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了貫徹發展台灣糖業政策，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糖業獎勵規則」、成立「臨時台灣糖務局」，這些舉動激勵不少糖商投入新式製糖的行業。於1900年12月設立「台灣糖業株式會社」，1902年打狗橋仔頭新式製糖工場開工，1905年日本人在「日俄戰爭」打了勝戰，日本企業界活躍起來，將大把資金傾注於台灣製糖業，日本資本壟斷了台灣製糖業，把台灣人舊糖部、糖間、改良糖廓及其所擁有、所控制的蔗作田園等逐一吞併或加以消滅，連台灣四大家族剛設立的新式製糖廠、改良糖廓及其蔗作田園也不得倖免。新式糖廠規模宏大，設備完全，一切都用機械操作，製糖方法科學化、效率高、產品優，其製造過程可分為五個步驟：(1)壓榨：原料甘蔗由專用鐵道運至糖廠壓榨，先以搔卸機卸至甘蔗輸送機，經截斷機、壓碎機及撕裂機後，即送入三組或四組之壓榨機，在適當壓力下輪番壓榨，將蔗莖內汁液壓出榨出率高出94％。(2)清淨：蔗汁具有酸性，加入石灰中和之，再經煮沸，放入沉澱槽，靜置使不純物分離至液體之底部或表面，中間可得透明之糖液，經壓濾機可分離透明之糖液與濾滓，濾滓經水洗浸出。(3)蒸發：透明糖液用現代化科技減壓蒸發濃縮成粗（精）糖膏，糖液之蒸發係在蒸發罐中發生。(4)結晶：糖膏再送到結晶罐煎煮至某一程度，即得砂糖之結晶與母液混合物，此混合物放入助晶機攪拌，使結晶次第完全生成。(5)分蜜：糖膏中大部分為已經結晶之糖粒，糖粒與糖粒間有純度較低的糖液，即為糖蜜，最後用分蜜機除去糖蜜，產生晶粒整齊之分蜜糖，糖度約97度以上（特砂為99.6以上）。高雄橋頭糖廠是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的糖廠，是台灣最古老的糖廠。 1.第一製糖廠遺跡 橋頭糖廠今日所看見和從前第一製糖廠的模樣大為不同，工廠內至今仍保留著第一製糖廠牆面，為橋仔頭保有台灣工業化的第一道屏障。 2.製糖廠的煙囪 橋仔頭糖廠的煙囪是橋仔頭的地標。日本時代的糖廠煙囪“黑蛇蛇”的，上面再圈了一條白色頭巾，帶著日本武士般的霸氣。 3.五分仔火車 五分車，是糖廠用來載運甘蔗的小火車，它的鐵軌被稱為五分路，寬度0.762公尺，大約是國際寬軌的一半，因此，人們便替它取了「五分車」這麼可愛的暱稱。它的年齡已高達九十歲了。除了載運甘蔗外，從西元1909年開始，五分車更負起客運業務，在當時柏油路尚未普及的年代，五分車可說是發揮了它多重的功能。4.糖廠辦公廳舍 這兩座日治時代的事務所，是橋仔頭糖廠內最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已被列為二十世紀台灣必須保存的建築物。

1968年至1980年稱之為台灣農業的衰退時期，也就是農工發展不平衡的時期。這一時期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時期，由於非農業部門快速發展，農業嚴重衰退，農業經營從專業轉變為兼業生產，甚至成為副業生產，這種現象有人稱之為「週末農業」。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困難，提出很多對策，像是1972年宣布「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1973年設置「糧食平準基金實施保證價格計畫收購稻穀」，1975年頒行「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1978年推行「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計畫」等重要計畫，可惜都未能徹底執行，以致農業發展的困境無法紓解。

