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仔戲要進入內臺戲院演出，必須要有些改變，佈景、音樂、以及劇目上也有所創新。搭配劇情增設如金鑾殿、公堂、廳堂、監獄、茅舍等寫實佈景，劇本也從短篇改為長篇連續劇，以及增加武戲劇目。曲調以原本七字調、哭調為主，又加上許多根據「哭調」曲調結構，所創作出的「三盆水仙」、「日月嘆」、「留書調」、「望月詞」等哀傷曲調，此外，民間音樂家的加入，在原有曲調上做不同旋律的變化，或是編製新曲，都使歌仔戲演出時的曲調更加多樣。演出劇目已不限於歷史劇或傳奇故事，而是增加許多社會新聞以及民間傳說，多是取材自本地的故事。如西元一九三二年，臺南發生殉情命案，貧女與少爺因相愛無法結合，而投河自盡的悲劇，有些歌仔戲老師傅便將這件新聞編成戲，演出時還因此造成轟動。大部分的歌仔戲團在全臺灣的戲院巡演，停留時間不過十天或半個月。不過，戲院「新舞台」曾經自營劇團「新舞社」，「新舞社」的前身是鴻福京班，在1931年時，萬華「鴻福京班」因財力所限無法繼續經營，該班所有服飾、道具都被台北「新舞台」買下。「新舞台」經營者有鑒於戲院經營必須跟著觀眾口味而變，所以將「鴻福京班」改為「新舞社歌劇團」，改演歌仔戲以及社會劇，且重金禮聘當時著名藝人，有游阿笑、施金水、小寶蓮、陳樹根、嚴松坤、謝蘭芳等，還有專演京劇的芮鳳寶、芮桂芬、芮德寶等，陣容堅強。 此外，更延聘擅長編劇與導演的人才，改編劇本劇情，使演出內容豐富。為能加強視覺效果，「新舞社」特別延攬佈景師張大發、黃龍雄，製作精采絕倫的佈景。如演出「李士民遊地府」這齣戲時，閻羅殿的佈景以及第十殿轉輪臺的製作都相當逼真，轉輪臺有公侯將相、士農工商、鰥寡孤獨、卵生、胎生、濕生六道，每道門有一洞口，轉輪王判某鬼魂墮為某道時，獄卒便將鬼魂押到道口前，等待「總投胎」的口令下達，那些鬼魂一個一個躍進洞內，機關發動上端六支煙囪就有各色人物、飛禽走獸、魚蝦蟲蟻的色彩光影升起，十分生動精巧。當時「新舞社」在一齣戲的前四十分鐘會加演京劇，但是這些京劇演員，是因為本身劇團不敵歌仔戲的盛勢，才會來到「新舞社」，由此可知，歌仔戲的勢力已經逐漸凌駕京劇，成為影響臺灣居民娛樂的新選擇。

曾經有歷史學家根據考古資料推斷，世界上最早的學校是由蘇美人所創立的「泥版書屋」（e- dub- ba-a，意思是分配泥版的屋子）。在1920年代，英國考古學家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的考古遺址烏爾考古時，發掘出了一些建築物，它們有兩個特點：屋裡有幾排排列整齊的泥墩，而且有些稍高的泥墩排列在一塊，好像是現在學校中學生們使用的課桌椅；第二，這個屋裡發現了將近二千塊的泥版，像是學生的作業。此外，法國考古學家在幼發拉底河中游的馬里城也發現了類似的建築結構，馬里城的房舍包括一條通道和兩間房屋，大間房屋長13.4公尺、寬7.6公尺；小間面積為大間的1∕3。大間排列著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間排列著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學校的教室。他們推斷這些遺址是稱為是現今發掘世界上最早的學校，年代可溯及到西元前2500年左右。從烏爾的考古文獻（泥版）中考古學家則發現，蘇美人曾經對於「泥版書屋」下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比喻：「閉著眼睛走進去，睜著眼睛走出來。」這個比喻的意思象徵著蘇美人認為，人在接受學校教育之前是處在閉著眼睛的心靈渾沌狀態，經過學校的教育之後，才能心明眼亮、明辨是非，告別渾沌。這個比喻十分有趣，深刻描寫出學校的功能。在烏爾的泥版書屋中，至今已發現600多個泥版，其中100多個泥版由於殘缺嚴重而無法分辨。這些泥版有圓形的，也有方形的，大小不一。歷史學家發現，這些泥版的內容大多為經濟文獻與字詞表兩種類型，顯示當時蘇美人已有分門別類的課程與科目，如有些泥版上刻著「容器表」、有些則呈現出「樹木表」。考古學家還發現泥版中有臨摹的範本字體，就如我們學習寫書法時的臨摹字帖一般；學生經由泥版學習有關文字、數字、符號、丈量、動、植物名、文學、祈禱文、史詩等。在蘇美人的時代便很重視學生的學習內容，讓每個人習得生活中的基本能力。

