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1年，雞籠、淡水間的海域已經被荷蘭人控制，1642年4、5月間，荷蘭船航行至淡水，馬尼拉派來的救援船亦於此時到達，卻僅帶來少量的武器與人員，顯然西班牙當局有意放棄北臺灣的經營。1642年8月，西班牙駐軍得到荷蘭即將攻擊雞籠港的情報，而且火力很強大。西班牙駐軍長官 Gonzalo Portillo也從淡水住民得到消息，派人在社寮島東側高地架設兩座砲台，並派兵防守。8月19日，堡壘完成整備之後，荷蘭船隊亦於此時出現，另外還有淡水的住民，帶著弓箭，乘著九艘船前來雞籠，偕同荷蘭人作戰。荷蘭人嘗試於中午登陸，但受到潮流及西班牙砲火壓制，登陸失敗，退回船上。第二天早上，荷蘭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西班牙人派出12名士兵及30持弓箭的雞籠住民前往圍堵，但寡不敵眾，荷蘭人順利登陸，並搶佔社寮島東側山頭，勝負已經底定。雙方對抗五天之後，8月24日，荷蘭人要求西班牙人投降，西班牙駐軍經過內部會議之後，同意投降，這些投降者後來被送至大員，再到巴達維亞。經此一戰，西班牙人離開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為唯一佔領臺灣的西方國家。

西班牙人想擺脫貿易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與荷蘭人爭奪臺灣。由於臺灣恰巧處在黑潮航線必經之地，循著黑潮航線往返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也不斷加深，同時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始終也抱持著貿易的聯繫，1626年2月，菲律賓總督斯爾瓦派遣遠征軍從馬尼拉灣出發，這支遠征軍由上尉瓦爾德斯(Antinio Carre de Veldes)率領，共有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士兵200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的主要目的有：一、為了阻止荷蘭人的商業通道，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貿易；二、想獲得一個軍事據點，以便牽制南部的荷蘭人；三、藉此向中國及日本傳播天主教，擴大西班牙的傳教範圍。遠征軍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抵達臺灣東北部的海灣，並將這個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5月12日，抵達雞籠港，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上建立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還在島上約三百呎的小山上蓋了一座稜堡，以保護城堡的安全。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島上堡壘以及住民村落，在儀式中，由船隊的軍士長拿著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作為所有權的象徵，在場見證的有道明會士、軍官、船長、領航員等人，臺灣北部遂成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1626年，西班牙人到達北臺灣後，道明會士馬地內士也隨之抵達，遠征軍在雞籠港建城不久，他們即在島上蓋了教堂，執行官兵的教務之外，同時對附近住民傳教。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島上有1500戶住民，因為被砲聲嚇到跑到山中避難，遺留的食物被西班牙人搶走，讓他們相當憤怒，全靠宣教師從中安撫、疏通，住民的態度才趨於軟化。當時宣教師們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是，先從住民子弟開始，逐漸使教義在村落間散佈。馬地內士也希望能在淡水傳教，因為淡水離中國很近，後者是他很想傳教的地方，1628年，他隨著遠征軍抵達淡水，企圖向附近的村落傳教，可惜在隔年8月因溺水而亡。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當時淡水社的原住民相當不友善，是西班牙人統治淡水的難題，但是愛斯基委耐心的教化了他們，還在淡水建立一座教堂。愛斯基委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過一本《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並且翻譯了一本《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Isla Hermosa)。憑著他的努力，淡水地區的傳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另一位是伐愛士(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神父，前往賽納社傳教，還促成賽納社與北投社之間的和平。1633年1月間，賽納社住民因不滿他往來兩地的傳教活動，而加以殺害。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基洛斯(Theode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1633年抵達後，先任淡水教堂司牧，隨後轉任金包里教堂。1635年，慕洛(Luis Muro)奉命來臺灣，居住在淡水教堂，負責淡水河流域的傳教活動。他對伐愛士神父被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立志要以天主教來開化賽納的原住民。他向淡水的守將要求不追究兇手，然後致力福音工作，可是第二年，卻因為勸募糧食的事情被也賽納社人殺害了。西班牙人後來也注意到臺灣東海岸地區，在當時蛤仔難(Gabaran，現今宜蘭一帶)有40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生性剽悍，西班牙人決心討伐，獲得不錯的成果，不久東北海岸亦納入西班牙勢力範圍，宣教師很快便在當地傳教，擴大宣教師的活動範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到臺灣的傳教士很多，但是1635年以後，因為經費困難 ，來的人漸漸少了。雖然傳教時間很短，但是成績還是相當可觀，至荷蘭統治時代，還有很多原住民能講西班牙語，荷蘭人探勘金礦時，往往需要通曉西班牙語的人才，並且以西班牙貨幣作為餽贈原住民的禮物，由此看來，西班牙人在北部臺灣的時間雖短，卻有其影響，這也要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