由於台灣氣候適合茶葉的生長，特別是在台北石碇、深坑等地區，茶樹適宜溫暖濕潤氣候，年均溫攝氏17度至22度間，年雨量在2000毫米左右，採摘前宜多雨，土壤以礫質黏土或黏質壤土的丘陵地最為適當，當時大多分布在台北、桃園、新竹、苗栗等丘陵地區。一般茶葉的分類是依據其製造過程中，發酵的程度之不同而區分為三類:未發酵茶(如綠茶) 、半發酵茶(如烏龍茶)、全發酵茶(如紅茶)等。本來台灣是從中國大陸進口茶葉，自清領初期引進種植之後，根據《淡水廳志》記載，1866年淡水海關有茶葉輸出的紀錄，由於當時各洋行的大力推薦，並與茶農採「契作」方式生產，很快台灣茶葉在歐美各國建立聲譽。1865年，英人德克（John Dodd）前來台灣，發現台灣北部茶業品質優良，並且地方適於生產，認為如能加以改進推廣，前途有無限之希望，乃於翌年創立Dodd ＆ Co.（寶順洋行），試辦收買茶葉，為外人在台經營茶業之先驅。唯當時台灣所製茶葉，僅為粗製茶而已，必須運往福州或廈門加以精製。至1868年，德克在台北艋舺建置精製茶場後，始不必再運往福州或廈門精製，此為台灣精製茶之濫觴，亦為外國資本在台灣建立廠行，長期從事茶葉經營之始。烏龍茶的主要市場是美國，寶順洋行曾於1869年以帆船兩艘載茶284、133磅，逕運美國紐約，大受歡迎，此為台灣茶直接輸出國際市場之嚆矢。於是台灣茶身價大增，外國商人遂接踵而來此設立廠行，從事經營。在美國市場上，這些由廈門輸出的台灣茶，因為品質佳，成為由福州輸出的福建茶難與匹敵的競爭者，例如1876年由廈門輸出46000箱的台灣烏龍茶，而從福州僅輸出了4500箱烏龍茶到美國。淡水的開港通商，吸引了自各國湧來的洋行外商，他們將交易市場擴展至北美、歐洲，使大稻埕從地域性商品集散地，一躍而為國際貿易的一站。當時各國的洋行富商，都沿著河岸分佈。劉銘傳在1885 年任台灣巡撫前後，便考慮外國勢力的進入及台灣貿易重心北移的趨勢，劃定大稻埕的淡水河沿岸為外國人居留區，並改善貨運、碼頭設施及電力通訊等，奠定大稻埕商業繁榮的基礎。

從行動電話到個人電腦，從電視機到冰箱，半導體的使用越來越廣泛。一輛賓士320轎車，就內含有5000美元（超過新台幣15萬元）的半導體。如果將電話、電腦及一切電子產品看做是人體，那麼只有指甲大小的半導體（也就是晶片），就相當於心臟，少了它，任何電子產品都將無法運作。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又稱TSMC，簡稱台積電），是國內最大的半導體生產廠商，於民國七十六年在新竹科學園區成立。設立之初，有鑑於民間產業資金不足，遂由政府出資，並邀集民間業者與荷蘭飛利浦公司共同投資成立。創辦迄今，不僅達到支援本土半導體設計工業的政策，也成為獲利極高的半導體公司；民國九十一年，由於全球的業務量，台積電公司是第一家進入半導體產業前十名的晶圓代工公司，其排名為第九名。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因其貢獻，而被稱為「推動台灣半導體成長」的教父。台積電定位在「製造服務」業，只接受客戶委託「加工」，不具有自己的品牌、產品，也不作產品設計和銷售。目前擁有兩座最先進的十二吋晶圓廠、五座八吋晶圓廠以及一座六吋晶圓廠。廠房遍佈新竹科學園區、台南科學園區、美國華盛頓州、新加坡等地。另外，在半導體產業當中，聯華電子(簡稱聯電)也佔有一席之地。1980年，由經濟部出面找了交通銀行、中央投資、聲寶、東元電機等股東，共同出資成立聯電，並由工研院電子所移轉相關的半導體製造技術。聯電雖是我國第一家民營積體電路公司，但是初期官方的色彩相當濃厚，這種政府間接介入公司經營，是台灣在發展策略性工業時的一個特色。旗下現有兩座12吋晶圓廠，一座為位於台南科學園區，另一座則是位於新加坡。聯電和台積電並稱為晶圓雙雄。