「臺灣戲曲專科學校歌仔戲科」前身為「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歌仔戲科」，成立於1994年，在1997年與「國立國光戲劇學校」合併升格為專科學校。歌仔戲科曾經聘請的師資有，廖瓊枝、陳美雲、唐美雲、王金櫻、許秀年、呂雪鳳等歌仔戲界的資深藝人擔任；在樂器文武場方面，則聘請有柯銘峰、劉文亮等老師。課程內容教授，國中部課程有：戲曲教唱、身段練習、基本功夫、識譜聽音、歌仔戲語文、容裝臉譜、排練演出；高中部課程有：發聲訓練、臺灣戲劇史、歌仔戲語文、戲曲觀摩討論、劇藝分科、劇藝舞蹈、角色分析、舞台管理、藝術導論等。國中階段課程為歌仔戲的基礎，高中階段不僅內容加深，且加入劇場觀念，分析角色及劇場分工。對於戲曲的唱腔、身段、韻白、劇本，學生們都必須涉獵。歌仔戲科學生每年都會舉行畢業公演，且為推廣歌仔戲，更深入到社區學校、廟會、文化中心、國家戲劇院等地演出，且遠赴美國、日本公演，進行文化交流。所以臺灣戲曲專科學校的歌仔戲科，讓歌仔戲透過學校體系能夠繼續傳承。歌仔戲仍受部份民眾喜愛，如臺北社區大學也開設「歌仔戲研習班」，學員結業時公演《陳三五娘》、《山伯英臺》成果豐碩；某些歌仔戲班也開設「歌仔戲研習班」，招收有興趣學戲的學員，由劇團的演員直接擔任老師指導學員。

在民國八十年到民國八十六年間，「河洛」推出的戲劇，如《曲判記》、《天鵝宴》、《鳳凰蛋》、《浮沉紗帽》、《御匾》、《欽差大臣》等，是以官場事件為主軸，顯示出對統治階級醜態的嘲弄，《殺豬狀元》、《皇帝、秀才、乞食》、《命運不是天註定》則是對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進行嘲弄。《秋風辭》，是以歷史演義為本事，著重歷史人物的興衰成敗，極力描寫當時中央集權的帝制社會裡，宮廷內院的明爭暗鬥是最殘酷的戰場，在權力爭奪的扭曲下，就算是至親的天倫關係也顯得不堪一擊。劇中的每個人物，上至太傅石德、縣令李壽，都為了私利與「捉」「救」太子之間的衝突，心裡經過一番掙扎，一代君王如漢武帝，晚年也不免留戀帝位和生命，飽受小人、木人的擺佈，乃至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鑄下殺太子的大錯。親子歌仔戲《戲弄傳奇－白賊七、中山狼》這兩齣歌仔戲，由於是針對小朋友群眾所設計，因此內容活潑，通俗易懂，寓教於樂，其中《白賊七》是改編自《臺灣傳奇－白賊七詭計多端》這個故事中的三則故事來演出，內容描述白賊七利用人性貪婪的弱點，戲弄土豪與『膨風龜』，不過最後白賊七仍難逃法律制裁，故事簡單易懂，卻頗值得玩味。《中山狼》則是根據京劇故事之《中山狼》加以改編，但是情節旨趣已經完全不同，是以環保為主題。而近年來的新作如《臺灣，我的母親》、《彼岸花》、《東寧王國》、《竹塹林占梅-潛園故事》等，以臺灣史為故事背景，內容可以貼近民眾。《臺灣，我的母親》根據李喬史詩《臺灣，我的母親》改編而成，描述彭家兩代人從唐山到臺灣蕃仔林開墾的故事，雖然他們遇到墾戶惡意的壓迫以及颱風無情的摧毀家園，卻仍然不放棄土地，縱使知道要被日本人統治，彭家男人仍然堅守保護臺灣的信念，毫無畏懼的上戰場。《彼岸花》的歷史背景為臺灣漳泉械鬥最頻繁的時期，生為漳州人的陳秋生與泉州林秀蘭，希望能改變自身環境，結為連理，但卻事與願違，造成兩家無法彌補的遺憾，是漳泉械鬥下的愛情悲劇。《東寧王國》是鄭經與鄭克臧經略臺灣的歷史故事，不過短短幾年，東寧王國便因為權力鬥爭而走向滅亡。「河洛歌子戲」大都在國家戲劇院或是城市舞台等大型劇場演出，因此演出時對於舞台設計、佈景、燈光、音樂都非常講究，在戲劇的語言方面也善用俗諺、歇後語，使戲劇更加活潑且機趣橫生，演員們對於身段及唱腔的要求也頗高，所以整體演出相當精緻。