17世紀初，西班牙人試圖擴張在東亞海域的勢力，卻面臨了荷蘭人的挑戰。荷蘭人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又在爪哇島的萬丹(Bantam)成立商館，想控制丁香、肉豆蔻等香料貿易，因此在香料群島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發生衝突，戰事還波及菲律賓，特別是馬尼拉。荷蘭人認為馬尼拉是西班牙在東亞的重心，削弱馬尼拉才能抵制西班牙人在香料群島的勢力，因此採取了阻斷馬尼拉對外貿易的策略。荷蘭派船隊攔截來自摩鹿加群島的香料船隻，以及來自美洲的大帆船與來自中國的商船，這個策略削弱了馬尼拉的經濟實力，迫使中國商人轉到荷蘭人在東亞的據點貿易，荷蘭搶奪船隻所得的戰利品，也讓東印度公司有更多的戰爭經費與貿易資金。不久之後，荷蘭人成為摩鹿加群島的控制者，西班牙人在當地只擁有一個小島上的堡壘，住民都站在荷蘭人那邊，協助荷蘭人防衛摩鹿加群島，日本也同意與荷蘭通商，荷蘭人在平戶建立商館，並持續在中國、菲律賓海域搶奪中國船隻，將劫掠來的物品銷售到日本。1610年9月，菲律賓總督Juan de Silva 向西班牙國王報告這個消息，1611年12月19日，西班牙國王回信給Juan de Silva，表示支持總督派艦隊攻擊荷蘭人的作法。1616、1617這兩年，荷蘭人又從歐洲派艦隊來東亞，雖然後來被西班牙打敗，但是已經對馬尼拉造成極大的壓力。1616年8月，耶穌會一位省會長寫信給西班牙國王，信中抱怨菲律賓的狀況，中國貿易及美洲貿易已經明顯衰退，東方海域充滿敵人的船隻，希望國王能增派兵力到菲律賓。不利的情況終於迫使西班牙檢討國際情勢，1619年，道明會教士馬地內士(Bartolome Martinze)提出轉進臺灣作為新的貿易據點，發展中國及日本貿易的主張。馬地內士曾經兩度到臺灣，他強烈指陳在台灣設立貿易據點的好處，此種看法影響了菲律賓總督Alonso Fajardoy Tenza。1621年，總督寫信給西班牙國王，建議在台灣設立據點，以便與中國、日本做生意，這樣就可以不用由馬尼拉到日本，因為馬尼拉的絲價已經與日本長崎一樣昂貴，難以獲利。

任何一種政治運動，都是先有思想。中國的立憲思想從何處來，一部份從歐美來，一部份從日本來，然而究其根源，發源地則為英國。發源於英國的立憲思想為何能夠傳佈到全世界，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接受採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國是18、19世紀最大的殖民帝國，英人所到之處，都逐漸移植這套政治制度在殖民地上，例如北美洲、澳洲。其次，英國是19世紀全世界最強盛的帝國，英國的政治制度成為了世界的典範。