17世紀初，西班牙人試圖擴張在東亞海域的勢力，卻面臨了荷蘭人的挑戰。荷蘭人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在爪哇島的萬丹(Bantam)成立商館，想控制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貿易，因此在香料群島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發生衝突，戰事還波及菲律賓，特別是馬尼拉。荷蘭人認為馬尼拉是西班牙在東亞的重心，削弱馬尼拉才能抵制西班牙人在香料群島的勢力，因此採取了阻斷馬尼拉對外貿易的策略。荷蘭派船隊攔截來自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船隻，以及來自美洲的大帆船與來自中國的商船，這個策略削弱了馬尼拉的經濟實力，迫使中國商人轉到荷蘭人在東亞的據點貿易，荷蘭搶奪船隻所得的戰利品，也讓東印度公司有更多的戰爭經費與貿易資金。不久之後，荷蘭人成為摩鹿加群島的控制者，西班牙人在當地只擁有一個小島上的堡壘，住民都站在荷蘭人那邊，協助荷蘭人防衛摩鹿加群島，日本也同意與荷蘭通商，荷蘭人在平戶建立商館，並持續在中國、菲律賓海域搶奪中國船隻，將劫掠來的物品銷售到日本。1610年9月，菲律賓總督Juan de Silva 向西班牙國王報告這個消息，1611年12月19日，西班牙國王回信給Juan de Silva，表示支持總督派艦隊攻擊荷蘭人的作法。1616、1617這兩年，荷蘭人又從歐洲派艦隊來東亞，雖然後來被西班牙打敗，但是已經對馬尼拉造成極大的壓力。1616年8月，耶穌會一位省會長寫信給西班牙國王，信中抱怨菲律賓的狀況，中國貿易及美洲貿易已經明顯衰退，東方海域充滿敵人的船隻，希望國王能增派兵力到菲律賓。不利的情況終於迫使西班牙檢討國際情勢，1619年，道明會教士馬地內士(Bartolome Martinze)提出轉進臺灣作為新的貿易據點，發展中國及日本貿易的主張。馬地內士曾經兩度到臺灣，他強烈指陳在台灣設立貿易據點的好處，此種看法影響了菲律賓總督Alonso Fajardoy Tenza。1621年，總督寫信給西班牙國王，建議在台灣設立據點，以便與中國、日本做生意，這樣就可以不用由馬尼拉到日本，因為馬尼拉的絲價已經與日本長崎一樣昂貴，難以獲利。

1626年，西班牙人到達北臺灣後，道明會士馬地內士也隨之抵達，遠征軍在雞籠港建城不久，他們即在島上蓋了教堂，執行官兵的教務之外，同時對附近住民傳教。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島上有1500戶住民，因為被砲聲嚇到跑到山中避難，遺留的食物被西班牙人搶走，讓他們相當憤怒，全靠宣教師從中安撫、疏通，住民的態度才趨於軟化。當時宣教師們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是，先從住民子弟開始，逐漸使教義在村落間散佈。馬地內士也希望能在淡水傳教，因為淡水離中國很近，後者是他很想傳教的地方，1628年，他隨著遠征軍抵達淡水，企圖向附近的村落傳教，可惜在隔年8月因溺水而亡。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當時淡水社的原住民相當不友善，是西班牙人統治淡水的難題，但是愛斯基委耐心的教化了他們，還在淡水建立一座教堂。愛斯基委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過一本《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並且翻譯了一本《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Isla Hermosa)。憑著他的努力，淡水地區的傳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另一位是伐愛士(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神父，前往賽納社傳教，還促成賽納社與北投社之間的和平。1633年1月間，賽納社住民因不滿他往來兩地的傳教活動，而加以殺害。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基洛斯(Theode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1633年抵達後，先任淡水教堂司牧，隨後轉任金包里教堂。1635年，慕洛(Luis Muro)奉命來臺灣，居住在淡水教堂，負責淡水河流域的傳教活動。他對伐愛士神父被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立志要以天主教來開化賽納的原住民。他向淡水的守將要求不追究兇手，然後致力福音工作，可是第二年，卻因為勸募糧食的事情被也賽納社人殺害了。西班牙人後來也注意到臺灣東海岸地區，在當時蛤仔難(Gabaran，現今宜蘭一帶)有40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生性剽悍，西班牙人決心討伐，獲得不錯的成果，不久東北海岸亦納入西班牙勢力範圍，宣教師很快便在當地傳教，擴大宣教師的活動範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到臺灣的傳教士很多，但是1635年以後，因為經費困難 ，來的人漸漸少了。雖然傳教時間很短，但是成績還是相當可觀，至荷蘭統治時代，還有很多原住民能講西班牙語，荷蘭人探勘金礦時，往往需要通曉西班牙語的人才，並且以西班牙貨幣作為餽贈原住民的禮物，由此看來，西班牙人在北部臺灣的時間雖短，卻有其影響，這也要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