日治時期，歌仔戲剛開始進入城市發展，並未成為主流，當時還有亂彈戲、九甲戲等職業戲班受到民眾喜愛，所以歌仔戲也受到四平戲、亂彈戲、福州戲、上海正音戲、九甲戲、梨園戲等戲劇影響，吸收這些戲劇的身段、行頭、劇目、音樂曲調、舞台裝置等，而快速成長。此時期的歌仔戲演出以野臺為主，與廟宇祭祀結合。在音樂曲調方面，吸收民歌【留傘調】、【送歌調】、【青春調】；此外還有吸收自「亂彈戲」的【梆子腔】、【陰調】等；「梨園戲」的【牽君手上】、「九甲戲」的曲調如【緊疊仔】、【慢頭】等，使歌仔戲演出更為精采。歌仔戲收到京班與福州班的影響頗大，開始學習增設舞台佈景，例如金鑾殿、公堂、廳堂、監獄、茅舍等，劇本也從短篇改為需要四天或七天演完的劇情，更進而從京班延聘演員來團指導排戲，增加武戲。走向職業化的歌仔戲，演員來源多半是貧苦人家的小孩，父母將小孩送到戲班學戲，且要跟戲班訂契約，講明學戲年限與身價銀錢，小孩除學得一技之長外，也可從戲班領取津貼。此外，演員的子女也可能進入戲班學戲，因為在戲班的耳濡目染下，這些演員後代也會成為新生力軍。由於演員的知識水準大都不高，不認識字的居多，所以並沒有所謂劇本，演出前戲班排戲都是請戲先生說戲，戲先生說戲只有十多分鐘，簡單分配腳色及介紹故事情節後，演員上臺必須演出二、三小時的戲劇內容，臺詞、唱詞都要自己想，要常常臨機應變，否則容易出差錯。因此舞台上的即興演出頗多，考驗演員們的演技。

日人領有臺灣之後，礙於缺乏治理殖民地經驗，加以準備不足等多重因素，臺灣總督府本著漸進主義原則；一方面尊重舊慣，施政上採配合現實需求而隨機應變的『無方針主義』。因此，1895年到1919年臺灣教育令公布以前，總督府並未確立明確且行諸文字的教育基本政策。總督府僅以教育，作為同化及開化臺人的手段，日治初期乃是臺灣教育的試驗時期。伊澤修二是日本領有臺灣後第一任學務部長，臺灣的教育制度，均依其理念進行，可說是近代化臺灣教育的奠基者。伊澤修二相信『同化』是改造臺灣人最佳的方式，塑造新國民精神。強調語言及修身教育的重要，企圖在精神上屈服臺人，將日本人的思想，傳授給臺灣人，這是普通教育的首要任務。1919年，臺灣總督府公佈臺灣教育令後，教育上有了重大轉變。教育制度除了明文規範之外，更確立今後臺灣的教育政策及其基本方向。但是，隔離政策依舊，臺、日人仍無法共學。臺人的教育機會受到嚴重限制，修業年限及教授程度，低於日本國內的同級學校。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佈後，臺人仍舊無法享有平等的受教權。總督府認為臺人的教育，應以初等教育為主，重點工作放在設立公學校教育學齡兒童。至於中等以上的教育，學校設置嚴重不足，競爭激烈，無法達到徹底教育臺灣人的目的，能夠升學的學童為數有限。受教機會遠不如二十萬在臺日人。總督府特別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工業及商業學校，醫學校及師範學校兼收日籍學生，充分解決日籍學生的教育問題。

