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廠前身為民國九年奉准籌設於上海的「上海造幣廠」，民國十七年改名為「中央造幣廠」，隸屬財政部。至民國二十二年方才正式開鑄，但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追隨政府遷往後方，先後於武昌、成都、桂林、蘭州及昆明成立分廠。抗戰勝利後，各分廠陸續結束鑄造。民國三十五年，本廠復遷回上海，但於國共內戰失利後，於民國三十八年，又隨政府播遷來台，設廠於台北市酒泉街，同時改隸中央銀行。民國六十五年遷建新廠於現址─桃園縣龜山鄉振興路577號。本廠為中央銀行轉投資生產事業機構，主要任務為經營流通硬幣及紀念幣之鑄造、銷毀、回籠硬幣整理等業務。並在不妨礙流通硬幣及紀念幣生產任務下，得依業務及市場需求，兼營紀念章牌及其他各種金屬鑄品業務。─以上資料摘修自中央造幣廠官方網頁http://www.cmc.gov.tw/main.htm

1998年（民國八十七年），雖然台灣銀行的貨幣發行權已經由中央銀行收回，但是由於業務交換及新版貨幣的圖案未能及時完成定案，所以由中央銀行定名「安一版」的新版新台幣，至八十八、八十九年始定版，並於八十九年七月三日起陸續正式發行。此安一版新台幣的主要圖案除了名人肖像外，大量採用與台灣特殊風土民情有關的事物，而且不同面值的圖案亦不同，呈現多元活潑的樣貌。各版主要顏色及圖案如下：壹佰圓（紅色）─正面國父像，背面中山樓；貳佰圓（綠色）─正面蔣公像，背面總統府；伍佰圓（咖啡色）─正面體育(少棒運動)，背面大霸尖山、梅花鹿；壹仟圓（藍色）─正面教育(小學生上課)，背面玉山、帝雉；貳仟圓（紫色）─正面碟型天線、中華衛星一號，背面櫻花鉤吻鮭、南湖大山、松。為了因應日益進步的印刷技術，防止偽鈔流入貨幣市場，阻礙正常交易的進行，配合新版新台幣的印製，特別設計了多道的防偽辨識。並且透過多種宣傳管道加強民眾對新版新台幣的認識，以及辨識的技巧。您也可以進入中央銀行的官方網站，透過以下網址http://www.cbc.gov.tw/issue/money/tb3.htm的介紹，了解中央銀行發行之貨幣及偵偽鈔辨識。目前在台灣正式流通的貨幣，有伍角、壹圓、伍圓、拾圓及伍拾圓等面值。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國民黨政府開始大刀闊斧從事財政金融建設，同年十月六日公佈「中央銀行條例」明定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並在上海正式成立總行，肩負起當時統一幣制、統一國庫及調節金融之責任；二十四年十月一日又成立中央信託局，負責購料、信託、儲蓄、保險、易貨儲運等業務，其中購料業務中即包含籌辦設廠自行印製鈔券事宜。 對日抗戰前及抗戰初期，中、中、交、農四家銀行所發行之法幣仍全數委由國外印製，迨至二十九年夏，因中國海岸線幾全部遭日軍封鎖，國民黨政府當局為免鈔券供應中斷起見，乃在重慶籌購鈔紙、油墨，準備鈔券印版事宜。三十年二月一日籌備完成，於中央信託局成立「印製鈔券事務處」（旋改稱為印製處），資本額為五百萬元法幣，同時接收財政部重慶印刷局（位於重慶棗子嵐埡），改稱為「重慶印刷廠」，本廠自是日起正式創立。大陸時期之組織可概分為重慶時期與上海時期二階段，前者自三十年二月至三十四年底，後者自三十五年元月至三十八年六月，在區域上則涵蓋北平、上海等地，而組織上多為接管（收）或收購當地現存印刷（造紙）工廠後投入生產。惜因時隔久遠，相關文件資料多已佚失，僅能以簡述方式行之。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一日本廠總管理處正式遷台辦公，在民國四十三年四與台北廠合併改稱為「中央印製廠」。民國五十年六月中央銀行復業，同年九月奉命接收台灣銀行大理街印刷所，改稱本廠萬華廠，印鈔工作方始統一全部交由本廠印製。同時，早在民國四十一年春，為防範空襲及維護安全起見，曾分期疏建廠房於新店青潭。民國四十七年成立青潭辦事處，迄至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葛樂禮」颱風之後，因三重舊廠歷經災患，且廠房四周已被市廛包圍，無法擴建，不堪重任，遂將經營十數年之三重廠址所有機器設備人員，陸續分批遷移青潭，於五十三年五月執行完成。嗣為提高生產品質，加速本廠生產設備現代化，續於五十二年八月購妥新店鎮安坑土地，開始籌建安康新廠。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設總廠及安康廠於台北縣新店鎮二城路三十號（即現址新店市安康路三段二三五號），青潭原址（即現新店市北宜路二段二００號）設為青潭廠，原設之萬華廠併於青潭廠。 本廠遷台初期因業務清淡，全廠人員最多時亦僅約五百人，俟接管總統府印鑄工廠及台灣銀行印刷所後，人數增為九百餘人，其後青潭、安康兩廠陸續成立，進而突破千人。至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因鈔券委印量大幅增加，全廠員工達到最高峰之一四五六人（當年度預算員額為一四七七人）。此後本廠為配合行政革新組織員額精簡計畫，人數乃逐年遞減至目前之一一四一人（截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以上資料摘自中央印製廠官方網頁：本網簡介http://www.cepp.gov.tw/cweb/cepwpart2/cepwpart2.htm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本營設立在巴達維亞（印尼），主要目的在於經營東亞地區，以擴張殖民地為手段，獲取商業貿易利益、資源和傳教為主要的二大目的。東印度公司成立的一百多年間，剛好見證了荷蘭的黃金時期，它在1799年解散，也正好是荷蘭黃金時代的尾聲。而這段時期，因為歐洲各強國的殖民地與貿易範圍的迅速擴張，引領了資本主義的逐漸盛行，許多中產階級和商業新貴開始出現，讓各國本身的經濟、社會體制開始產生巨大的轉變。