1641年，雞籠、淡水間的海域已經被荷蘭人控制，1642年4、5月間，荷蘭船航行至淡水，馬尼拉派來的救援船亦於此時到達，卻僅帶來少量的武器與人員，顯然西班牙當局有意放棄北臺灣的經營。1642年8月，西班牙駐軍得到荷蘭即將攻擊雞籠港的情報，而且火力很強大。西班牙駐軍長官 Gonzalo Portillo也從淡水住民得到消息，派人在社寮島東側高地架設兩座砲台，並派兵防守。8月19日，堡壘完成整備之後，荷蘭船隊亦於此時出現，另外還有淡水的住民，帶著弓箭，乘著九艘船前來雞籠，偕同荷蘭人作戰。荷蘭人嘗試於中午登陸，但受到潮流及西班牙砲火壓制，登陸失敗，退回船上。第二天早上，荷蘭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西班牙人派出12名士兵及30持弓箭的雞籠住民前往圍堵，但寡不敵眾，荷蘭人順利登陸，並搶佔社寮島東側山頭，勝負已經底定。雙方對抗五天之後，8月24日，荷蘭人要求西班牙人投降，西班牙駐軍經過內部會議之後，同意投降，這些投降者後來被送至大員，再到巴達維亞。經此一戰，西班牙人離開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唯一佔領臺灣的西方國家。

西班牙人想擺脫貿易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與荷蘭人爭奪臺灣。由於臺灣恰巧處在黑潮航線必經之地，循著黑潮航線往返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也不斷加深，同時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始終也抱持著貿易的聯繫，1626年2月，菲律賓總督斯爾瓦派遣遠征軍從馬尼拉灣出發，這支遠征軍由上尉瓦爾德斯(Antinio Carre de Veldes)率領，共有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士兵200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的主要目的有：一、為了阻止荷蘭人的商業通道，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貿易；二、想獲得一個軍事據點，以便牽制南部的荷蘭人；三、藉此向中國及日本傳播天主教，擴大西班牙的傳教範圍。遠征軍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抵達臺灣東北部的海灣，並將這個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5月12日，抵達雞籠港，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上建立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還在島上約三百呎的小山上蓋了一座稜堡，以保護城堡的安全。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島上堡壘以及住民村落，在儀式中，由船隊的軍士長拿著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作為所有權的象徵，在場見證的有道明會士、軍官、船長、領航員等人，臺灣北部遂成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16、17世紀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擴張，主要是為了傳教及貿易，佔領北臺灣的目的在於發展與中國的貿易。1628年之後，西班牙透過雞籠駐軍與福州官方聯繫，希望開啟雙方之貿易，但是聯繫了三、四年之久，福州官方卻未同意西班牙人前來貿易，雖然西班牙希望能以葡萄牙在澳門經營貿易之模式，取得福州官方的同意，但是福州官方始終拒絕。福州官方以福州為省會所在，係根本之地，不准外人前來為由，加以拒絕。雖然西班牙人無法透過雞籠與中國展開官方貿易關係，但是民間貿易卻持續進行中。中國人在雞籠的貿易相當久遠，1626年西班牙人剛到雞籠的時候，中國商人即載著米糧和建材給西班牙人，中國商人向來消息靈通，不受任何信仰、政權的拘束，只要有商機就會載運各種商品前來交易。1628年，西班牙船從雞籠回到馬尼拉時，即載運很多中國的商品，當時福州與雞籠、淡水之間的貿易已經頗為熱絡。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第三年，中國商品已經透過雞籠轉運至馬尼拉，而馬尼拉的白銀也流向雞籠，再轉入中國商人之手。 中國商人經營福州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同時也有人經營雞籠到日本、雞籠到馬尼拉的貿易，甚至有中國商人的船從雞籠開往荷蘭人的大員，因此雞籠、淡水只是中國商人在東亞海域貿易據點之一，他們除了從事跨海的貿易，供應雞籠、淡水的西班牙駐軍各項物資之外，也與當地的住民貿易。中國商人除了自南島民族住民取得金與銀之外，重要的產品還有硫磺、藤與鹿皮。硫磺盛產於淡水的北投，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淡水之前，原住民會大量的賣給中國商人，中國商人通常是用花布或其他東西交換，兩塊價值三里爾(Real)的布可以換取五擔硫磺。

西班牙人也參與海域間的轉口貿易，例如向雞籠或馬尼拉的商人訂貨，然後轉賣到日本，荷蘭文獻上便曾經記載：1634年11月，有五艘馬尼拉來的中國帆船抵達日本平戶港，也有兩艘船從雞籠來，這些船載運木材、少量的絲、白糖及其他貨物，這些貨物是一位住在長崎的西班牙人訂購的。日本人也經營日本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如1631年4月，日本平戶港的荷蘭商船報告說，一位日本人武左衛門派遣一艘船到臺灣的大員港，但據長崎當地人的說法，該船與自長崎出航的另一艘船其實是派往臺灣島西班牙人的要塞，文中也說到日本人到雞籠、淡水收購鹿皮，另有日本人來淡水開墾農地等，可見日本人在雞籠的貿易活動亦頗為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