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了貫徹發展台灣糖業政策，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糖業獎勵規則」、成立「臨時台灣糖務局」，這些舉動激勵不少糖商投入新式製糖的行業。於1900年12月設立「台灣糖業株式會社」，1902年打狗橋仔頭新式製糖工場開工，1905年日本人在「日俄戰爭」打了勝戰，日本企業界活躍起來，將大把資金傾注於台灣製糖業，日本資本壟斷了台灣製糖業，把台灣人舊糖部、糖間、改良糖廓及其所擁有、所控制的蔗作田園等逐一吞併或加以消滅，連台灣四大家族剛設立的新式製糖廠、改良糖廓及其蔗作田園也不得倖免。新式糖廠規模宏大，設備完全，一切都用機械操作，製糖方法科學化、效率高、產品優，其製造過程可分為五個步驟：(1)壓榨：原料甘蔗由專用鐵道運至糖廠壓榨，先以搔卸機卸至甘蔗輸送機，經截斷機、壓碎機及撕裂機後，即送入三組或四組之壓榨機，在適當壓力下輪番壓榨，將蔗莖內汁液壓出榨出率高出94％。(2)清淨：蔗汁具有酸性，加入石灰中和之，再經煮沸，放入沉澱槽，靜置使不純物分離至液體之底部或表面，中間可得透明之糖液，經壓濾機可分離透明之糖液與濾滓，濾滓經水洗浸出。(3)蒸發：透明糖液用現代化科技減壓蒸發濃縮成粗（精）糖膏，糖液之蒸發係在蒸發罐中發生。(4)結晶：糖膏再送到結晶罐煎煮至某一程度，即得砂糖之結晶與母液混合物，此混合物放入助晶機攪拌，使結晶次第完全生成。(5)分蜜：糖膏中大部分為已經結晶之糖粒，糖粒與糖粒間有純度較低的糖液，即為糖蜜，最後用分蜜機除去糖蜜，產生晶粒整齊之分蜜糖，糖度約97度以上（特砂為99.6以上）。高雄橋頭糖廠是台灣第一座現代化的糖廠，是台灣最古老的糖廠。 1.第一製糖廠遺跡 橋頭糖廠今日所看見和從前第一製糖廠的模樣大為不同，工廠內至今仍保留著第一製糖廠牆面，為橋仔頭保有台灣工業化的第一道屏障。 2.製糖廠的煙囪 橋仔頭糖廠的煙囪是橋仔頭的地標。日本時代的糖廠煙囪“黑蛇蛇”的，上面再圈了一條白色頭巾，帶著日本武士般的霸氣。 3.五分仔火車 五分車，是糖廠用來載運甘蔗的小火車，它的鐵軌被稱為五分路，寬度0.762公尺，大約是國際寬軌的一半，因此，人們便替它取了「五分車」這麼可愛的暱稱。它的年齡已高達九十歲了。除了載運甘蔗外，從西元1909年開始，五分車更負起客運業務，在當時柏油路尚未普及的年代，五分車可說是發揮了它多重的功能。4.糖廠辦公廳舍 這兩座日治時代的事務所，是橋仔頭糖廠內最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已被列為二十世紀台灣必須保存的建築物。

根據中國甘蔗的傳播史，認定台灣的甘蔗也是唐朝由印度傳到中國，然後再由中國傳到台灣。此說，好像台灣古時候能吃、能用的東西都沒有（包括人），一切有用的動植物一定要由中國或南、西洋來。尤其元代順帝至正九年（1349），中國江西南昌人汪大淵在其所著的《島夷志略》一書中，記載原住民（平埔族）以「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一般學者加以引述，然後擴大解釋為：「台灣的甘蔗最初是由中國各朝代的移民所移植過來的。」事實上，一般認為甘蔗的原產地在印度到中南半島一帶，或認為原產於新幾內亞，如果台灣的甘蔗是由外地傳入，以台灣的地理位置及原住民的南島語族淵源關係，那應該比中國更得地利和人和之便，其傳入應該早於中國，且絕對不必假道中國才是。更何況以台灣緯度的適合甘庶生長，原生於台灣亦不無可能。在日本人到臺灣發展糖業之前，臺灣就已有製糖。當時製糖的場所稱「糖廓」，其實就是用茅草搭成圓錐狀的簡陋小屋。牛車將甘蔗運至糖廓後，以人力將甘蔗一把把放入石車的縫隙，再以牛來拉動石車，原理就如石磨一樣，絞出的蔗汁再加以熬煮，便可得到糖的結晶。完全倚賴牛和人力的老式製糖方式，經濟效益低，當新式糖廠大舉進駐後，便日漸消失，老式糖廓成為歷史名詞。舊式糖?