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臺語廣播開始於西元一九四二年，而歌仔戲走入廣播界則是在西元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五年間。由於當時收音機普遍，且臺語片、古裝電影興起，歌仔戲逐漸推出內臺戲院，所以進入歌仔戲轉而進入廣播電台錄製歌仔戲節目。當時播出歌仔戲的電臺有民本、中廣、警察、中華、正聲等，而民生電台的「金龍歌劇團」、民本電台的「九龍歌劇團」、正聲電台的「天馬歌劇團」受到觀眾喜愛，尤其是正聲「天馬歌劇團」，將廣播歌仔戲推向高峰，名小生楊麗花便是出自此電台。廣播歌仔戲所唱的劇目與內外臺差不多，有《陳三五娘》、《呂蒙正》、《望鄉之夜》等戲，演員都沒有劇本可唸，由戲先生說完劇情內容後，演員自行發揮。廣播歌仔戲靠的是演員優美的嗓音，因此可磨練演員的唱腔。廣播歌仔戲的氣勢長紅，原有歌仔戲曲調已經不敷使用，所以增加許多新的曲調，新曲調有來自閩南語流行歌曲，如【人道】、【運河悲喜曲】、【五月花】等；還有來自國語流行歌曲，如【相思苦】、【茶山姑娘】等；以及來自歌仔戲樂師的創作，如【送君別】、【人蛇姻緣】等，這些歌仔戲曲調不僅使廣播歌仔戲播出內容豐富，也增添歌仔戲的新活力。 但是這波廣播歌仔戲的熱潮在電視歌仔戲出現後，便逐漸減退，慢慢走向下坡。

戰後初期的電影事業，片商大都是從香港引進以廈門語發音的劇情片，以「臺語片」做號召，由於語言相近，民眾無須透過辯士解說便可了解劇情，所以深受歡迎。在此風潮引領之下，許多劇團負責人或文化人便看準拍攝電影市場，紛紛開拍台語片電影。第一位拍攝臺語片的導演是邵羅輝，西元一九五五年，他應「都馬劇團」團主葉盛福之邀，在臺北「大橋戲院」搭景，拍攝歌仔戲電影《六才子西廂記》，主角為筱明珠。不過，邵羅輝當時以十六厘米的攝影器材拍攝，與電影院所用三十五厘米放映機規格不合，所以放映出來的畫面模糊，影像與聲音搭配不良，觀眾反應不佳，因此上映沒有幾天便匆匆下片。雖然《六才子西廂記》的票房失敗，但是並沒有打擊其他劇團的信心，「拱樂社」團長陳澄三也開始籌拍電影歌仔戲，他聘請何基明擔任導演，陳守敬為編劇，演員為「拱樂社」班底，開拍《薛平貴與王寶釧》。由於記取《六才子西廂記》失敗經驗，所以在影片放影規格、電影宣傳上都特別注重，在臺北首映當天造成空前轟動，隨後在中南部上映，仍舊受到歡迎，因此又繼續籌拍第二、三集，帶動拍攝臺語片熱潮。其他歌仔戲團在「拱樂社」成功拍攝歌仔戲電影的腳步下，都躍躍欲試，跟在「拱樂社」之後的劇團是蔡秋美的「美都劇團」，請何基明執導，拍攝《范蠡與西施》。西元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是歌仔戲電影的興盛時期，但是西元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間，電影歌仔戲出現低靡現象，為力圖挽瀾，當時的天華影視周天素、臺聯有限公司賴國村、大來有限公司鄭錦洲，便租下霧峰文化戲院為拍片場，聘請李泉溪為導演，與新南光、日月園、賽金寶等團合作，大量生產歌仔戲電影，締造電影歌仔戲另一波的興盛時期。但是隨著電視歌仔戲的出現，造成戲院生意蕭條，且西元一九六九年時，大量拍攝電影歌仔戲的新南光、日月園兩劇團先後解散後，電影歌仔戲便正式走入歷史。

