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展開前，教會本身內部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教會的形象大受打擊，此，接踵而來的外在情勢變化更是讓教會疲於奔命。十四世紀以來，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思考與生活開始有了轉變。首先是十四世紀初，歐洲各地經歷了嚴重的飢荒和黑死病的流行，持續了百餘年，使得歐洲人對「神」產生懷疑，無法理解這場災禍降臨的原因，況且，連服務「神」的神職人員也無法倖免於難，更讓人對教會的角色感到困惑。僥倖存活的群眾依然要面對教會或是地主的苛捐雜稅，生活辛苦。就在同時，許多「異端」順勢而起，企圖擺脫羅馬教廷管轄的宗教世界，為苦難大眾找尋另一條出路。其次，發祥於義大利北部的文藝復興運動帶來了思想上的改革。因為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興盛的商業貿易，義大利北方的幾個城市如佛羅倫斯、米蘭、威尼斯等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商人們在物質豐足之後，追求更精緻的藝術享受，中古世紀的封建文化已不能滿足他們對文學、科學或藝術的要求。為了找尋更具創意與吸引力的題材，許多人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去尋找新的元素，恢復古希羅的文化精神成為此一運動的重要目標。因此，他們特別強調「人本主義」（Humanism）的理想，肯定人的尊嚴與價值，重視個人精神的獨立。於是，不少知識份子將這個精神表現在關懷現世社會，反映現世問題。而當時的教會和教士便成為文人學者筆下的最佳題材，他們以犀利的文字諷刺教會的衰敗與腐化。如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evine Comedy）充滿著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譴責，對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頌，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薄伽丘（Gis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談」（Decameron）中，以黑死病流行的時代為背景，生動的描述了當時修士、教士們的醜態，反映他對教士腐化的輕視態度；又如人文主義大師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在以拉丁文寫作的《愚人頌》（In Praise of Folly）中，指責教會愚弄人民，並抨擊教會的虛偽與偏見。再者，書籍的流通與印刷術的使用也成為宗教改革能夠推展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教育幾乎都掌握在教會的手中，書籍昂貴，流通困難。直到十世紀左右，造紙術才藉著回教徒輾轉從中亞傳入歐洲，十四世紀時，紙張開始大量生產，為印刷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料。1456年，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1400-1468）利用活字印刷術印製了第一本聖經—「古騰堡聖經」（Gutenberg Bible），厚達1282頁。不久，這項技術傳遍了歐洲，書籍得以大量印刷，並以低廉的價格嘉惠讀者。而透過聖經的大量印刷，使得人們能夠透過自行閱讀聖經來理解教義，不一定要依靠教士們的解說和詮釋，思想的傳播因此更為快速。除上述思想的轉變問題之外，教會還得面對更棘手的狀況。中古時代，教皇透過滿佈歐洲的教會組織，可以直接或間接操縱歐洲各國的政治，因此教皇可說是當時歐洲最有權勢的領袖人物。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興起，以工商業者為主的中產階級希望透過與王權的合作，掃除各地封建諸侯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障礙。因此，在中古後期，歐洲的民族國家逐漸興起，例如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起來的新興國家。受到歐洲城市新興中產階級支持的世俗王權，愈來愈難以忍受教會的操縱與，常與教會發生衝突。例如︰十一世紀起，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就因為義大利北部的歸屬問題，彼此爭戰不休，衝突不斷，延續三、四個世紀；十二世紀時，英王亨利二世（Henry Ⅱ）也因限制教會權力而與坎特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貝克（Thomas Becket）發生衝突，後來，貝克遭人謀殺，引起軒然大波；到了十四世紀，法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Ⅳ）也因為教會財產徵稅、教士有罪須受政府法院審判等問題，而與教皇鮑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發生衝突。真正讓各國覬覦的是數百年來教會所累積的財富與廣大的田產，而教會法庭的存在更是嚴重妨礙各國司法的獨立。因此，為了追求國家在政治的統一、經濟上的自主與司法上的獨立，世俗政權必然與教會的勢力發生衝突。

