也因為教會財產徵稅、教士有罪須受政府法院審判等問題，而與教皇鮑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發生衝突。真正讓各國覬覦的是數百年來教會所累積的財富與廣大的田產，而教會法庭的存在更是嚴重妨礙各國司法的獨立。因此，為了追求國家在政治的統一、經濟上的自主與司法上的獨立，世俗政權必然與教會的勢力發生衝突。

石窟藝術產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間自然的洞窟作為佛教徒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後來，人們自己開山鑿洞，並開始在洞中設置佛像、佛塔、畫上壁畫。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石窟藝術也一起傳入。莫高窟(甘肅省敦煌市)、雲岡石窟(山西省大同市)、龍門石窟(河南省洛陽市)為中國三大石窟，這些石窟藝術對於研究佛教史、繪畫、雕刻、建築、樂舞、服飾、東西文化交流等提供極為豐富的的資料。

與馬丁路德幾乎同時期的改革，還有在瑞士的茲文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他在蘇黎世首先發難。在他死後，由喀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接手，主張宗教、道德應合而為一，崇尚簡樸、勤勞、自律的生活。

古代的譯經者為了更有效地傳播佛法，總是運用社會大眾的口語來進行佛經的翻譯。佛經雖然是外來文化，但是長久以來已經融入中國文化當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三生有幸」、「兩世為人」的輪迴思想；「大千世界」、「恆河沙數」宇宙觀；「頑石點頭」、「立地成佛」的勸善思想；「種瓜得瓜」、「自作自受」的因果思想，這些都是深入民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1948年以色列在中東建國後，歷經4次中東戰爭，在美國斡旋下於1978年簽訂了「大衛營協定」，但仍未解決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紛爭。其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間因領土、宗教等長期問題，衝突嚴重，恐怖活動層出不窮，從早期零星的個人式自殺行動，進而演變成有組織、有計畫、有訓練的大規模恐怖活動。1993及1995年以、巴間的兩次奧斯陸協定（OsloⅠAccord 、Oslo Ⅱ Accord），曾替中東的和平開啟曙光，1995年新的巴勒斯坦當局已獲得約旦河西岸其他六個城市治理權，卻因互不信任和暴力阻止了奧斯陸協定的發展。

早期農業社會，土地的收成是人們最大的經濟來源，土地公保佑農作物豐收，農民順利賺錢而致富，隨著環境的變遷，土地公從掌管土地之神兼職轉化成「財神」，民眾除了祭拜土地公祈求發財，有些土地公廟也可以讓人們向土地公「借金生財」，土地公廟從祭祀的場所，轉換成類似銀行的性質，信徒跟土地公借錢做生意，討個好彩頭，一年後再來還錢。人們相信土地公的錢，能帶來好運，保祐大家賺大錢。這種特殊的「借金生財」習俗把土地公的慈悲、有求必應發展的淋漓盡致！土地公是掌管土地的神明，土地與人民生計的關係最為密切，凡事都會為請求土地公幫忙。土地公的神格並不高，類似於村里長兼管區警察，幾乎每一村里皆有專屬的土地公廟，甚至有些市街，也有設立土地公廟，所以有「庄頭庄尾土地公」的諺語。土地公是地方守護神，人們都希望土地公能發揮神力，庇護地方平靜，保佑人們平安順利，闔家順利平安。人死後的墳墓建造與維護，均有賴土地公的首肯，因此墳墓旁均會設立土地公神位祭拜。早期只有以石碑刻上「后土」為土地神，現在比較講究者則會雕刻土地公神像的造型。在掃墓時，也會先祭拜土地公，再祭拜亡者，表示對土地公的尊重與感謝。

西方媒體將海珊冠以「巴格達屠夫」與「西亞希特勒」等封號，描述海珊冷酷獨裁又無情。美伊戰爭爆發後銷聲匿跡長達八個多月的獨裁者海珊，2003年12月13日，因隨從密報，遭美軍生擒。冷戰時期，海珊和伊朗爭奪中東地區控制權，發生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伊拉克因獲得美國資助，但戰爭卻也使伊拉克國力受損。伊拉克為擺脫經濟困境，解除鉅額外債，滿足佔領科威特油田的野心。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後遭聯軍擊退，戰敗後伊拉克在國際上遭到全面的孤立與經濟制裁，與美國關係也愈趨無緊張。911事件後，美國鷹派勢力抬頭，攻打阿富汗之後，伊拉克成了美國第二號的打擊目標，故以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欲一舉推翻海珊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