西元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對在台的「皇民化」運動更是雷厲風行，西元1942年皇民奉公會下設立「臺灣演劇協會」，負責管制劇團，獲准加入該協會的歌仔戲團都紛紛改變為演出臺灣新劇，才有演出機會，而且劇本還必須經過「臺灣演劇協會」核定，所以劇團生存空間受到很大限制。 「臺灣演劇協會」」負責管制劇團，之後成立的「臺灣興行統治株式會社」將劇團分成甲、乙、丙三級，分級標準是以劇團會說日語人數多寡決定。歌仔戲演出的公文送達「皇民奉公會」及「臺灣戲劇協會」後，要等待批准，接著便依照等級分配到不同戲院演出。甲級劇團通常可以到大都市及設備完善的劇團演出，乙級劇團雖無法被分配到較好的戲院，但是仍有演出機會，丙級劇團所受待遇最差。當時日本政府希望藉由歌仔戲進行人民思想的箝制，所以歌仔戲不得不演出發揚日本軍國主義的內容，雖然這種「樣板戲」內容曾到各地演出，但是成果不佳，日本當局也只好放棄。

希臘的地理位置是蘊育豐富文化的重要條件。由於希臘北面依山，三面臨海，加上地處溫帶地區，氣候溫和宜人，並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皆為發展文化的助力。從陸上的位置來看，希臘的土地境內多山，僅能充分利用所有土地來種植穀物，所幸她擁有上等的大理石建材、品質優良的黏土和一些礦物，而終年溫暖的氣候更給她們一大恩賜，人們會種植橄欖樹、無花果、葡萄等作物，並成為經常食用的食物。從海上的位置來看，希臘人的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由於希臘本身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鄰近的地中海、愛琴海與黑海更提供了豐沛的漁業資源，海洋深深地影響希臘人在飲食、交通、神話與世界觀等方面。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農業發展貧瘠，西元前十世紀的希臘人就了解海洋經濟的重要性，開始在海外成立貿易站，積極向外尋求更多的經濟財富，他們更向外建立殖民地，範圍包括：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甚至遠達北非沿岸，這些殖民地大多設在具有優良港口與農地的地方，與希臘城邦進行商業貿易，比如雅典城邦會運用自己生產的橄欖和酒來與殖民地交換穀物、瀝青等物，此外，也輸入埃及的香料以及殖民國的奴隸。除了商業貿易之外，思想與文化也經由海洋貿易而傳播開來，希臘人便由此借用他國民族的文化精髓和發明，來豐富自己的文化，比如：他們運用了腓尼基人的文字、巴比倫人的數學和埃及人的藝術雕刻等。從希臘挖掘出的考古物品中亦發現，許多陶器、陶罐與飾品都受到外國文化的幾何風格影響。至於希臘本身的文化也能經由這些海上交通的管道向外傳播，對於希臘與外界的文化交流很有幫助。由於希臘在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環境上的優勢，使得希臘半島上的人們在生活上無虞，並培養欣賞自然、善用自然、以及創造自然的智慧，他們以製作陶器、創作詩歌與史詩，展現自己的審美觀，他們讚頌宗教與諸神、發展關心自然與生命的宗教情懷與哲學思維，更經由與外界的認識與交流，開闊自己的心胸，形成自由開放的風氣，這些皆促成了希臘文化的光輝燦爛！