出於大食諸國，及真臘、占城兩國，而以大食為上。獵者見象，以藥箭射之，象負傷逃遁一、二里後，藥發而斃。獵者取其牙，埋諸土中，積至十餘支左右，方搬至大食；再以舟運至三佛齊、日囉亭等地交易。

五代時，泉州便出口陶瓷。處州瓷器（哥窯、龍泉窯）、泉州青瓷器在世界均享有盛名。建陽的建窯以黑釉聞名，所產兔毫盞是品用斗茶（註：茶藝比賽）者愛好的瓷盞；阿拉伯人也熟知建瓷 Ghazar-Sini。伊德里西稱贊泉州 Susah：“建築美麗，買賣興隆、商務信譽，馳名於世；所產瓷器，極其精美。中國所稱的建瓷，尤其別緻”。建瓷的名聲之大，在青釉、青白釉、白釉與醬釉之外，別具一格。泉州附近各縣，外銷窯十分集中，德化就有四十八處窯址，宋元之際已在世界展露頭角。馬可?波羅特別提到，刺桐城附近的泉州Tiunguy“製碗和各種瓷器，既多又美，價格便宜。除了這個港口之外，其他港口都不出這種東西”。他說的泉州（閩南語譯音）瓷便是供外銷的泉州青瓷（土龍泉），但著名的德化瓷也是使用這個名稱。泉州的市舶之利，自宋代起即日趨顯著，自元代達到高峰。南宋時的泉州，不僅是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同時也成為伊斯蘭教徒在中國的主要群居地之一。這些以經商為主的伊斯蘭教徒，不但繁榮了泉州當地的經濟，同時也在當地興建清真寺，增加了當地的伊斯蘭教景觀。此外，這些伊斯蘭教徒在中國為官者日多，其中甚而能影響當時中國政局的發展，蒲壽宬和蒲壽庚兄弟，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東晉安帝隆安三年（西元399年），法顯和同學慧景、道整、慧應和慧嵬四人，從長安出發沿著河西走廊經蘭州、張掖、敦煌，西出陽關。在穿越白龍堆沙漠時，進入了此行最艱難危險的一段路程；翻越小雪山時風雪暴起、天寒地凍，同行的慧景禁不住嚴寒而死，法顯撫之悲慟難抑，但是為了完成大願只有揮淚繼續前行。在越過五千二百多公尺高的小雪山後，終於到達了恆河流域的中天竺！法顯此次西行前後凡十五年，帶回的梵文經典甚多，翻譯出六部六十三卷一百多萬字。他寫《佛國記》記述了西行求佛法的經歷，八十六歲時逝世於荊州。法顯不僅體現了堅毅不拔的精神，其經歷見聞也有助於我們，了解西域文明古國的風土民情。