希臘的地理位置是蘊育豐富文化的重要條件。由於希臘北面依山，三面臨海，加上地處溫帶地區，氣候溫和宜人，並有得天獨厚的天然資源，皆為發展文化的助力。從陸上的位置來看，希臘的土地境內多山，僅能充分利用所有土地來種植穀物，所幸她擁有上等的大理石建材、品質優良的黏土和一些礦物，而終年溫暖的氣候更給她們一大恩賜，人們會種植橄欖樹、無花果、葡萄等作物，並成為經常食用的食物。從海上的位置來看，希臘人的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由於希臘本身是由許多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鄰近的地中海、愛琴海與黑海更提供了豐沛的漁業資源，海洋深深地影響希臘人在飲食、交通、神話與世界觀等方面。隨著人口的增加以及農業發展貧瘠，西元前十世紀的希臘人就了解海洋經濟的重要性，開始在海外成立貿易站，積極向外尋求更多的經濟財富，他們更向外建立殖民地，範圍包括：義大利南部、西西里、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甚至遠達北非沿岸，這些殖民地大多設在具有優良港口與農地的地方，與希臘城邦進行商業貿易，比如雅典城邦會運用自己生產的橄欖和酒來與殖民地交換穀物、瀝青等物，此外，也輸入埃及的香料以及殖民國的奴隸。除了商業貿易之外，思想與文化也經由海洋貿易而傳播開來，希臘人便由此借用他國民族的文化精髓和發明，來豐富自己的文化，比如：他們運用了腓尼基人的文字、巴比倫人的數學和埃及人的藝術雕刻等。從希臘挖掘出的考古物品中亦發現，許多陶器、陶罐與飾品都受到外國文化的幾何風格影響。至於希臘本身的文化也能經由這些海上交通的管道向外傳播，對於希臘與外界的文化交流很有幫助。由於希臘在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環境上的優勢，使得希臘半島上的人們在生活上無虞，並培養欣賞自然、善用自然、以及創造自然的智慧，他們以製作陶器、創作詩歌與史詩，展現自己的審美觀，他們讚頌宗教與諸神、發展關心自然與生命的宗教情懷與哲學思維，更經由與外界的認識與交流，開闊自己的心胸，形成自由開放的風氣，這些皆促成了希臘文化的光輝燦爛！

有些學者認為最早的學校的源起，是始自西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宮廷學校」。古埃及文明中，古王國（約西元前2686?2181年）和中王國（約西元前2040?1786年）是兩個主要的黃金時代，特別是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高度發展，促成了文化教育的組織與內容。根據古埃及文獻的記載，埃及的學校大致分為幾種：古王國時期的宮廷學校，主要是教育政府的官吏與王室的子弟。中王國時期，則開始出現組織良好的學校，型態又分為宮廷學校、神廟學校、文士學校等等，分別培養不同的專業人才。到了國力強盛的新王國時期，神廟學校成為研究高深學術和培養高深專業人才的地方，如海立歐普立斯（Helioplis）大寺，它曾被譽為「最普通和淵博的知識中心」，神廟裡的祭司們研究天文、數學和物理學，也開設了幾何、測量、調查、測容量問題的預備課程。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稱海立歐普立斯大寺的祭司是埃及人中最傑出的歷史學者。該寺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經常舉辦一些學術討論，吸引各地慕名而來的遊學者，據說猶太的摩西、希臘政治家梭倫、哲學家泰勒斯和柏拉圖都曾遊學此地。宮廷學校是古埃及王朝建立的教育機構。從古文獻的出土中可以發現，古埃及有紀載歷史的習慣，他們會將大規模的宗教節日和法老的慶祝活動記載下來，而法老為了表彰功績，也會在墓室和神廟中記載下自己創建的功業，這使得古埃及的王室必須雇養一批熟稔文字書寫的抄寫員，而培養素質高的官吏也是古埃及宮廷學校成立的主要目的。神廟學校是神廟的祭司身兼教師，傳授神廟人員文字書寫、語言、計算、幾何、天文等學問，同時也教導他們有關神學、醫學與數學等高深又專門的學科知識。文士學校的教育內容則是屬於比較初級性的知識，主要教授一般人民有關識字閱讀與計算等生活能力，但家境貧寒或奴隸則很難進入學校學習。學生通常在十歲左右入學，但因為家境與天賦的差異，只有少數學生能勤學不輟，直至成年。書寫在埃及的社會是一種具有權力的象徵，特別是具有書寫技能的高級官吏，他們的權力甚至能與法老不相上下。古埃及人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創造了象形文字，用來作為表達與紀錄的符號系統。早期的象形文字是以圖形為基礎，寫在墓穴的岩板、骨片上，多用來紀錄國王或宗教之事。後期象形文字益發成熟，具有表形、表意與表音的功能。學生們在學校學習象形文字的書寫與閱讀，培養基本的讀寫能力。象形文字系統是相當複雜的，因此學習書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師對於學生的要求也十分嚴厲，並例行體罰，有句埃及的諺語是這樣的：「孩子的耳朵長在背脊上，挨打才會把話聽進去」。古埃及人書寫象形文字的材料有紙草、羊皮紙、木或鉛板和陶片，動物的骨頭、木乃伊的裹布也是書寫的材料。他們會用煤灰加水當作墨汁，或是用赭石做紅墨水；筆則是初期用燈心草製作，後來埃及人仿效希臘人，用蘆葦桿做筆。這些資料我們都能經由參觀現代的博物館來了解。