台灣有史以來，戲劇就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民間戲劇演出的時機有:宗族祭祖、新屋落成、還願、寺廟神誕、慶壽及對違約的處罰等。其中，最普遍的是寺廟祭典與四時節令的演戲。戲劇演出也結合民間社會的人際網絡，親友之間互相邀集前來參與祭祀及觀看戲劇，除聯絡彼此情感，也促使人與人之間互動更為緊密。歌仔戲從本地歌仔時期便擔負著祭典酬神的重要祭儀，所以當歌仔戲逐漸從宜蘭傳至台灣其他地區後，除增加戲劇本身的藝術特色外，濃厚的儀式色彩仍然保留。由於劇團演出與社會習俗結合，所以演出的時間、地點、劇目皆須合乎祭儀，一般戲劇演出前，總會有祭祀儀式的進行。這些儀式包括起鼓、扮神仙劇（百壽圖、醉仙、八仙），以及跳加冠（官），與金榜，稱之為三齣頭，原本這些是亂彈戲演出時的習俗，但是歌仔戲也沿用此程序。其實扮仙戲反映了一般人希望得到的圓滿，所以有三種內容，一種是象徵神仙降臨的祝福的戲，一種是象徵封贈富貴的戲，還有家庭圓滿的戲。劇團演員在扮仙戲中便是扮演人與神之間的橋樑，執行宗教的儀式。扮仙戲的三仙指福、祿、壽，這些神仙會獻上魁星、麻姑、財福、男女童；如果是扮八仙，便是漢鍾離、呂洞賓、張果老、李鐵拐、曹國舅、韓湘子、藍采和、何仙姑，以及瑤池金母獻蟠桃、男女童等。跳加冠是由一個戴面具者，手持「天官賜福」的卷軸，在台上表演；最後的金榜是高中狀元的小生，與鳳冠霞帔的小旦，兩人拜天地。俗語說：「加官禮多過戲金銀」，是一般戲班及廟宇對於扮仙戲重視的寫照，只要戲團扮過仙，假使遇到颱風天無法演出，廟方仍要給戲班戲金。而信徒藉由扮仙戲而能得到心靈滿足，足見此種儀式的意義非凡。臺灣各戲劇都有自己的戲神，這些戲神有田都元帥、西秦王爺、老郎神、孟府郎君，而歌仔戲的戲神是田都元帥。日治時期學者鈴木清一郎調查發現，當時臺灣已有奉祀田都元帥的廟宇，田都元帥的造形有三種，第一種為小兒穿大人衣，第二種為穿文官或武服者，以及無鬚年輕人，其臉上特徵有一螃蟹的標記，腳下常有金雞、玉犬伴隨。民間對於田都元帥的傳說也多與螃蟹有關，因此也衍生?一些相關的禁忌。劇團為維持演出時的順利，有其一定的習俗及禁忌。例如演員們忌吃毛蟹，因為毛蟹是田都元帥的救命恩人，因為傳說田都元帥是個棄嬰，被遺棄在田間，全仰賴毛蟹吐沫餵養，才得以存活長大，所以演員們以不吃毛蟹表達感恩。此外，還有對蛇的禁忌，歌仔戲藝人認為蛇是不吉祥之物，所以演出時看到蛇，要燒香拜拜，有的甚至不演「雷峰塔」這齣與白蛇有關的故事。另外，劇團對「花」有忌諱，認為「花」有混亂之意；在戲劇演出前，文武場的樂器不能任意敲打，以免打亂規矩；還有演出時的頭盔、跳加冠的面具都不能亂戴，以免失聲。劇團的信仰神、禁忌，讓演員在演戲時可得到心靈上的安全以及保佑，也規範演出時的神聖性，讓演出能更加圓滿。

將文學的功能或目的，限定在對抗共產思想及其建立的政權；透過文學創作的形式，培養出戰鬥的意志，激勵出士氣，呼應「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總之，反共文學及戰鬥文藝是特殊時代背景及政治意義下的產物。此一時期也是「懷鄉文學」的興盛時期。懷鄉文學與反共文學相互唱和，相互輝映。懷鄉文學帶有濃厚的反共氣息。「懷鄉文學」道出自中國淪陷後，被迫遠走他鄉，離鄉背井到臺灣生根。文人假筆墨創作，宣洩對家鄉的懷念，惟有堅持反共，才能光復家園。1950年代，臺灣文化界呈現最大的特色就是藝文與傳統的斷絕。不僅絕斷五四運動以來的自覺，更切斷臺灣本土傳統。唯獨殘餘的，就是五四運動以降的民族主義、西化、愛國等意識。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後，台美關係正常化；因此，多數作家轉而吸取歐美文學的經驗，引進現代主義，成立現代文學。現代文學以新詩為手法，不僅反共，更宣揚自由。強調知性，追求詩的純粹性，以及民主價值。196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爆發「文化大革命」，中華文化及孔孟思想摧殘殆盡。蔣中正總統基於自由中國應該「保存固有文化，發揚孔孟思想」等理念，在陽明山中山樓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創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主要倡導的內容有：一、復興中華文化，完成國家統一。二、弘揚孔孟精神，建立人文精神。三、強化民族意識。四、著重倫理、民主、科學等文化根基。五、推行國民禮儀，建立倫理道德規範，培養社會善良風氣。

