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由於中國內部不斷的發生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行動，光緒三十三年清廷為了抵制日漸高漲的革命風潮，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籌備立憲行動。諭設資政院，並令各省籌設諮議局，並創刊「政治官報」，以宣傳立憲政令，介紹各國的憲政思想與制度。光緒三十四年頒佈了「憲法大綱」，以九年為召開國會實施立憲的期限。可惜憲法大綱中，卻將皇帝的權力提高到比日本明治天皇的權力還大，失去君主立憲以君主為虛位元首的意義。宣統元年和宣統二年，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分別正式成立，成員多半為曾經擔任官吏的士紳。各省諮議局成立後，他們的共同政治要求，是向清廷請願儘速召開國會，經過三次請願風潮後，再加上中央資政院開會討論後，全體議員均表示贊成，清廷迫於壓力下，將九年的預備期限縮短為六年。宣統三年清廷頒佈內閣官制十九條，並公佈了所謂責任內閣的閣員，十三人內閣名單中，滿人佔了八名、漢人四名、蒙古人一名。而滿人八名中，皇族又佔了四位，又以聲名狼籍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因而被譏稱為「皇族內閣」。經過此次事件後，立憲派人士對於清廷大失所望，認為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改革與革命都是人群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方式。人群為什麼要改變政治社會的制度結構，主要乃是舊的制度結構無法滿足實際的社會環境現狀。導致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可分成兩類，分別是外在被動的壓迫和內在自發的演變，而近代中國變動的動力主要為外在的壓迫衝擊。改革是由社會統治力量內部的人群發動改變政治社會制度結構的政治活動，是在舊體制範圍內自上而下的推行，但對舊統治階層的大多數而言，依然是被動的、不得已而為之的事。它的優點是漸進溫和，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不徹底，就是無法徹底摧毀舊的制度結構。至於改革成敗與否主要取決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決心與能力。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順利因為統治階層具備改革的決心與能力。滿清戊戌變法、立憲運動的失敗原因則是腐朽的統治階層並無改革的誠意，僅以自身的地位利益為最高考量。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後，是由人民（即下層被統治階層的社會力量）發動的，完全推翻舊有的體制，舊體制下的主要統治階層、既得利益集團被徹底摧毀。它的優點是較為全面而徹底，但換一個角度來看，缺點就是新舊力量的衝突非常直接激烈，往往造成人群生命的巨大損失，社會的崩潰解體。而革命勝利後的最大隱憂，在於新興的統治力量未必能夠保持革命的果實，主要依賴於內在的社會條件到達什麼樣的程度，民國初年亂象頻紛，主要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國民水準與社會環境無法支持新型態民主制度的運作。其實不論是改革或革命，都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至於選擇改革或革命路線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社會客觀形勢變遷所決定，並非少數從事政治運動人士所能決定操縱。只要對客觀形勢的觀察角度、價值觀念不同，自然會有不同的傾向和選擇，並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更何況隨著客觀社會環境的持續變遷，路線的傾向與選擇自然也應該隨時調整，從清末立憲與革命的論爭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興起一股瓜分中國、強行租借沿岸港灣、劃分勢力範圍的風潮，其中東北及長城內外成為俄國勢力範圍，並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山東港灣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並在天津、漢口設立租界。西南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並租借廣州灣。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由於英國的在華商業利益反而因此次的瓜分風潮大受限制，再加上美國不願中國的瓜分而影響其在東亞的利益，於是具有強大商業競爭優勢的英美二國共同研商討論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可能性。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照會西方列強各國，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主要內容有二，第一：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內或租借地內對通商事業或投資事業，不得加以干涉。第二：中國現行海關稅率，對於勢力範圍內之口岸的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國徵收。這項門戶開放政策列強各國陸續同意。但由於此項政策主要在於強調要求均等的貿易機會與待遇，全是以通商經濟利益為考量，未顧及到中國政治主權與領土完整。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後，海約翰再度通牒各國，添加一條中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至此方算完備。

在後三頭時代的內戰中，屋大維最後以雄厚的武力獲得了最終勝利，儘管個人的權力已達高峰。但在改組元老院的時候，凱撒被刺的歷史教訓，讓屋大維體認到君主獨裁的困境，因此在他集權的過程中，屋大維格外小心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因此他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即「元首」或「首席元老」之意)，以元首、執政官的名義執掌全國行政，元老院實際受元首控制。因此在歷史上稱屋大維所成立的政府為「The Principae」（元首制）其實是一個獨裁的政治體制。最主要原因是因「第一公民」所擁有的權力包括：（一）「大將軍」之軍權：擁有全國軍隊的指揮權。（二）「首席保民官」之權：使其個人神化、擁有否決權、赦免權等。（三）擁有締結條約和頒佈刺令之權。因此屋大維被稱為羅馬「皇帝」（源於imperator，意即勝利的將軍），羅馬共和時代從此結束，進入帝國時代。

雖然立憲派人士熱中於請願推廣立憲制度，但是清廷實際上和立憲派的想法有很大的距離。清廷皇室實際上是以固守權位為主要考量，沒有進行改革的誠意，只是企圖以預備立憲的動作來緩和革命勢力的壓力，一方面可以收攬人心、二方面制憲也可以也可以使清廷政權得到保障。而立憲派一廂情願要求清廷進行君主立憲、儘速召開國會的熱情和想法，在皇族內閣事件後，對於清廷大失所望，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戊戌政變，是維新派的一次大失敗，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一次大打擊。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陸續逃離前往國外組織保皇黨，此時正在日本的孫中山，則希望能夠和康梁二人合作，想把革命維新二派結合起來，一起行動。於是開始有兩派合作的醞釀。八國聯軍期間，譚嗣同的知交唐才常趁機行動，分成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上海成立了「國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己擔任總幹事，計畫組織「自立軍」。在軍事方面，則在長江流域一帶起兵。由於其勤王排滿的號召自相矛盾，再加上所利用之會黨不足以成大事，陸續遭到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所逮捕殺害，自立軍起事，終歸於失敗。自立軍起事的失敗，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第二次嚴重的打擊。部分維新派人士經過此一挫折後，陸續加入革命陣營，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康梁的維新路線，而海外華僑對於路線的問題也發生重大的轉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聲勢自此一事件後發生轉變，革命派勢力取得優勢。

1853年，日本在美國培理艦隊壓迫下，被迫打開閉關自守的門戶。由於日本國內對於政治與社會現況的不滿再加上外來的威脅，興起一股「尊王攘夷」的風潮，這股風潮迫使幕府大將軍在1868年將權力交還給15歲的明治天皇，此一政治運動稱為「王政復古」或「大政奉還」，結束了長達265年的德川幕府統治時代。1868年3月，明治天皇率領公卿諸侯祭告天地，宣讀「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共展經綸。三文武百官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志。四破除舊日陋習，一切從天地間的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維新」從此開始，日本此後就在以天皇為國家精神象徵、五條誓文為改革基本綱領走向西化改革的新政。

清末西學東漸以後，部分知識份子在接觸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較為有名的知識份子有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較為有名的著作有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們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部分。政治方面：行使君主立憲制度、開議會。外交方面：維護國家主權、改正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經濟方面：強調發展工商業、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學術教育方面：變通文武科舉考試制度、增設女學、廢除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