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日本在美國培理艦隊壓迫下，被迫打開閉關自守的門戶。由於日本國內對於政治與社會現況的不滿再加上外來的威脅，興起一股「尊王攘夷」的風潮，這股風潮迫使幕府大將軍在1868年將權力交還給15歲的明治天皇，此一政治運動稱為「王政復古」或「大政奉還」，結束了長達265年的德川幕府統治時代。1868年3月，明治天皇率領公卿諸侯祭告天地，宣讀「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共展經綸。三文武百官以至庶人，務使各遂其志。四破除舊日陋習，一切從天地間的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明治維新」從此開始，日本此後就在以天皇為國家精神象徵、五條誓文為改革基本綱領走向西化改革的新政。

由於中國內部不斷的發生有組織有力量的革命行動，光緒三十三年清廷為了抵制日漸高漲的革命風潮，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籌備立憲行動。諭設資政院，並令各省籌設諮議局，並創刊「政治官報」，以宣傳立憲政令，介紹各國的憲政思想與制度。光緒三十四年頒佈了「憲法大綱」，以九年為召開國會實施立憲的期限。可惜憲法大綱中，卻將皇帝的權力提高到比日本明治天皇的權力還大，失去君主立憲以君主為虛位元首的意義。宣統元年和宣統二年，中央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分別正式成立，成員多半為曾經擔任官吏的士紳。各省諮議局成立後，他們的共同政治要求，是向清廷請願儘速召開國會，經過三次請願風潮後，再加上中央資政院開會討論後，全體議員均表示贊成，清廷迫於壓力下，將九年的預備期限縮短為六年。宣統三年清廷頒佈內閣官制十九條，並公佈了所謂責任內閣的閣員，十三人內閣名單中，滿人佔了八名、漢人四名、蒙古人一名。而滿人八名中，皇族又佔了四位，又以聲名狼籍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因而被譏稱為「皇族內閣」。經過此次事件後，立憲派人士對於清廷大失所望，認為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因而轉向同情支持革命運動。

立憲派認為革命將導致內亂及列強瓜分危機，應設法改良現有政府，實行立憲。革命派認為革命志在建立民國，有正當目標與嚴格法紀，因此只會有短期的革命行動，不會有長期的內亂。列強干涉方面，縱使情勢引起國際干涉，亦無須畏懼，因為如此將促使國民同仇敵慨。至於現在的政府，絕無改良的可能，也無改革的誠意，無法期待在體制內進行改革，只有將其推翻，才能挽救國家。梁啟超對於革命黨「驅除韃虜」的號召，深表反感，斥之為「小民族主義」，主張文化民族主義，認為應將國內各民族視為整體，以對抗列強侵略。革命派則是主張種族民族主義，認為必須打倒腐敗的外族政權，民國成立以後，國內各民族獲得平等才能融為一體。立憲派認為當時中國人程度尚無資格實行民主政治，即使君主立憲亦不能行，只能先實行「開明專制」，訓練人民政治能力，再轉移至立憲。革命派則引用天賦人權學說，強調自由人權是人類所共同具有，天生具備擁有的權力與能力。只要民國政府一成立，可以透過制度運作。工業革命後，西方各國貧富日益懸殊，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為避免中國未來重蹈西方覆轍，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立憲派則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組織優於西方，土地兼併不劇，如實行土地國有政策，將導致更多問題，強調當前應做的是獎勵資本、保護勞工。

在中華民國的行政單元裡，「省」是行政院與縣之間重要的聯繫單位；在權限上，有獨立的人事財政自主權。由民國15年11月公佈的〈省政府組織法〉裡，可以看出省政府的權限，其中第二條規定：「省政府不牴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得依法發布命令。」第三條規定：「省政府對於所屬各機關及縣、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逾越權限，或其他不當情形時，得停止或撤銷之。」可顯見省政府在地方自治法規中，有獨立發布或廢止地方命令的權限。依據〈市組織法〉規定，要升格為院轄市必須要符合：一、首都所在地，。二、人口在100萬以上，三政治經濟文化有特殊情況等三個條件。民國56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而高雄則於民國68年7月1日升格為直轄市。省轄市升格為直轄市後，首長的職權提高、財政自主權也提高，因此是省轄市的夢想。

