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改革項目中，廢除八股考試的變革，因為牽連到全國各地眾多科舉考生的前途利益，為最受爭議的項目，所遭受的阻力也是最大，因而失去民間知識份子的支持。而汰除閒散衙門與冗員，更直接衝擊官員的既有地位與利益，遭到強烈的反對聲浪。至於裁撤綠營，命旗人自謀生計，勢必導致眾多滿人的既得利益喪失，引來滿漢之間的嫌隙對立，使滿人官員更為痛恨猜忌。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即提出質疑「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措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認為古文經書如《周禮》、《逸禮》、《毛詩》、《左氏春秋》，乃是漢人為幫助王莽篡漢，用孔子的語氣所偽造，藉以動搖泥古的保守觀念，舊學說不完全可信。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認為經書乃是孔子假託古人言論，按照自己的想法寫成，乃是將古代政治理想化，藉以託古改制，藉以強調孔子也是維新派，來支持自己的變法主張。由於此二書的內容過於激烈，遭到知識份子的強烈批評，而其改革主張也過於躁進理想化，導致變法運動不僅被守舊派人士強烈反對，更無法獲得維新派人士的有效的支持。光緒皇帝在明言「太后若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後，慈禧太后答允不過問下，光緒頒佈國是詔，變法運動正式展開。然而光緒皇帝並無實權，真正實權仍然掌握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再加上主持改革的官員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既欠缺實際的政治經驗又位居小官，沒有實際影響力，而原本支持變法的重臣諸如翁同龢等人，在過程中皆遭到罷退，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官員又皆由守舊派所掌控，導致所擬訂的改革無法推行。袁世凱由於參與過強學會，又曾和翁同龢深談時局，慷慨激昂，儼然是個觀念前進的愛國志士，使維新派人士以為袁支持變法維新。由於守舊派擁有實權，維新派等人於是希望取得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的支持，後由譚嗣同力勸袁世凱發動政變、誅殺榮祿，保護光緒。但袁世凱卻出賣維新派，將其密謀告訴守舊派大臣榮祿，慈禧太后遂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推翻新政，逮捕維新人士。

清末的立憲運動，主要是利用組織團體、刊物宣傳、群眾請願的方式加以進行，以集體的名義向皇帝和官方機構表示意願。在立憲運動的過程中，先後出現了許多勢力龐大的團體。他們一方面在民間網羅支持者，一方面向清廷請願施加壓力，以促成君主立憲的早日實施。這些勢力龐大的團體，主要可以分為帝國憲政會、政聞社和預備立憲公會。帝國憲政會的主持人是康有為，本部在紐約，是由之前的保皇會改組而成。其主要主張有二，希望光緒皇帝出面主持大政、回應全國要求立憲的潮流。由於康有為是戊戌政變後的通緝犯，所以帝國憲政會的主要勢力在海外，參加者以僑民為主。政聞社為梁啟超所組，地點設在東京，主要成員多為旅居日本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活動範圍集中在日本，其主要訴求為要求清廷「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預備立憲公會的主持人為清末狀元張謇，參加成員多為官場與實業界人士，主要來自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他們的訴求主要在請願速開國會，清末幾次大規模的請願速開國會運動，策動人物主要即來自預備立憲公會。

隋煬帝廢北周以來之總管府，唐高祖恢復，不久改為都督府（十州以上為大都督府，不滿十州為都督府），玄宗以二萬戶以上為中都督府，不滿二萬戶為下都督府。其後都督多帶使持節，號稱「節度使」。玄宗天寶時，設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十節度經略使（嶺南稱經略使）。這是軍事上的軍區制度，原與地方行政制度無關。安史之亂後，唐朝於軍政重地設節度使（並兼觀察使銜），一般地區設觀察使，皆統領數州（治所所在為本州，節度、觀察使又兼本州刺史，其餘各州為「支郡」），全國節度、觀察使多至四、五十道。部分節度使（如魏博、成德、平盧、淄青等節度使）手握重兵，不服中央之號令，隨意任免地方官吏，租賦稅收不入於中央，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節度、觀察使之下，各州刺史因多由節度、觀察使逕自任命部下將領充任，也多帶防禦使、團練使銜。節度、觀察使的幕僚，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節度掌書記或觀察支使（掌文書，有出身者稱節度掌書記，無出身者為觀察支使）、推官、巡官等。各州刺史因帶防禦、團練使銜，也有判官、推官等幕僚。新的「藩鎮」幕僚出現後，與原有的司錄（錄事）參軍、諸曹參軍等「軍府」僚佐並立。

清末西學東漸以後，部分知識份子在接觸見識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之後，開始大力推廣西學，較為有名的知識份子有馮桂芬、鄭觀應、王韜等人，較為有名的著作有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他們的主張可以歸納為四部分。政治方面：行使君主立憲制度、開議會。外交方面：維護國家主權、改正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經濟方面：強調發展工商業、企業歸人民經營、商辦而不官辦。學術教育方面：變通文武科舉考試制度、增設女學、廢除纏足。