景教創始人為聶斯脫里（Nestorius 西元380-451年），他認為聖母瑪利亞只是生育耶穌肉體，而非授予耶穌的神性，反對將她作為神膜拜。428年，聶里脫里出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引起亞歷山大城主教奚利爾（Cyrillus）猛烈抨擊，聶氏被革除主教職務，其教派亦被定為異端。5世紀末，聶派教徒遷往波斯，後來傳入中國，即景教。明朝天啟五年(1625年)，西安掘出一塊巨型石碑，正面寫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頌」，關於景教在中國的早期歷史，大多以此為證。據石碑所載，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景教依附政治，得以傳佈。公元845年(唐會昌5年)，爆發會昌法難，同時波及其他外來宗教。景教與祅教及摩尼教號稱「三夷寺」，當時信徒計約3000人，在會昌後均告式微。13世紀元代統一中國，景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國恢復活動，當時統稱為也里可溫教。但信奉者多為色目人、蒙古人，漢人少有信奉者。元滅亡後，景教和天主教逐漸在中國消失。至新航路發現，天主教的海外傳教事業隨之發展，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等相繼赴中國傳教。

十九世紀，天主教再度來台傳教。當時的社會事業只有孤兒院一項。是由郭德剛神父於1866年派傳教員嚴振(另有一說其名為嚴超)到台南辦理孤兒院，收容孤兒，並花錢雇用乳母哺育年幼嬰兒。一年後有六十多個孤兒入院。而後遭遇動亂，南移高雄。1875年彰化羅厝也成立孤兒院。

1949年中國共產黨驅離神職人員。許多神職人員從中國轉往台灣，繼續從事傳教工作。同時，大批的天主教信徒也隨著國民黨政府來台。離鄉背井的傷痛，戰後物資的匱乏，使得天主教適時擔負起救助難民的工作。加上當時台灣在外交上與美國親近，獲得美國軍事及經濟的援助。天主教教會並協助美援物資的發放，如麵粉、奶粉等，而被當時人們戲稱為「奶粉教」或「麵粉教」。1960、70年代，天主教獲得迅速的成長。1970年代，天主教徒已有30多萬人，從城市到山巔海邊，遍佈700多所教堂，400多所各級學校和幼稚園，以及將近200家醫院、診所。但此後當台灣的經濟起飛，社會富裕後，民眾對物資救濟的需求減少，天主教的發展即陷入停頓。據2004年的教務統計，台灣天主教的信徒仍維持在30萬人左右。這個數字遠不及佛教、道教數百萬的信徒，也不比基督教各派總和的40多萬人。

基督教的慈幼事業，包括育嬰堂、孤兒院、盲童學校及聾啞學校等。其中興辦育嬰堂最為重要。當時規模最大的育嬰堂，是1867年創辦的上海聖母院育嬰堂。負責幼孩的衣食，保障其生活，並加以教育。住的情形，男女嬰孩，分開居住，直到長大成人。育嬰堂大都採取養、教、工三者結合的救助方式。除供給衣食、施予教育外，病訓練其謀生技能。例如天主教早期在上海創辦的蔡家灣孤兒院，就讓男童學習縫紉、木工、印刷等技術，以便成年後有能力謀生。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孤兒院的孤兒也要學木工、制鞋、雕刻及農田耕種等，並設立一間印書館，讓孩童打字、排印。教會興辦育嬰堂的方法，使得在中國行之已久的慈幼事業漸具規模而有制度。但由於一般教會辦理的育嬰堂容量有限，設備和保育措施不足，若有大批嬰孩進入，因照料不足，易發生傳染病而大批死亡。或是被送達之時已奄奄一息，無從救治，因而病故。由於死亡率過高，常引起中國人的質疑。