明華園最早的團長為陳明吉，1912年出生於屏東縣車城鄉，曾經加入九甲戲班，西元1930年，陳明吉與戲院老板蔡炳華共組劇團，稱為「明華歌劇團」。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為管制戲劇，成立「臺灣演劇協會」，當時獲准演出的劇團之一包括「明華歌劇團」。戰後，「明華歌劇團」更名為「明華園」。西元1962年，臺視開播，影響到內臺歌仔戲的生態，許多劇團只好散班或往野臺發展。「明華園」原本堅持在內臺演出，後來仍決定轉戰外臺。外臺的生活較為刻苦，演員大都以戲臺為住處，在哪裡演出便以哪裡為家，之後「明華園」成員才在屏東縣潮州安定。西元1982年，「明華園」以《父子情深》獲全國戲劇比賽冠軍，以及最佳團體演技獎，最佳編劇獎（陳勝國）、最佳小生獎（陳昭香），打響了「明華園」的知名度。進而有機會在隔年，進入國父紀念館演出《父子情深》與《濟公活佛》，建立「明華園」口碑。西元1997年，陳明吉去世後，「明華園」便分為八團，以「天、地、玄、黃、日、月、星、辰」，由八個子女各自掌理，各房之妻、兒女、媳婦為基本成員，團長陳勝福的「地字團」為公演團，每當有大型公演，各團便分配人力支援「地字團」。其他各團活動地區分散在中南部。「明華園」是家族劇團，陳明吉共育有八子，這些第二代成員都是現今「明華園」的支柱，陳家媳婦也大都是歌仔戲演員，三媳孫翠鳳原本不是職業歌仔戲演員，嫁到陳家後才開始學戲。陳家老大是陳明吉的養子名叫郭南海，為後場全才；老二陳勝典與父親陳明吉感情最深厚；老三陳勝國是明華園的導演及編劇高手，老四陳勝福是明華園團長，他為明華園開拓許多演出機會，舉凡工地秀、醫院、監獄、大專院校、社教館、國家劇院表演等，企圖打響明華園知名度，而針對明華園內部則採用管理概念，佈景、道具、戲服都以電腦化管理；且調整演員薪資，又要求演員要守時練功排戲，讓明華園劇團具有現代化管理的面貌；老五陳勝在是當家丑角，他所演出的角色往往成為戲劇中的重要靈活人物。老六陳勝發是公關高手，對外的應酬都交給他。老七是陳勝順，美術是他的專業，所以團裡的佈景都靠他修護，文場樂器也很擅長，是明華園的藝術總監。「明華園」曾經遠征北京、法國、日本演出，讓臺灣歌仔戲之美散播到其他國家，身為臺灣人除了感到榮耀外，也要多多支持歌仔戲團的演出！

西元一九五○年代，官方單位成立「臺灣歌仔戲改進會」，要以創作型劇本與施行導演制度「改良」歌仔戲。西元一九五二年又成立「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執行辦理每年度地方戲劇比賽，擬定准演或禁演的歌仔戲劇目，除整理舊有劇本，也徵求反共抗俄與富有教育意義的新編劇本。這些新編劇本，經過協進會審核後，便分送給各劇團演出，只是這些主題富含教化觀點的劇本，不論內容、身段、行頭道具，大都是以京劇為模擬對象，各劇團能採用的部分有限。所以歌仔戲劇團只有參加官方舉辦的「地方戲劇比賽」時，才會演出協會提供的劇本，平時在民間演出若照「標準劇本」，一般觀眾無法接受。因此官方所施行的規定，對於民間劇團的效果不大。在日治時期雖有歌仔戲劇團進入內臺劇院演出，但劇團數量不多，劇團仍以野臺演出為主；不過，戰後這情形有很大改變，許多歌仔戲劇團紛紛進入商業劇場演出內臺戲，演出野臺戲的劇團數量反而較少。劇團在戲院演出的檔期為十天一個檔期，所以固定以十天為一個段落，結束後劇團馬上趕往下一個劇場，戲班主與戲院老闆採取三七分帳。不過，有些受到觀眾歡迎的劇團，可能會在一地連演十天以上。此時期的內臺歌仔戲是延續日治時期的演出方式，包括夜戲演出前加演一段京戲、使用機關佈景、軟式佈幕，以及各種千奇百怪的噱頭吸引觀眾。在演出內容上，多演出「胡撇仔戲」，意即演員穿著日本和服、手拿武士刀，或是佩帶左輪手槍等，非古裝戲服的裝扮演出，而且戲劇內容走「奇情武俠愛情倫理」路線，有別於傳統上教忠教孝的歷史故事。音樂改為大量使用西洋音樂，曲調除改唱流行歌曲，如【青春嶺】、【滿山春色】等以外，由於閩南「都馬劇團」來臺，「都馬調」的日益盛行，也豐富歌仔戲的曲調。