主要由造糖蔗車和煮糖室所組成，一個完整的製糖過程須包含採蔗、榨汁、煮糖三個部分。首先是採蔗，由蔗園砍下的甘蔗，用蔗刀先除去乾葉，及尾部綠苗，綑綁成把，並以很快速度，用人力和車輛拖回糖?，以免散失糖分，就馬上展開榨汁的工作。其次是榨汁，造糖蔗車的構造是以兩個花崗石圓形石磨互相咬合牽動而成，石磨是由硬木與齒輪相結合，可以連帶著滾動，每個石磨的中央，有一根木製的軸心，在軸心的上端有著橫木，連接著槓桿，槓桿的另端分接到兩到三個的牛軛，以牛力駕駛使石磨旋轉，甘蔗是自兩個石磨中間硤過，蔗汁就被榨出，流入底盤，蔗渣再拾起做兩次、三次的硤榨，使蔗汁糖分全部榨盡，石磨底盤通有一根竹管進入煮糖室。最後是煮糖，煮糖室內有鍋爐煮蔗汁，邊煮邊舀鍋上的浮渣，糖漿煮到細嫩如煮粥，用手沾會粘手時，即加入石灰淨化，後再倒入桶中冷卻，冷卻同時以木棒攪動，使糖漿均勻，結晶為赤糖粒又名為黑砂糖，糖粒裝進木箱或竹籮筐，便告完成。雖然較新式的鐵磨早在1870年已經被介紹到台灣，可是業者的保守，一直到1900年都無法改善。1860年代以後因為開港的關係，出口區擴大到澳洲、英國、美國等地，1876年世界甘蔗欠收，台灣蔗糖外銷旺盛，使得業者無意更新技術。由於技術落後，生產效率低落，產品無法與人競爭，1884年甘蔗豐收，糖價大跌，1885年歐洲、美洲、澳洲市場逐漸失去，出口量逐漸減少。

有線電視（Cable Television、Cable TV、CATV）不是同於無線電視是用天線來接收無線電波，而是使用同軸線纜（coaxial cable）或光纖（optical fiber）將電視訊號、聲音及其他資訊，由線纜端送到各用戶家中的設備。線纜的基本系統包括頭端（headend）、傳送網路和用戶終端設備。最早的有線電視系統，是指1948年美國賓州使用公用天線電視接收系統（MATV、Master Antenna Television）。它採用一副主天線來接收無線電視訊號，再用同軸電纜將訊號分送到用戶家中，以解決城郊山區電視訊號模糊的問題。後來，經過改進的MATV系統，被當成無線電視延伸和補充的主要手段，並廣為採用，至60?70年代MATV被用於城市之內，來解決因高樓阻擋而收視不良的問題。改進後的MATV系統，可在信號接收前端插入錄影機播放的節目，構成一個完整的電纜電視閉路系統(CATV)。有線電視在加拿大、美國、歐洲和大部分亞洲國家已十分普遍，但是在許多南美、中東和非洲並未蓬勃發展，因為這些地區地廣人稀，電纜的鋪設往往不符合經濟效益。在地區廣大的南非，「無線電纜」或「直接到戶」的衛星電視反而更加普遍。

1968年至1980年稱之為台灣農業的衰退時期，也就是農工發展不平衡的時期。這一時期是台灣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時期，由於非農業部門快速發展，農業嚴重衰退，農業經營從專業轉變為兼業生產，甚至成為副業生產，這種現象有人稱之為「週末農業」。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困難，提出很多對策，像是1972年宣布「加速農村建設九大重要措施」，1973年設置「糧食平準基金實施保證價格計畫收購稻穀」，1975年頒行「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1978年推行「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設置「農業機械化基金促進農業全面機械化計畫」等重要計畫，可惜都未能徹底執行，以致農業發展的困境無法紓解。

西班牙人也參與海域間的轉口貿易，例如向雞籠或馬尼拉的商人訂貨，然後轉賣到日本，荷蘭文獻上便曾經記載：1634年11月，有五艘馬尼拉來的中國帆船抵達日本平戶港，也有兩艘船從雞籠來，這些船載運木材、少量的絲、白糖及其他貨物，這些貨物是一位住在長崎的西班牙人訂購的。日本人也經營日本與雞籠之間的貿易，如1631年4月，日本平戶港的荷蘭商船報告說，一位日本人武左衛門派遣一艘船到臺灣的大員港，但據長崎當地人的說法，該船與自長崎出航的另一艘船其實是派往臺灣島西班牙人的要塞，文中也說到日本人到雞籠、淡水收購鹿皮，另有日本人來淡水開墾農地等，可見日本人在雞籠的貿易活動亦頗為常見。