由於新政實際上並未超過戊戌變法的範圍，再加上慈禧缺乏誠意，對於漢人的防範挾制愈來愈嚴，因此多數新政無法跟得上民心與環境的改變，徒成具文，略有成效僅有數項而已。更因為義和團事件釀成八國聯軍大禍後，民眾對於滿清政府的改革誠意與能力逐漸失去信心，革命派的思想傳播逐漸開展，與維新派的路線論爭取得優勢，滿清政權的基礎逐漸動搖。

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興起一股瓜分中國、強行租借沿岸港灣、劃分勢力範圍的風潮，其中東北及長城內外成為俄國勢力範圍，並強行租借旅順、大連。山東港灣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並在天津、漢口設立租界。西南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並租借廣州灣。福建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長江流域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由於英國的在華商業利益反而因此次的瓜分風潮大受限制，再加上美國不願中國的瓜分而影響其在東亞的利益，於是具有強大商業競爭優勢的英美二國共同研商討論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可能性。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照會西方列強各國，提出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主要內容有二，第一：各國在中國勢力範圍內或租借地內對通商事業或投資事業，不得加以干涉。第二：中國現行海關稅率，對於勢力範圍內之口岸的貨物進出，均為適用，稅款由中國徵收。這項門戶開放政策列強各國陸續同意。但由於此項政策主要在於強調要求均等的貿易機會與待遇，全是以通商經濟利益為考量，未顧及到中國政治主權與領土完整。在義和團事件爆發後，海約翰再度通牒各國，添加一條中國行政領土完整的原則。美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至此方算完備。

共和時代晚期羅馬國內因爭奪政權和建立軍事獨裁進行內戰，雖然在西元前60年龐培、克蘇拉及凱撒結成所謂的「前三頭聯盟」，但隨後又進入內戰，龐培於西元前48年在法勒沙【Pharsalus】 戰敗而逃往埃及，不久即遭暗殺。此後龐培的繼承人雖仍繼續與凱撒爭鬥，直至西元前45年凱撒的權力已達顛峰。接下來的凱撒著手進行很多頗有成效的改革，奠定往後帝國建立的基礎，但在西元前44年凱撒遭到暗殺身亡，羅馬再度陷入混亂世界。西元前43年與凱撒有密切關係的三人：密友安東尼、騎兵長官雷必達及凱撒的養子屋大維形成後三頭時代，經過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及內戰，屋大維取得最後的勝利。勝利後的屋大維鑑於先前凱撒遭暗殺的前車之鑑，屋大維在集權過程中相當小心，表面上尊重共和，自稱「第一公民【Princeps】，目的在避免「國王」或「獨裁」等令羅馬人厭惡的頭銜。西元前27年屋大維接受元老院所授予的「奧古斯都」【Augustus】（具有神聖、偉大之意）的尊號，集政治、司法、宗教及軍事最高首長等大權於一身，實際上已成為羅馬皇帝。

在中華民國的行政單元裡，「省」是行政院與縣之間重要的聯繫單位；在權限上，有獨立的人事財政自主權。由民國15年11月公佈的〈省政府組織法〉裡，可以看出省政府的權限，其中第二條規定：「省政府不牴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得依法發布命令。」第三條規定：「省政府對於所屬各機關及縣、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逾越權限，或其他不當情形時，得停止或撤銷之。」可顯見省政府在地方自治法規中，有獨立發布或廢止地方命令的權限。依據〈市組織法〉規定，要升格為院轄市必須要符合：一、首都所在地，。二、人口在100萬以上，三政治經濟文化有特殊情況等三個條件。民國56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而高雄則於民國68年7月1日升格為直轄市。省轄市升格為直轄市後，首長的職權提高、財政自主權也提高，因此是省轄市的夢想。

推行維新運動的另一主力為在華的西方傳教士與歐美商人的活動。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傳教士與商人陸續在通商口岸開設教會、報館與學校，他們希望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進步，以便於他們發展教務和擴大商業活動。

戊戌政變，是維新派的一次大失敗，對於康有為、梁啟超也是一次大打擊。政變發生後，梁啟超與康有為陸續逃離前往國外組織保皇黨，此時正在日本的孫中山，則希望能夠和康梁二人合作，想把革命維新二派結合起來，一起行動。於是開始有兩派合作的醞釀。八國聯軍期間，譚嗣同的知交唐才常趁機行動，分成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在政治方面，在上海成立了「國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己擔任總幹事，計畫組織「自立軍」。在軍事方面，則在長江流域一帶起兵。由於其勤王排滿的號召自相矛盾，再加上所利用之會黨不足以成大事，陸續遭到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所逮捕殺害，自立軍起事，終歸於失敗。自立軍起事的失敗，對於維新派來說，是第二次嚴重的打擊。部分維新派人士經過此一挫折後，陸續加入革命陣營，以實際行動否定了康梁的維新路線，而海外華僑對於路線的問題也發生重大的轉變，革命派與維新派的聲勢自此一事件後發生轉變，革命派勢力取得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