有些學者認為最早的學校的源起，是始自西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宮廷學校」。古埃及文明中，古王國（約西元前2686?2181年）和中王國（約西元前2040?1786年）是兩個主要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高度發展，促成了文化教育的組織與內容。根據古埃及文獻的記載，埃及的學校大致分為幾種：古王國時期的宮廷學校，主要是教育政府的官吏與王室的子弟。中王國時期，則開始出現組織良好的學校，型態又分為宮廷學校、神廟學校、文士學校等等，分別培養不同的專業人才。到了國力強盛的新王國時期，神廟學校成為研究高深學術和培養高深專業人才的地方，如海立歐普立斯（Helioplis）大寺，它曾被譽為「最普通和淵博的知識中心」，神廟裡的祭司們研究天文、數學和物理學，也開設了幾何、測量、調查、測容量問題的預備課程。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稱海立歐普立斯大寺的祭司是埃及人中最傑出的歷史學者。該寺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經常舉辦一些學術討論，吸引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學者，據說猶太的摩西、希臘政治家梭倫、哲學家泰勒斯和柏拉圖都曾遊學此地。宮廷學校是古埃及王朝建立的教育機構。從古文獻的出土中可以發現，古埃及有紀載歷史的習慣，他們會將大規模的宗教節日和法老的慶祝活動記載下來，而法老為了表彰功績，也會在墓室和神廟中記載下自己創建的功業，這使得古埃及的王室必須雇養一批熟稔文字書寫的抄寫員，而培養素質高的官吏也是古埃及宮廷學校成立的主要目的。神廟學校是神廟的祭司身兼教師，傳授神廟人員文字書寫、語言、計算、幾何、天文等學問，同時也教導他們有關神學、醫學與數學等高深又專門的學科知識。文士學校的教育內容則是屬於比較初級性的知識，主要教授一般人民有關識字閱讀與計算等生活能力，但家境貧寒或奴隸則很難進入學校學習。學生通常在十歲左右入學，但因為家境與天賦的差異，只有少數學生能勤學不輟，直至成年。書寫在埃及的社會是一種具有權力的象徵，特別是具有書寫技能的高級官吏，他們的權力甚至能與法老不相上下。古埃及人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創造了象形文字，用來作為表達與紀錄的符號系統。早期的象形文字是以圖形為基礎，寫在墓穴的岩板、骨片上，多用來紀錄國王或宗教之事。後期象形文字益發成熟，具有表形、表意與表音的功能。學生們在學校學習象形文字的書寫與閱讀，培養基本的讀寫能力。象形文字系統是相當複雜的，因此學習書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師對於學生的要求也十分嚴厲，並例行體罰，有句埃及的諺語是這樣的：「孩子的耳朵長在背脊上，挨打才會把話聽進去」。古埃及人書寫象形文字的材料有紙草、羊皮紙、木或鉛板和陶片，動物的骨頭、木乃伊的裹布也是書寫的材料。他們會用煤灰加水當作墨汁，或是用赭石做紅墨水；筆則是初期用燈心草製作，後來埃及人仿效希臘人，用蘆葦桿做筆。這些資料我們都能經由參觀現代的博物館來了解。

1896年5月，成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以培養公學校師資及實業人才。國語學校下設兩部：國語部及師範部，曾增設實業部，但不久即告廢除。1919年，國語學校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並陸續增設臺南、臺中、臺北第二師範學校。師範教育扮演培育師資及精英塑造的搖籃。總督府有鑑於中等教育以實用性為主，故首重臺灣地區環境衛生的改革，決議在臺培育醫療人才。1899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為日治時期臺灣醫學教育的開端。「臺灣教育令」頒佈之後，醫學校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1928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改名為附屬醫學專門部，1936年增設醫學部。為了配合開發殖民地臺灣的需求，殖民地當局特別重視職業教育。職業學校負責培育及拓展實業所需要的人才。當然，這些人才必須具備應有知識及相關技能。總督府先後設立農業實驗場，糖業、林業、工業等講習所，數十所農業、工業及商業學校，更在各地設置職業補習學校。總督府不僅著重於一般性男子教育，更顧及女子教育、蕃童教育（原住民教育）、特殊教育（殘障族群）等。專為女性設立三年制的女子普通學校（中等教育）、高等女學校等，為原住民設立蕃童教育所、蕃人公學校；更為肢體障礙者設計盲啞學校，供殘障者就讀。這些教育可說是前所未有的變革，近代化教育制度徹底在臺灣生根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