西班牙人想擺脫貿易困境，唯一的辦法就是與荷蘭人爭奪臺灣。由於臺灣恰巧處在黑潮航線必經之地，循著黑潮航線往返於太平洋的西班牙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也不斷加深，同時臺灣與菲律賓之間始終也抱持著貿易的聯繫，1626年2月，菲律賓總督斯爾瓦派遣遠征軍從馬尼拉灣出發，這支遠征軍由上尉瓦爾德斯(Antinio Carre de Veldes)率領，共有大划船2艘、戎克船12艘、士兵200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的主要目的有：一、為了阻止荷蘭人的商業通道，吸引中國人和日本人前去貿易；二、想獲得一個軍事據點，以便牽制南部的荷蘭人；三、藉此向中國及日本傳播天主教，擴大西班牙的傳教範圍。遠征軍沿著臺灣東海岸航行，5月11日抵達臺灣東北部的海灣，並將這個海灣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5月12日，抵達雞籠港，西班牙人在社寮島上建立一座堡壘，稱為聖救主城(San Salvador)，還在島上約三百呎的小山上蓋了一座稜堡，以保護城堡的安全。16日，西班牙人在社寮島舉行佔領儀式，宣告佔領臺灣島、島上堡壘以及住民村落，在儀式中，由船隊的軍士長拿著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作為所有權的象徵，在場見證的有道明會士、軍官、船長、領航員等人，臺灣北部遂成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對西班牙人來說，雞籠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住著不知道底細的住民，還必須擔心荷蘭人的攻擊，到雞籠港之後立即修築防禦工事，維護統治區域的安全，隨即在社寮島構築防禦工事，分別是面向雞籠港岸邊的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以及靠近海岸邊的小山頂上。主堡聖薩爾瓦多建在社寮島東邊，要塞的主結構鄰近雞籠港，主結構四角外邊還有小稜堡，主結構裡有一塊空地，當成一個小廣場，作為搭建兵營、火器庫房等房舍之用。除了聖薩爾瓦多要塞之外，社寮島還有三個附屬的防禦工事，聖路易士(San Luis)拱衛社寮島與臺灣本島之間形成的狹長水道，即是今日的八尺門；「聖米蘭」(San Millan)蓋在島上東側面海的山上，負責瞭望事務，又被稱為「瞭望」(La Mira)堡；「聖安東」(San Anton)蓋在社寮島中央山上的制高點，又被稱為「撤守」(La Tetirada)堡。這三座都是圓堡，也就是圓柱型的小型防禦建築，由於缺乏深厚的城牆，防禦力不如要塞與稜堡，通常是設在海邊或山上作為崗哨，並非主要防禦火力的地方。主堡聖薩爾瓦多擁有最強大的火力與兵力，是防禦領導中心，其他圓堡各司其職，聖米樣堡可偵測可能來自海上的敵人；聖路易士堡除了防阻敵人從八尺門水道進入雞籠港灣外，更是防止原住民從臺灣本島進入和平島的前哨站；位於島上制高點的聖安東堡，屏障整個島上西班牙人的防禦工事，也是西班牙人在戰事失利時，可作為暫時退守的據點。此外，長官官邸、民宅等建築，座落在聖薩爾瓦多與社寮島小山之間的平坦地區，1631年左右，此地約建有30間木造房屋，供殖民地長官與十個已婚的軍官、商務員及其他人居住。1627年，發生淡水原住民首領誘殺西班牙人的事件，1628年，西班牙提督嘉烈紐(D. Antonio Carennio)率領遠征軍進入淡水河河口，經過武力激烈戰鬥之後，讓淡水原住民大為恐慌，因而向西班牙人道歉，並提出和平共處的要求，覬覦淡水一帶豐沛稻米產量的西班牙人遂同意其要求。