清末的立憲運動，主要是利用組織團體、刊物宣傳、群眾請願的方式加以進行，以集體的名義向皇帝和官方機構表示意願。在立憲運動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許多勢力龐大的團體。他們一方面在民間網羅支持者，一方面向清廷請願施加壓力，以促成君主立憲的早日實施。這些勢力龐大的團體，主要可以分為帝國憲政會、政聞社和預備立憲公會。帝國憲政會的主持人是康有為，本部在紐約，是由之前的保皇會改組而成。其主要主張有二，希望光緒皇帝出面主持大政、回應全國要求立憲的潮流。由於康有為是戊戌政變後的通緝犯，所以帝國憲政會的主要勢力在海外，參加者以僑民為主。政聞社為梁啟超所組，地點設在東京，主要成員多為旅居日本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活動範圍集中在日本，其主要訴求為要求清廷「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預備立憲公會的主持人為清末狀元張謇，參加成員多為官場與實業界人士，主要來自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他們的訴求主要在請願速開國會，清末幾次大規模的請願速開國會運動，策動人物主要即來自預備立憲公會。

推行維新運動的另一主力為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與歐美商人的活動。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教會、報館與學校，他們希望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以便於他們發展教務和擴大商業活動。

一、戊戌政變後守舊派推翻所有的新政，僅留下徒具空殼的京師大學堂。維新派勢力受挫，政治氣氛轉趨保守，加深了清廷與民間知識份子的鴻溝。二、戊戌政變時，康有為、梁啟超在外人幫助下脫逃海外，外人甚至進一步關切光緒遭到軟禁的問題，使慈禧太后等守舊派遷怒洋人，在庚子拳亂中處理失當造成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簽訂辛丑合約被迫賠款。三、經過維新派的宣傳鼓吹，各地學會、報紙、學校紛紛成立、民智為之大開，中央的新政雖然失敗，但是講求新學、期待改革的熱潮，並沒有消失，這些知識份子，仍舊在改革或革命的救國道路上，繼續奮鬥前進。

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門戶後，順利在中國進行通商、傳教。滿清政府不僅無法有效抵抗，甚至屈服順從。由於通商、傳教等問題在中國各地引起相當多的衝突與民怨，形成一股排外風潮，進而激起人民的革命思想。因為滿清政府不能維護國家主權、不能保護國家領土、不能庇護國家人民，因而想要把它推翻，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所謂舊體制，主要是指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以及倫理關係和價值觀念。這種舊體制下的一切與當時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又無法與之競爭。中國傳統式的農業經濟無法抗拒西方現代式的工商經濟，中國的專制政治也無法抵抗西方的立憲政治，中國的天朝觀念也無法抗拒西方的條約外交、強權外交。僅是將舊體制進行改革，無法應付嚴峻的時代環境。清人以少數民族入關以後，自始自終都一直在防制漢人，透過官制、八旗軍制、禁止通婚等手段以確保滿人本身的統治權。清代中葉以後，無論是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等內部動亂，其中都包含著漢人與滿人的種族衝突對立情緒在內。清代中葉以後，由於土地問題，貧富差距的問題日益嚴重。而鴉片戰爭以後，屢次戰敗的對外賠款，使國家經濟財政每況愈下，再加上西方工商業的入侵，對外貿易的入超，都使中國的財政經濟的負擔日益嚴重惡化，整個國家陷入國困民貧的狀態。清廷在1905年廢止科舉制度後，舊士紳階級失去獲取官員地位的機會，而學習西方知識的新知識份子或留學生也不依靠科舉制度。在舊士紳階級、新知識份子二者都失去出路後，清廷政權也失去根本的基礎。

戊戌政變，是維新派的一次大失敗，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一次大打擊。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陸續逃離前往國外組織保皇黨，此時正在日本的孫中山，則希望能夠和康梁二人合作，想把革命維新二派結合起來，一起行動。於是開始有兩派合作的醞釀。八國聯軍期間，譚嗣同的知交唐才常趁機行動，分成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上海成立了「國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己擔任總幹事，計畫組織「自立軍」。在軍事方面，則在長江流域一帶起兵。由於其勤王排滿的號召自相矛盾，再加上所利用之會黨不足以成大事，陸續遭到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所逮捕殺害，自立軍起事，終歸於失敗。自立軍起事的失敗，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第二次嚴重的打擊。部分維新派人士經過此一挫折後，陸續加入革命陣營，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康梁的維新路線，而海外華僑對於路線的問題也發生重大的轉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聲勢自此一事件後發生轉變，革命派勢力取得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