遶境進香活動的序幕是從元宵節揭開，在農曆元月十五日元宵節晚上「擲筊」確定進香出發日期和時辰。大甲媽祖進香的過程中，以「起駕」、「坐殿」、「祝壽」、「割火」、「插香」、「回鑾遶境」、「添火」構成進香活動七部曲。花八天七夜以徒步方式行經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四個縣，十五個鄉鎮，六十多座廟宇，全程約二百七十九公里。 第八天媽祖回駕大甲鎮瀾宮，是遶境活動最後的高潮，進香團們進入了大甲市區，會在各街道遊行，當天大甲居民也會準宴請親朋好友，所以媽祖回駕是大甲鎮最熱鬧的一天。大甲媽祖的進香活動，除了徒步外，各種交通工具都派上用場，如自行車、三輪車、貨車、轎車、遊覽車等。尤其是自行車隊，要求謹嚴，隊員一律穿制服、手戴白手套，是「進香示範隊」。每天在媽祖神轎停留的廟宇前組成隔離牆，方便大轎班行禮入宮停駕，可說是媽祖的「鐵衛」。遶境進香隊伍有「天上聖母」神轎班、轎前吹、三十六執士、哨角隊、神童團、太子團、彌勒團、福德團、繡旗隊、頭燈、頭旗等陣頭，來自全國各地的信徒自行組成，隨同「天上聖母」遶境進香。隊伍中造型最特別的就是進香團的急先鋒—報馬仔，他頭戴斗笠，身穿羊毛襖，左腳穿草鞋，腿上還貼著臭皮膏藥，捲起褲管赤腳走路，左手拿著長長的涼傘、掛著豬腳和韭菜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沿途敲鑼通知居民準備香案迎接媽祖，負責察看前方路境是否安全，隨時回報路況。報馬仔的滑稽裝扮在熱鬧的遶境隊伍中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清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省莆田縣湄洲林永興，自湄洲祖廟奉請天上聖母神像來台，在大甲定居，當時很多人們虔誠信奉湄洲媽祖，紛紛前來參拜，聖蹟靈驗。地方人士見香火鼎盛，徵得林氏同意，於雍正十年興建小祠奉祀。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改建為「天后宮」。乾隆五十二年(1787)，地方人士發起獻地重建，並且正式定名為「鎮瀾宮」。清朝時期鎮瀾宮有湄洲進香的活動，大約每二十年就會號召信徒一起到湄洲進香。當時是從大安港搭船直接駛往湄洲，這項活動一直延續到日治期間，大安港廢港，總督府嚴禁台海兩岸往來，湄洲進香的活動也就停頓了下來。後來，因北港朝天宮供奉聖父母(媽祖的父母) ，鎮瀾宮改往北港進香。民國七十七年，鎮瀾宮董監事會決定，改往嘉義新港奉天宮，取消了最具神秘的刈火香擔，純粹遶境與進香而已，活動名稱由「北港進香」改為「遶境進香」。

土地神的傳說非常多，大都是以慈眉善目的老爺爺形象居多，所以大家都尊稱為土地公。土地公的傳說不外下列四種：1.在傳說中，土地公是專精農事，熱心公益，指導人們從事農耕，農作物獲得大豐收，人們感念他的恩德，所以蓋廟祭祀。2.土地公是為民除害，與大蛇搏鬥而犧牲自己生命。3.土地公是愛民如子，體恤民間疾苦，人們所尊敬的好官。4.土地公是個認真盡職的僕人，為了保護小姐，把所有的衣服給小姐穿，自己活活被凍死，人們感念他的忠誠，所以蓋建廟祭祀。這位慈眉善目爺爺的名字叫做「張福德」，所以土地公又稱為「福德正神」。在人們心目中，土地公從掌管土地的神明逐漸轉變成能夠能夠為民除害、體恤民間疾苦的掌管雜務之神。

三十年戰爭結束後，帶來不少影響，西發里亞條約的簽訂牽動了歐洲國家情勢的變化，首先是戰勝的法國、瑞典是最大受惠者：法國取得了日耳曼西境的亞爾薩斯（Alsace）、麥次（Metz）、斯特拉斯堡（Strasburg）、土耳（Toul）、凡爾登等地；瑞典則取得日耳曼北部的波美拉尼亞（Pomerania）、不來梅（Bremen）、弗登（Verden）、魯根島（Rugen）等地，並且可派代表出席神聖羅馬帝國會議，這意味著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政將被其他國家干涉。神聖羅馬帝國與其友邦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經過此次戰爭的打擊後，勢力大不如前，尤其是西班牙，喪失了原本的海上霸權後，又為了援助同宗的神聖羅馬帝國，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國勢一蹶不振。反觀戰勝的法國、瑞典則因為獲得不少領土與利益，因而取代神聖羅馬帝國與西班牙成為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強盛的國家。除此之外，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幾乎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為了報復敵方，兩軍幾乎都採取趕盡殺絕的燒殺策略，不論是新教或是舊教的信仰者，無辜的人民都是戰火下的犧牲品，他們飽受戰火荼毒，流離失所，家園殘破，滿目瘡痍。戰事長達三十年，教育文化事業被迫中斷，對外貿易也趨於停滯，日耳曼人民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據統計，在三十年戰爭後，日耳曼境內的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六分之五的農村遭受戰火蹂躪，慘況不忍卒睹。除了經濟民生的百廢待興外，為了削弱神聖羅馬帝國的力量，西發里亞條約中特別規定給予帝國境內二、三百個諸侯獨立主權，意即這些諸侯可以自由與外國締約或交戰。如此一來，哈布斯堡家族只不過是日耳曼境內的一個諸侯，神聖羅馬帝國形同虛設，只是一個無權且鬆散的帝國。二、三百個諸侯雖然獲得了獨立主權，但缺少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也延遲了日耳曼的統一。不過，也因為戰爭的慘烈，在戰時便有許多關懷人文的學者希望能組織一個和平機構，以避免殘酷的戰爭與扶助在戰爭中死傷的平民，荷蘭人格羅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是其中的代表。格羅秀士精通國際法，他目睹三十年戰爭期間的悲慘景象，皆起因於新舊教徒彼此仇視，乃極力提倡「宗教寬容」，並在1625年完成《戰爭與和平法律論》（On 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一書，呼籲國際間應制定出一種不論戰時或是平時，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的國際公法，而開創了近代「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的先河。 三十年戰爭雖是以宗教戰爭開始，但最後卻演變成為政治戰爭，歐洲各國的政治野心暴露無疑，完全喪失宗教原本勸人良善的本質。經慘烈的三十年的戰爭之後，歐洲人終能自省，明白宗教寬容的重要性，使得日後歐洲不再發生宗教戰爭。