貳師泉又名懸泉，俗稱吊吊水。傳說在西漢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104年），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征大宛，來到安西、敦煌間這片戈壁沙漠中，士卒斷水，焦渴難忍。李廣利面對石山峭壁長嘆，舉劍向一處山壁刺去，一股清泉頓時從石壁上噴湧而出，救了全軍性命，後人就將此泉稱為貳師泉；直至今日，仍有涓涓細流從石縫中滲出。西漢政府在懸泉谷口西側，設懸泉置。「置」就是以四匹上等馬駕駛傳車傳遞文書的郵站。西元1990年，考古學家在此發掘出漢簡一萬八千餘枚、西漢麻質紙和數千件貨幣等珍貴文物，堪稱一座古代郵傳、文書制度的博物館。

廣州自秦代以來，即為中國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漢代的「譯長」、唐代的「市舶司」皆首置於其地。進口各類物產，如香料、珍寶、象牙，出口則是中國的絲綢、陶瓷、茶葉，甚而書籍等，其航線東至日本，西達波斯灣。即使元代的泉州港，清後期的上海港先、後出現，取代她在海運上的龍頭地位，至今為止，她仍是中國數一數二大型國際貿易港口。在諸多貨物當中，瓷器的出口最具「海上絲路」之特色。自從瓷器成為海上運輸的主要外銷貨物，廣州便是最大的瓷器輸出港，自唐至元，歷久不衰。阿拉伯商人都知道廣州生產瓷器，其實廣州瓷器來自東南沿海和長江中游各地的窯場。宋代著名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耀州窯和磁州窯瓷器，都由這裡運送東南亞、印度、西亞、和東非地區。宋代廣東的外銷瓷窯則分布潮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明代外銷瓷窯主要分布在潮州、佛山（石灣）、惠州、惠東、惠陽和平遠等地。廣州西村窯也是一處外銷瓷窯，但不見方志記載。西元１９５６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發現燒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繪、青釉和黑釉等幾種，印花青瓷可能使用耀州窯印模，專供南海各地使用。三十年來該窯瓷器大多見於東南亞各國，國內絕少見到。伊本．貝圖達尤其推崇廣州瓷業的繁盛，他說秦克蘭（廣州）和刺桐（泉州）一樣，盛產瓷器。“秦克蘭是世界聞名的大城，最大的市場是陶瓷器業，商人從這裡將瓷器運到中國各地，又行銷印度、也門”。

韓國男子除褲子和短上衣外，基本上穿馬甲和馬褂子。原來傳統韓服並沒有馬甲，後因西服的影響開始在短上衣外穿起佩有能放東西的口袋的馬甲。女子韓服傳統的色彩安排則是紅色裙子配上淡淡的淺綠色上衣或是白色、藍色短上衣。據載新羅「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玄宗皇帝詔可之，兼賜衣帶還來，施行以夷易華……自此以後衣冠同於中國」。「新羅衣服略與高句麗、百濟同」韓國傳統服飾深受中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