明華園最早的團長為陳明吉，1912年出生於屏東縣車城鄉，曾經加入九甲戲班，西元1930年，陳明吉與戲院老板蔡炳華共組劇團，稱為「明華歌劇團」。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為管制戲劇，成立「臺灣演劇協會」，當時獲准演出的劇團之一包括「明華歌劇團」。戰後，「明華歌劇團」更名為「明華園」。西元1962年，臺視開播，影響到內臺歌仔戲的生態，許多劇團只好散班或往野臺發展。「明華園」原本堅持在內臺演出，後來仍決定轉戰外臺。外臺的生活較為刻苦，演員大都以戲臺為住處，在哪裡演出便以哪裡為家，之後「明華園」成員才在屏東縣潮州安定。西元1982年，「明華園」以《父子情深》獲全國戲劇比賽冠軍，以及最佳團體演技獎，最佳編劇獎（陳勝國）、最佳小生獎（陳昭香），打響了「明華園」的知名度。進而有機會在隔年，進入國父紀念館演出《父子情深》與《濟公活佛》，建立「明華園」口碑。西元1997年，陳明吉去世後，「明華園」便分為八團，以「天、地、玄、黃、日、月、星、辰」，由八個子女各自掌理，各房之妻、兒女、媳婦為基本成員，團長陳勝福的「地字團」為公演團，每當有大型公演，各團便分配人力支援「地字團」。其他各團活動地區分散在中南部。「明華園」是家族劇團，陳明吉共育有八子，這些第二代成員都是現今「明華園」的支柱，陳家媳婦也大都是歌仔戲演員，三媳孫翠鳳原本不是職業歌仔戲演員，嫁到陳家後才開始學戲。陳家老大是陳明吉的養子名叫郭南海，為後場全才；老二陳勝典與父親陳明吉感情最深厚；老三陳勝國是明華園的導演及編劇高手，老四陳勝福是明華園團長，他為明華園開拓許多演出機會，舉凡工地秀、醫院、監獄、大專院校、社教館、國家劇院表演等，企圖打響明華園知名度，而針對明華園內部則採用管理概念，佈景、道具、戲服都以電腦化管理；且調整演員薪資，又要求演員要守時練功排戲，讓明華園劇團具有現代化管理的面貌；老五陳勝在是當家丑角，他所演出的角色往往成為戲劇中的重要靈活人物。老六陳勝發是公關高手，對外的應酬都交給他。老七是陳勝順，美術是他的專業，所以團裡的佈景都靠他修護，文場樂器也很擅長，是明華園的藝術總監。「明華園」曾經遠征北京、法國、日本演出，讓臺灣歌仔戲之美散播到其他國家，身為臺灣人除了感到榮耀外，也要多多支持歌仔戲團的演出！

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公布之後的教育制度，無法滿足臺人長期以來的教育需求，連日本開明之士，亦覺不當，交相指責。總督府繼而標榜『內地延長主義』，藉以提升臺人教育及文化水準。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即是認定臺灣為日本國土的延長，採取與日本國內相同的制度及教育方式。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臺人子弟也可以進入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1941年總督府學務部再度修正「臺灣教育令」，取消公學校與小學校雙軌制，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惟考慮臺灣現況，故課程內容仍異於日本國內。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後，臺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在各地增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職業學校及職業補習學校，另設高等學校一所，專門招收中學畢業生，但中等以上的教育仍感不足。可貴的是，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在臺高等教育設施才成為可能。綜觀總督府的教育政策，乃採漸進原則，由教育力量逐步強化統治基礎。同化教育政策具有強烈的現代化取向，企圖改變臺灣社會。但是，教育制度的設計，長期存在著差別待遇及隔離政策，臺人始終未能與日本人享受同等權利，這也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基本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