1628年初開始，西班牙人開始在淡水設置要塞，淡水便成為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一處據點。這座聳立在今日淡水河口小山上的要塞，現代人稱為紅毛城，西班牙人取名為「聖道明城」(Santo Domingo)。這個要塞倚山面海，可以眺望整個淡水河口及控制淡水河的進出，是個建構防禦工事的好地方。可能是缺乏石材的關係，淡水的防禦工事是將大木樁深入土中，然後將木樁並聯圍繞而成，木樁底部鋪上土石，還有多門火砲架在上面，要塞使用的建築材料是黏土、蘆葦、竹子和木材，材料雖然簡單，卻成為西班牙人控制淡水河口附近原住民部落的核心。按照荷蘭人Gerbrantsz Black1629年所繪的北臺灣地圖來看，西班牙人除了蓋了一座要塞之外，還在河邊以木頭圈了一處城寨，應付船隻靠岸及搬運補給時的突發狀況，城寨內還有房舍，可能是西班牙駐軍的宿舍、貨倉及火藥庫等。

1626年，西班牙人到達北臺灣後，道明會士馬地內士也隨之抵達，遠征軍在雞籠港建城不久，他們即在島上蓋了教堂，執行官兵的教務之外，同時對附近住民傳教。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島上有1500戶住民，因為被砲聲嚇到跑到山中避難，遺留的食物被西班牙人搶走，讓他們相當憤怒，全靠宣教師從中安撫、疏通，住民的態度才趨於軟化。當時宣教師們所採用的傳教方法是，先從住民子弟開始，逐漸使教義在村落間散佈。馬地內士也希望能在淡水傳教，因為淡水離中國很近，後者是他很想傳教的地方，1628年，他隨著遠征軍抵達淡水，企圖向附近的村落傳教，可惜在隔年8月因溺水而亡。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愛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當時淡水社的原住民相當不友善，是西班牙人統治淡水的難題，但是愛斯基委耐心的教化了他們，還在淡水建立一座教堂。愛斯基委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過一本《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並且翻譯了一本《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Isla Hermosa)。憑著他的努力，淡水地區的傳教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另一位是伐愛士(Francisco Vaez de Santo Domingo)神父，前往賽納社傳教，還促成賽納社與北投社之間的和平。1633年1月間，賽納社住民因不滿他往來兩地的傳教活動，而加以殺害。接著到淡水傳教的是基洛斯(Theodero Quiros de la Mandre de dios)，1633年抵達後，先任淡水教堂司牧，隨後轉任金包里教堂。1635年，慕洛(Luis Muro)奉命來臺灣，居住在淡水教堂，負責淡水河流域的傳教活動。他對伐愛士神父被殺的事情一直耿耿於懷，立志要以天主教來開化賽納的原住民。他向淡水的守將要求不追究兇手，然後致力福音工作，可是第二年，卻因為勸募糧食的事情被也賽納社人殺害了。西班牙人後來也注意到臺灣東海岸地區，在當時蛤仔難(Gabaran，現今宜蘭一帶)有40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生性剽悍，西班牙人決心討伐，獲得不錯的成果，不久東北海岸亦納入西班牙勢力範圍，宣教師很快便在當地傳教，擴大宣教師的活動範圍。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初期，到臺灣的傳教士很多，但是1635年以後，因為經費困難 ，來的人漸漸少了。雖然傳教時間很短，但是成績還是相當可觀，至荷蘭統治時代，還有很多原住民能講西班牙語，荷蘭人探勘金礦時，往往需要通曉西班牙語的人才，並且以西班牙貨幣作為餽贈原住民的禮物，由此看來，西班牙人在北部臺灣的時間雖短，卻有其影響，這也要歸功於傳教士的貢獻。