雖然就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物來看，自強運動倡導者已是觀念最為前進的一群，但實際上他們對於西方的認識極為淺薄有限，甚至誤解。由於當時中國只有少數沿海口岸與西方有所接觸，廣大的內陸地區仍然侷限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再加上朝廷守舊派官員居多數，自強運動不論在官方或民間所遭受到的阻力都甚為強大。以修築鐵路為例，守舊派反對的理由無奇不有，包括鐵路吵鬧之聲打擾墳墓中祖先的安寧、鐵路破壞風水、鐵路將使販夫走卒失業造成社會不安、鐵路使敵人容易運兵影響國防。由於守舊派的層層阻力，以及中央領導者共識有限，因此所有的新政措施都不是在中央做好決策通令全國一致實施。只能由少數地方大吏在部分地區各就其力量所及，擇要舉辦，缺乏全盤性的規劃。而各主辦者之間，又往往無法顧全大局、齊心合作，例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都各有其自己的轄地，上海、福州與武漢的自強新式事業，成效分散而有限，甚至造成各行其是、抵觸衝突的狀況，增添新政實施的困難。各項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仍須依靠下層官員與技術人才的運作，然而陳腐的官場陋習、不健全的人事制度，再加上欠缺經費和人才，導致新政的運作效率低落。由於自強運動多項新政均需仰賴外人的技術指導，但是所聘外人多非優秀人才，甚至僅為優厚報酬而來，且多專橫把持權位，新政事業更無法有效推展。

在清廷朝野眾多的議論中，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弛禁，一派主張嚴禁。弛禁論以太常寺少卿言午乃濟為代表，他曾在廣東為官，對當地鴉片貿易情形相當熟悉，他的弛禁論觀點為嚴刑峻法並不足以遏止走私與吸食，要防範銀漏的方法為：第一，將鴉片徵收重稅進口。第二，販賣鴉片所得之銀不准帶回，只允以貨易貨。第三，允同民間販賣吸食鴉片，但官吏、士人及兵丁不得吸食。第四，准可中國內地種植鴉片。然而弛禁的方法並沒有達到防止銀漏的目的，鴉片進口沒有絲毫減少的現象，於是痛下猛藥的嚴禁論繼之而起。首先主張嚴禁論的代表人物為鴻臚寺卿黃爵滋，他斷然提出以重刑懲治吸煙者，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主張以一年為期，限令吸食者戒除，如不戒除，處以死刑，並以五家為單位，知情不報者治罪。如有官吏吸食，除本人處死刑外，子孫不得應考。各地督撫紛紛呼應嚴禁的措施，其中以湖廣總督林則徐態度最為堅定，他認為「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此番說詞使道光皇帝痛下決心禁煙，道光十八年（1839），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執行禁煙工作。

魏源字默深。鴉片戰爭期間，曾擔任兩江總督的幕僚，發覺中國之所以失敗，固然由於西洋人之船堅砲利，而當局對外界之缺乏認識，以及內部軍事、政治的腐敗，為主要原因。今後革新自強之道，唯有從社會人心方面著手，乃著「盛武記」一書，歷敘清初歷史推求盛衰之理。後來根據「四洲志」及歷代史志輿地書籍，加上外人紀錄，撰成「海國圖志」。此書內容包括四部分：一為記載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和最近情形。二為敘述鑄造和使用西洋大砲的方法。三為敘述製造西洋輪船、水雷和實用工業技術。四為整理當時朝野和魏源本人應付西洋各國的策略。魏源不僅主張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之根本改革。他於序言上說明編書之動機：「為以夷以攻夷而作，為以夷以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國圖志所透露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在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所產生的第一部改革方案，也為中國在面對西方挑戰下所引起的第一次有力反應。他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張，後來成為自強運動的指導方針，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端的清代知識份子。

布農族的（pasibutbut）是一首在傳統布農社會於每年二月播種祭之前，郡社及巒社群人所唱的一首祭歌。由於其演唱的複雜性及禁忌的限制，因此無形中增添了很多外加的神秘感及不同的解釋法。以小米（dilas）為主食的布農族人，在每年整地完畢到播種祭之前，就運用一套嚴肅的祭儀，透過pasibutbut的集體演唱，把布農族人的心願及祈求傳達出去。台灣原住民當中，最先被國際人士知曉的，是以「八部合音」聞名於世的布農族。西元1952年日本的音樂學者黑澤隆朝將布農族的Pasibutbut(祈禱小米豐收歌)寄至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當代的知名音樂學者聽了之後，驚訝於古老的部落為何會有如此繁複的和音，當時西方的音樂學家認為音樂的起源是由單音、雙音而發展至和音的理論也不攻自破，從此重寫了音樂起源說的論點。每年十一?十二月之間，布農人舉行小米播種祭，為了祈求小米能夠豐收，因此社裡的男子圍成一圈，一起合唱「祈禱小米豐收歌」。族人相信，歌聲越好天神越高興，今年的小米就會結實累累。因此，每一個人都以虔敬的心情唱著。歌聲一開始，其實只有四部合音，但當音域高到某一個層次時，軌出現了八個不同的音階，因此被世人稱之為八部合音。這也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音方式，台灣原住民的音樂堪稱世界音樂的瑰寶。除了「祈禱小米豐收歌」以外，布農人和音唱法是無所不在的，凡飲酒歌、祭槍歌都以和音的方式來表現。雖然布農人的傳統生活習性已經改變，祭歌之類的吟唱，只在某些表演場合才聽得到。西方宗教進入布農部落以後，以傳統曲調配合宗教涵義的歌詞，使傳統歌謠的發展呈現了新的生機。就連四、五歲的小孩，都能以和音的方式唱誦布農族的歌謠，不禁讓人羨慕上天賦予布農人的天賦與才華。