佛教壁畫中最有名的，就是敦煌的千佛洞。敦煌在甘肅省，?古代絲路上的重要城市。這個地區的人，由於信仰佛教，就模仿印度的習慣，在鳴沙山開鑿了許多洞窟，在洞裡面畫起佛像來供奉。敦煌的洞窟，從北魏至明朝，經歷許多朝代的經營，保存了約一千年的繪畫資料，極其珍貴。敦煌壁畫的風格經歷幾個時期的轉變：早期為印度風格的佛教故事畫，之後漸漸融入中國式的人像造形、服裝、建築形式，甚至融入中國原有的本土宗教和信仰，混合成一個新的神話世界，繪畫風格也由描繪神佛，轉而開始描繪現實生活。唐代以後，畫家以皇室宮殿作為藍圖來想像佛教世界的「淨土」(幸福的地方)，因此，原來的印度宗教畫，就變成唐代的宮廷寫實畫，這些壁畫就成為研究唐代宮廷生活的資料

徐光啟(1562-1633)，上海人，非常景仰利瑪竇。1603年在南京研究利瑪竇的《天主實義》後，受洗為基督徒。對於基督教義理，徐光啟也試圖用中國傳統的倫理加以補充，希望基督教能對中國有所匡救。1605年，他與利瑪竇開始合譯《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對西方科學始終興趣濃厚，接連翻譯了許多著作。1629年﹙崇禎2年﹚發生日食，欽天監推算又失準，而光啟推算應驗。於是皇帝明令由徐光啟修曆。他是明末著名的科學家，第一個把歐洲先進的科學知識，特別是天文學知識介紹到中國，可謂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者。李之藻(1565-1630)，浙江仁和人，受洗的聖名為「良」，他向利瑪竇學習天文、地理、數學等新知，並與之合譯《渾蓋通憲圖說》。李之藻非常強調經世致用之學，認為西方的宗教和科技都可補充儒學的不足。因此重視西方所傳進來的自然科學，以及基督教義理等。1613年(萬曆41年)，擔任南京太僕寺少卿，上書請朝廷翻譯西洋曆法等書，並請朝廷全面輸入西學，不要只限於曆法。1613年(萬曆41年)，他與利瑪竇合作編譯《同文算指》，是中國翻譯西方數學的最早著作，在數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他所翻譯的《明理探》一書是西洋哲學的最早中譯本。他還曾協助徐光啟修訂《大統曆》，並編撰《崇禎曆書》。楊廷筠(1557-1627)，浙江仁和人。與李之藻、徐光啟不同，楊廷筠對西方的新知瞭解不多，但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瞭解很深，精通易經和章句之學。他原本對佛教有很大的興趣，但卻於1609年(萬曆37年)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成為基督徒，聖名為彌額爾(Michael)，號彌格子，信仰相當虔誠。信教後，楊廷筠受到艾儒略(Juliano Aleni)神父的影響，在地方舉辦各項公益事務，較重要的是興仁會。他招集鄉紳，把每月的所得用來發放衣食醫藥。1616年(萬曆44年)發生南京教難，朝廷頒布禁教，楊廷筠還讓教士至家中避難，並著有《聖水紀言》來替基督教辯白，並藉此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