西班牙的佔領北臺灣，荷蘭人一直頗為在意，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雞籠時，荷蘭人即認為應將其驅逐出臺灣島，但當時並無足夠的武力發動戰爭，只是持續注意雞籠、淡水的局勢。1628年6月，巴達維亞的總督科恩派出6艘船艦前來大員支援，主要任務除應付中國沿海的混亂局面，還包括對付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1629年，荷蘭第三任的臺灣長官納次得知西班牙人的勢力已經伸入台北平原，乃建議公司以武力驅除。同年7月下旬，納次派遣軍隊進攻淡水，但遭到激烈抵抗，這是荷、西兩國在台灣第一次的武裝衝突。1640年9月中起，荷蘭人兩度派員偵察淡水、雞籠，獲悉只有400個人駐守雞籠和淡水，沒有貿易活動也極度缺乏糧食。1641年8月24日，荷蘭人派Joan van Linga隊長率領船隊前往雞籠、淡水，他們在雞籠港登陸，住進社寮島對面的金包里村落，發現雞籠港內沒有西班牙船隻，只有6、7艘中國船。荷蘭遠征隊進入雞籠港灣，也成功地與淡水人建立友好關係，同年10月，淡水住民還到大員，向荷蘭人表達歸順之意。

1634-1635年間，馬尼拉的商業貿易並不順暢，中國商人供應的貨物過多，但馬尼拉的西班牙人缺乏資金購買，迫得中國商人必須削價求售，因此虧損不少。1636-1637年間，美洲至馬尼拉的大帆船停止行駛，銀元無法運至馬尼拉，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苦於現金給中國商人，馬尼拉市民原本訂購的商品，有四分之三被中國商人扣押，中國商人因此離開馬尼拉，表明他們不願意再承擔損失。對馬尼拉而言，1630年代的下半期，因美洲白銀輸入減少，使得中國人帶來的貨物滯銷，價格下跌，雞籠、淡水的西班牙人亦面臨同樣的窘境。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之後，原先寄望以此重開1624年以來中斷的對日貿易，以及打開對華貿易，剛開始的時候成效還不錯，1634、1635年間，雞籠一度成為福建與馬尼拉之間的通商中心，全盛時期有多達22艘滿載貨物的船隻同時開進港內。但是西班牙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一直無法改善，1638年以後日本又厲行鎖國政策，西班牙對日貿易因而中止，且鄭芝龍完全控制台海之後，禁止福建商船來雞籠，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北部與荷蘭人抗衡的作用已失去其半。西班牙以雞籠為據點，與中國商人建立貿易關係，中國商人亦極願意載運商品來賣，但是西班牙人卻沒有充足的現金購買。1635年，呂宋南部不斷發生叛亂事件，西班牙人無暇顧及臺灣，新任菲律賓總督克奎拉(Sabastian Hureado de Corcurea)，認為佔領臺灣的必要性減低，決定轉移經營重心。西班牙人在雞籠、淡水派駐軍隊、設立堡壘，駐軍的薪水、後勤補給、堡壘的整修等，費用相當龐大，每年的開銷成為菲律賓總督的財政負擔，1637年，馬尼拉的菲律賓總督重新檢討對台政策。但是西班牙人無法斷然結束在台灣的經營，菲律賓總督擔心會影響西班牙在東亞海域的聲譽，亦需安撫反對者，於是只決定縮減駐軍規模，並毀棄不必要的堡壘，不僅放棄了淡水堡壘，在雞籠港，亦只保留聖薩爾瓦多（或聖救主城），只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受到雞籠當地道明會的反對，另外保留另一個靠近八尺門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