卑南族的社會裡有二個領導人物： 一個是男祭師，負責主持部落性的重要祭儀。一位是政治領袖，由村子裡領導能力強的人來擔任，負責部落裡重大事情的協調者，一是人獵祭、爭戰的領導人物。目前男祭師依然沿續傳統的職責，在部落裡受人敬重。政治領袖則因現代行政體系的介入在各村的職權消長也有所不同。以南王為例，里長的職權有凌駕傳統領導人之趨勢，但長老群依然受敬重。建和則恰好相反，頭目的領導地位居高不下。有些村落的年輕人有感於傳統文化的式微，近年來極力鼓吹延續傳統命脈的活動，呈現了年輕人拉著老人往前跑的現象。不管任何形式的演變，族中長老的生活體驗與傳統智慧依然是族人諮詢的對象與精神支柱。卑南族早期是母系社會，母系社會的特色，婦女在親族社會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卑南族家系承傳是以女嗣承家為主。母系社會在知本及卑南這二個社群中，以知本社群因深受排灣族和漢人的影響，且份子複雜，所以傳統文化的保存較不完整，而卑南社群的卑南社，即今日的南王村，則是今天卑南傳統文化保存最多的一部落。卑南族的社會組織是建立在母系世群二個團體形式上，所謂母系社會有下列幾點特質：(一)婚姻上，男子以入贅女方家為原則。(二)氏族姓氏的繼承以女子為主。(三)財產的繼承是母傳女。(四)祭祀權的管理與責任也是由母親方面的女子來承續。卑南族親屬組織是以血族型認親法則為基礎，而受長女繼承的影響。血族型認親法則的特性是：父母雙方的親屬完全相等，子的後裔與女的所出也是完全相等親疏地位，但受長女繼承的影響，長女繼家招夫，實行從母從妻居，次女以下的女性雖然婚後 另行建家，過核心家庭生活，但次女以下的女性初婚時，必需先與長姊居住一段時間，直到生下第一胎後，始另行建屋。雖然卑南族是以母系社會的招贅婚為常則，但求婚者以男性為主動，通常男子以自己的頭巾和檳榔袋送與女子作為定情飾物，女子接受後，男子常採薪柴送女家，女子亦到男家幫男子母親工作，後由男方家長向女方求婚，與阿美族的男方被動稍有不同。然而這樣的習俗也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調適。以結婚為例，目前大都是從夫居住的父系社會的婚姻法則。孩子們的姓氏也以父親的姓氏為主，有些家庭則一半從父姓、一半從母姓。

根據口語傳說，賽夏族的主要發祥地原本是在大霸尖山附近：「由於洪水氾濫變為汪洋一片，僅存的一個人躲進織布機的木筒裡，漂到大霸尖山。當時大霸尖山住著一位造物者，他撿起這個人，把人切成小塊丟進水裡。這時，肉變成賽夏族，骨變成泰雅族，內臟變成漢人」。後來祖先自大霸山山麓移至大湖及苗栗一帶，其後又繼續南移，經過族群的擴散和遷移，如今賽夏族的分佈地區約在新竹苗栗兩縣交界的山區，和泰雅族毗鄰而居，並以鵝公髻山和橫平背山的脊線，分為南賽夏與北賽夏兩群。族人分佈以苗栗縣南庄鄉最多，主要在東河、蓬萊、南江三村。其次為新竹縣五峰鄉，新竹縣竹東鎮亦有賽夏族人。賽夏深受泰雅族影響，也有紋面習俗，是父系社會，以矮靈祭聞名。賽夏族的社會運作，除了有地域性的部落組織之外，更重要的是父系氏族組織。由於賽夏族的社會是典型的父系社會，因此以共同父系祖先為主軸，所形成的血緣團體，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通常，聚居在鄰近地區有直接父系血緣關係的家戶，形成部落內一起舉行「祖靈祭」的祭團，這也是共同開墾、築屋、共組獵隊等最基本的實際行動單位。這些直接血緣團體，透過「姓氏」概念的分類整合，又組成具有傳說血緣關係的父系氏族，成為跨部落的社群單位。賽夏族人的姓氏很特殊，以動物、植物、自然現象作為氏族的圖騰，並加以應用在漢姓上面。如「風」姓的族人相傳他們的祖先是風的後代。「日」姓的族人是神話傳說中射日英雄的後代。「芎」姓則為住在長滿九芎樹林的人。同「姓氏」的氏族群，具有外婚限制、司祭權承襲、和身份認同等重要意義。賽夏社會，就是經過這種嚴密的父系氏族組織，與零星鬆散的地域聚落組織的共同運作，交織形成部落內與跨部落間的結合基礎。